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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有三急，出村不久，二辉就提议方便一下，我们都赞成，主要是怕在电影精彩的时候再出现内急。于是乎大伙跳进旁边的野地，一字排开，齐刷刷地掏出小鸡儿（若在白天，少不了又是一番比拼，当然是比谁尿的远）。
尿完收工，却发现少了胖子。
“二辉，二辉！”我们大声喊他。
“喊什么喊，我解大手哪，马上就好”，不远处传来二辉的声音。
不一会儿，二辉提着裤子过来了，“妈了个×的，刚才摸土坷垃擦屁股，居然摸到一叠纸，本来挺高兴，等擦完了才发现纸好像是漏的，弄我一手！”二辉骂骂咧咧。
“哈哈哈”我们捂着肚子大笑（那时候用土坷垃擦屁股，就像现在用手纸一样普通）。
电影的第一部是战争片，第二部是《画皮》，也就是那个年代最经典的恐怖片。《画皮》刚开演，我们几个便挤在一起，虽说有点春寒料峭，但也不至于那么冷，主要原因是害怕。
中途换片的空当，瞄了一下胖子，心里陡然一惊，我看到二辉的头顶居然有个影子。“是幻觉，看鬼片看的”，我安慰自己。
等我揉了揉左眼仔细一看，却差点坐到地上。那个影子已经转过头来，居然是我们村的锁柱媳妇，她脸上那块红痣我印象很深，因为曾去她家借过东西。忽然，她嘴角流出黑黑的东西，舌头伸出老长，眼睛斜斜地看着我。
不对啊，锁柱媳妇半个月前就死了，锁柱好赌，就是因为赌光了家产，他媳妇才在自家的梯子上上吊死了，我清晰地记得他们家出殡时的情景，娘家人不干，在葬礼上闹的不可开交。
片子很快就换好了，幕布上继续刚才的电影情节。我拍了一下二辉的肩膀，二辉一激灵，“我说能不能给个准备，想吓死我啊你！”二辉回头恨恨地看着我。
“不是，我有事跟你说”
“行了行了，什么事儿看完电影再说”。
“真的有事”我边说边向二辉挤眼。
“你们俩别吵了，要吵一边吵去”，旁边的人不乐意了。
挤眼是我们的暗号之一，二辉很不情愿地跟我出了人群。
“太不够意思了吧，什么事儿非得这会儿说”，二辉指着我的鼻子说。
“去，去，你手臭的不行”，我拨开二辉的手臂。
二辉把手凑到自己鼻子前闻了闻，尴尬地笑了笑：“什么事儿？说吧。”
“说出来你不要害怕”。
“得了吧你，我怕过谁？”
“你知道咱们村的锁柱媳妇吗？”我尽量平静地跟他说。
“她不是上吊死了吗？”二辉微微惊愕。
“可是她现在一直跟着你”二辉头上的影子晃了一下，忽然就不见了。也许，锁柱媳妇想不到我居然能看到她吧。
“哪里？在哪里？”我还没说完，二辉原地转了一个圈儿，声音都变了。
“现在走了”
“我靠，整我啊你，这样会死人的，大哥”，二辉急了。
“你听我说，刚才看电影的时候她真的一直跟着你。”
“啊？不会吧，那现在怎么办？”二辉对我还是有点佩服的，起码上次撞球遇蛇的事情后来听立军他们说了。
“我问你，你解大手的时候在哪里解的？”
“就在你们尿尿地方的不远处，本来是在平地上，可蹲下去“扎”屁股，看旁边一土堆，就在土堆上解的。”
“你有没想过那可能是个坟丘？”
“怎么会？咱们村的坟地在村南，那里是村东的麦地，别蒙我啦。”
“你忘了？锁柱媳妇出殡那天他们娘家人为什么闹？不就是嫌锁柱媳妇不是正常死的，不让进祖坟，最后埋在他们自家麦地里了。”
“靠！这么说我擦屁股的纸是”二辉的声音有点抖。
“对，是纸钱！”我帮他说了出来。
“我说呢，好好的纸怎么会把屎擦到手上，原来那纸是人家故意剪漏的”。
“唉，你在人家坟丘上拉屎，用人家的纸钱擦屁股，她不跟着你才怪，没把你小鸡儿给咬掉算是不错了”因为看不到他头上的影子了，我跟胖子开着玩笑。
“别闹了，大哥，我错了还不行吗，到底怎么办啊？”二辉眼泪都出来了。
“说实话，我也不知道怎么办，不过，你可以让你妈去问问邻村的圣姑”，我真的不知道怎么跟锁柱媳妇打交道，想起她那长长的舌头还心有余悸，只好给他出个主意，“不过，这事儿千万不要跟立军他们说！”
“哦”，二辉点了点头。其实，我是怕他们看了《画皮》，本来就害怕，再听到这事儿，都不敢回家了。我自己因为从小就已经习惯了看到这些，倒是不怎么害怕。
第九章 露天电影（二）
《画皮》演完已经快半夜了，大家还沉浸在电影的恐怖情节当中，回去的时候自然也都是“各怀鬼胎”，远不像来的时候那样有说有笑。
半路上，大家碰到一个难题：刘漠，不敢一个人回家了。
谁去送刘漠？大家都把目光集中到我身上，他们自然知道我常去他家“蹭饭”，理所当然该我去送，我也愿意接受这个任务，可关键是还有一位，就是一直拽着我手的这位胖子，他说什么也要跟我一起走，大伙儿怎么劝都不管用。也好，送完刘漠正好有个伴儿回家。
刘漠家离我们村并不远，走路也就二十分钟不到，只是要过一小段庄稼地。一路有一搭没一搭的闲话中，就到了田老师家门口，看着刘漠跑进院子里，我和二辉也开始原路返回。
走到那片庄稼地的时候，我忽然发现远处有一点灯光，亮度不大，忽明忽暗地却是十分显眼。估算着时间应该是子时左右，这个点谁还打着灯笼走夜路？我有点疑惑。
我的手忽然一紧，估计二辉也看到了那点灯光。
“你说谁这么晚了还走夜路？”我轻声问道。
“管他呢，咱们还是回家吧”，二辉的牙齿有点冷。
“要不咱们去看看，没准儿是看电影迷路的小孩子呢”。
“你雷锋叔叔啊？”二辉显然不高兴了。
“要不你走慢点，我跑过去看一眼就回来找你。”
“还还是咱俩一起去看吧”。
之所以要去看看，是因为觉得看那点灯光有些奇怪，因为我的左眼和天目相通，只要集中注意力，哪怕在夜间，比一般人也看的远得多，但今晚只是看到那点灯光，却看不到出来是谁在提着灯笼，难道那灯笼是悬浮的？
我们加快脚步，离灯光越来越近，终于看清了，是老铁头。
老铁头是我们村的老光棍儿，据说曾经还是个“知青”，真名叫什么不知道了，因为人长的又黑又瘦，整天胡子拉碴的，所以大伙都叫他“老铁头”。老铁头吃大锅饭的时候好吃懒做，有点小偷小摸毛病，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照样懒惰，小偷小摸的毛病依然未改，一次因为偷玉米左腿被人打瘸了，落下了残疾，后来就推一独轮车卖瓜子和糖豆什么的。还别说，这家伙庄稼活做的一无是处，算账却是倍儿清楚，瓜子儿8分钱一斤，你说来3分钱的，他立刻就给你称出3两7钱5。村里人提起他一般都让三分，谁愿意跟一个有过小偷小摸行为的光棍儿汉较真儿呢。
“你说老铁头这么晚去做什么，是不是又要去偷东西？”我悄悄地说。
“哼，肯定没好事儿，咱们悄悄跟着他，也抓他个现行！”二辉忽然来了精神，恨恨地说。
其实，不只是二辉恨他，立军、我包括刘漠都对他“恨之入骨”。起因是前年深秋，山药（学名叫红薯）快熟了，星期天刘漠来找我们，于是几个人跑到野地里玩儿，玩儿累了就想顺几个山药吃。刘漠第一次来，这事儿不能让他做（估计他也不会做），我们仨分头行动，偷刨了几个山药，然后到离山药地较远的空地，挖个洞，把山药埋进去，盖上一层浮土，拾点干柴火，在浮土上烤起火来。等到火烧的差不多了，把山药小心地挖出来，啧啧，你就吃吧，越吃越香，绝对和现在城里卖的“烤红薯”不是一个味儿。
按说小孩子做这些事情也不为过，大人一般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更没有人来烤火的地方找我们“算账”，没准儿他们那会儿还偷过生产队的山药烤着吃了呢。可是，那天也赶上我们几个倒霉，碰到老铁头也来偷山药，他目标大，加上人缘又差，大人都对他有了防范，所以出来大半天居然没得手的机会，正郁闷着往回走，忽然看见了我们烤火的烟雾，就一直在离我们不远的地方坐着，当时我们也看到他了，谁也没把他当回事儿，等烟雾逐渐熄了。他背着个粪筐一瘸一瘸地过来了。
“你们几个干什么呢？”他指着我们问。
“烤火呢，关你屁事！”二辉说话比较直。
“烤火？那底下是什么？”他指着刚刚熄灭的灰烬说。
“地下那不是灰吗？”立军故意跟他打岔。
“我说的是底下，不是地上的灰。”老铁头不慌不忙，边说边从粪筐里拿出一三齿铁钩，几下就把我们刚刚烤熟的山药刨了出来。
“好啊你们几个小崽子，敢偷社会主义山药，说轻了你们这是偷，说重了这叫‘现行反革命’！挖社会主义墙角！”也不知他从哪里学来的词儿，全甩我们头上了。
我们几个当时就傻了，“现行反革命”，“挖社会主义墙角”，这些在无线电里才听到的词汇，居然摊我们头上，谁还敢说什么。一个个乖乖的低着头，好像真的成了“现行反革命”。
“这样吧，看你们几个还算是认错态度良好，我先不跟生产队里说，不过赃物我先收了。”说着小心翼翼地把几个喷香的烤山药捡到自己粪筐里。
我们几个使劲儿咽了咽吐沫，却是没敢吱声。
“走，跟我找你们大人说理去！”
就这样，我们几个低着头，跟着趾高气扬的老铁头分别去了自己家，到了家里，老铁头把哪些“高帽子”给我们头上一戴，家长们哪儿敢惹他，乖乖地给他赔不是，末了还送上几个黄灿灿的玉米饼子（好像刘漠的妈妈田老师送给他的是两个白白的馒头）。
送走了老铁头，接下来我们几个“享受”的待遇差不多，都是正宗的“家庭暴力”。
后来我们才知道是那老家伙在唬我们，那时候已经实现联产承包责任制，我们偷的几个山药都是“包产到户”自留地里的作物，属于个人的，顶多跟山药的主人道个歉了事。什么“现行反革命”，“挖社会主义墙角”，全是原来他偷生产队庄稼被抓挨批时公社里送给他的词汇，这可倒好，全用我们头上了，可怜我们几个年岁小，哪儿经得住他这么吓唬，一个个害怕得屁都没敢放一个。
引用毛主席的一句话：“敌人像弹簧，你强他就弱，你弱他就强”，可惜当时一个反抗的也没有。
更可气的是，他早不抓，晚不抓，偏偏等我们把山药烤熟了才抓，我们几个不光没吃上烤山药，连家里大人也要赔上一堆好话，还搭上几个黄灿灿的玉米饼子，当然，屁股上还有“家庭暴力”之后遗留下来的巴掌印迹。
从此，我们几个一提到老铁头，恨得牙根儿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