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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到这里，他走到台前，举手向全场的教员们行了一个军礼。顿时，全场响起了一阵雷鸣般的掌声。刘伯承在台上侃侃而谈，风趣幽默，深邃透彻；教职员工们在台下细细聆听，点头称赞，喜形于色。他们就象品尝一杯香醇美味的露酒，心里感到无比舒坦。这种心与心的相贴，情与情的交融，是对尊师重道的共识，是全院上下献身教育事业的交响乐章。
望着刘伯承朴实、诚挚的笑容，大家想起了他关怀教员、尊重教员的一桩桩往事——院办公室的秘书想起了院党委“编外委员”的故事。有一个从南京工学院招聘来的教员，不仅科技课讲得好，还编写了一套通俗易懂的军事科普教材，深受学员们欢迎。刘伯承对这个教员十分尊重。每当召开全院大会时，他就指示院办把这个教员请到主席台上，和院的领导干部坐在一起。人们都亲昵地称这个教员为院党委的“编外委员”。
训练部的参谋想起了“二两米”的故事。建国初期，全军实行供给制。
当时学员的供给标准是每人每日28两（每斤16两制）米，而院校教员和干部却只有26两米。为了这二两米的差别，刘伯承签发了一个给中央军委的报告，建议院校教员和干部的待遇应与学员一样，“即若因财政困难，则将学员与院校工作人员一同日领26两米也好。”
政治部的干事想起了电影票的故事。开学不久的一个周末，文化俱乐部的干事们正在给全院分发电影票。这时，突然接到了刘伯承打来的一个电话，嘱咐他们给每个正在上课的教员多发一两张票，以便他们偕同爱人、孩子一起欢度周末。这件事使干事们深受教育。以后，他们把刘伯承的这一指示变成一项制度，每逢周末和节假日发电影票、演出票时，都对教员实行优待。
院务部的助理员想起了写字台和皮椅子的故事。这一年的春天，营房部给全院配发营具时，按标准，团以上干部才能发一张写字台和一把皮椅子。
刘伯承指示营房部，对教员要打破级别限制，每人都发一张写字台和一把皮椅子，以照顾他们工作上的需要。在刘伯承的支持下，军事学院还试行过一段“教员补贴费”制度，即每月增发给教员一些钱，让他们购买学习进修的书籍杂志。
这一件件、一桩桩的往事，乍看起来似乎微不足道。但是，它却如同一盆炭火，温暖着每个教员的心房；如同绵绵春雨，滋润着每个教员的心田。
由刘伯承提出并身体力行的“尊师重道”的口号，将永远镌刻在人民解放军院校建设的史册上。
第四节“水龙头”与“重工业”
一天，刘伯承收到了周恩来的一个批件。批件上写着：伯承同志：从国外来京的高明翻译6人，本拟以两人分往军事学院。
但他们坚决反对分开，并反复声明不懂军事，不愿任军事译员而专往党和国家机关工作。因此，无法劝他们前往军事学院。
实情如此，特复，并致以敬礼！
读完批件，他长长地叹了一口气。他明白，解决眼下事关训练全局的翻译问题，需要另寻蹊径了。依他的指导思想来说，办好军事学院，固然要立足于本国的实际，认真学习与总结中国革命战争的经验。但是，只学习总结本国的经验是不够的。还要学习与借鉴外国军队先进的军事科学技术和先进的军事理论与作战经验。眼下，军事学院所缺的，正是这方面的教材。学员上课使用的教材，都是“热锅炒、热锅卖”，即先组织一些人把外军的有关教材翻译出来，然后加以改写而成的。因此，精通外文而又懂得军事的译员，在学院的教学与科研工作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一个多月之前，刘伯承在北京开会时，听外交部的人讲，有6名外国语言专家即将来京专任翻译工作。
于是，他提笔给周恩来写了一封信，请求将其中的两名分给军事学院，以解决教学上的燃眉之急。没想到，他的这个请求落空了。
既然从上面调不来，只好自力更生、依靠自己的力量解决问题。
刘伯承决定从地方大学外语系选调十几名青年知识分子，来军事学院边学习边工作，培养他们作军事译员。
当这些青年人高高兴兴来军事学院报到的时候，刘伯承亲切会见了他们，给他们讲述作军事译员的重要性，希望他们勇于实践，边干边学，争取经过一段时间的磨炼，由一般的外文翻译成长为军事科学的翻译，即学术翻译。
这些青年人见德高望重的老院长这样和蔼可亲，平易近人，也就无拘无束地与他交谈起来。
有个人对他说，自己喜欢文艺，不大愿意作军事翻译。他风趣地说：“你喜欢文艺，这很好。但学点‘武艺’也很好嘛！要知道，军事战线是保卫祖国的一条极其重要的战线。”
另一些人向他反映：现在是学俄语吃香，英、法、德、日等语种好象不怎么行时了。
他耐心地加以开导：“你们青年人，无论学习、工作、为人处世，都要牢牢记住毛主席的话，要有实事求是之心，不要有哗众取宠之意。不要追时髦、赶浪头。我们要建设一个新中国，要学习外国先进的科学技术。要与世界各个友好国家交往，需要掌握许多国家的语言。俄语需要，英语、法语、德语、日语同样需要。它们都是重要的工具。你们有精力的话，应该学第二外语、第三外语。要把眼光放远一点，看长一点嘛！”
刘伯承还根据自己20余年搞军事翻译的经验，对这些青年译员在业务上进行具体指导。他指出：作一个好的军事译员，必须具备三个方面的基本功，一是外文的基本功，二是中文的基本功，三是军事素质的基本功。这三个方面是相辅相成的，“三套本领，缺一不可”。他强调要学好语法，从根本上掌握语言的基本规律。现身说法介绍他当年在苏联学俄语的体会：“单词就象一个个铜钱，语法就象一根钱串子。积累了许多单词，就象积累了许多铜钱，但如果没有一根钱串子，就不能把它们提起来。”为此，他开列了当时中华书局出版的《俄语句法》、《俄语常用语例解》等语法工具书，让训练部购买，发给他们学习、使用。
在中文方面，刘伯承强调要学点语法修辞，加强中文修养，提高表达能力。他指示训练部邀请专家学者，专门给这些青年译员开设现代汉语语法修辞讲座，每人发一本《新著国语文法》。他还多次嘱咐他们阅读鲁迅的小说、杂文和中国优秀的古典文学作品，说：”读书利于叙述，读杂文利于论辩，而读《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三国演义》、《儒林外史》、《老残游记》之类的优秀文学作品，可以熟知中国人如何说话，如何使中国人听得懂、记得祝”在刘伯承的精心培养下，不到一年时间，这些青年译员的外语水平和中文水平有了明显的提高，能比较流畅地翻译外国军事教材和其他军事著作了。但是，他们的军事知识还比较缺乏，军事素质还比较差。反映在他们的译稿中，则常常出现错译的现象。例如，把“包围”译成“周围”，把“混成旅”译成“杂种旅”，把“海军陆战队”译成“水陆两用战斗队”，把”设置障碍物”、“排除障碍物”译成“盖房子”、“拆房子”等。
每当看到这样的译文时，刘伯承都忍俊不禁，对人说：“你看看，这些娃娃兵，真拿他们没办法。月亮坝头耍刀——明砍，巷巷里头扛竹竿——直进直出，拐不得一点儿弯嘞！”
怎么办呢？刘伯承决定再给他们接上军事知识“这一条腿”。让这些肯年译员和从地方大专院校招聘来的青年教员一起，下部队当兵代职锻炼，到各军兵种部队参观见学，观摩实兵示范演习和现地作业，参加在职军事干部短期集训班等等，给他们补上军事这一课，把军事“这一条腿”接起来。
为了勉励他们深造，刘伯承还力他们挥笔题词：“军事科学的翻译：在经验上，在理论上，必须有军事基本知识，才能钻研军事科学的本质；在俄文修养上，必须有掘发军事科学本质的能力；在中文修养上，必须有表达军事科学本质的能力。”这个寓意深远的题词，进一步给这些青年译员指明了努力方向。
刘伯承大力抓军事译员的培养，目的就是通过他们的工作，了解外国军事科学技术的发展，掌握世界军事斗争的形势，从而编写出高质量的教材。
他经常把翻译工作称为学术研究的“水龙头”，把教材编写称为学院建设的“重工业”。他多次对军事译员们说：常言道“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你们的工作就是劝他山之石”，其目的就是学习借鉴外国先进的军事科学技术和作战经验，提高我军的军事理论水平，提高我军在现代化战争中的作战能力。从这个意义上讲，没有好的翻译就没有好的教材。翻译这支“水龙头”必须灵敏、畅通而不堵塞，全院的“重工业”建设才能面向未来，才能充满生机和活力。
为此，刘伯承领导翻译室的译员和各教授会的教员，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苏联红军的一些教材为基础，结合世界军事科学技术的最新发展，依照人民解放军现有武器技术装备状况，编写学员上课使用的各类教材。
这项工作是十分繁重而又艰苦的。以军事教材为例，从团到军、再到集团军和方面军，从军兵种知识到军兵种技术、战术，从各军兵种战术到合同战术，从合同战术概则到想定作业，再到想定作业指导法，多达二、三百种，是一个庞大的教材体系。
对这个庞大教材体系中的一些重点教材，刘伯承亲自审阅，仔仔细细地修改。对每句话、每个词，甚至每个标点的使用，他都反复推敲、认真琢磨，考虑如何表达才能做到准确无误。他在给训练部长陈伯钧的一封信中谈到，自己之所以要花大气力做这些细微的工作，是因为诚恐马克思主义军事科学为老百姓或半军人所曲解，从而以讹传讹、误人子弟，贻害国防建设之大业。
从1951年下半年开始，刘伯承在审阅修改教材当中，颇感头疼的一件事是使用军事术语不统一、不规范，致使学术思想混乱芜杂。他感到，作为全军的最高军事学府，军事学院有责任做好统一军事术语的工作。一方面，需要对传统的军事术语，包括人民解放军使用的军事术语加以整理；另一方面，则需要引进一大批新的现代的军事术语。
如何统一军语？刘伯承提出，首先要“正本清源”，从翻译做起。在确定军语译名时要做到：一、根据军事科学实质正确命名；二、文字表达清晰通俗，不使互相混淆；三、中国原有军语，尤其是人民解放军用过的军语，尽量引用，如有不统一者，则统一它。
根据这三条原则，学院修订了一系列重要的军语名词，如把“工兵”改为“工程兵”，把“战车”改为“坦克”，把“有生力量”改为“生动力量”，把“驱逐飞机”改为“歼击飞机”，把“统率机关”改为“领率机关”，把“河川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