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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生命的两极 作者：叶辛
生命的两极，指的是承载作者生命、为作者创作提供取之不尽的源泉的两块热土－－生活了21年的贵州山区和童年、中年生活工作的上海及江南水乡。对两极的自然风景，民俗风情、历史典故等的描述，是真情的流露，毫无雕琢浮华之弊病；书中的“说说《孽债》”，讲述了这部人们喜闻乐见的作品背后的故事及由此而引发的文化现象；不管在何时何地，“两极”都在作者的胸中涌动，给他创伤的灵感。
第一章 罕见的屯堡奇观（1）
难抵安顺
这是深藏于我心中，久已想写的一篇文字。
说起来是三十年前的事了。
我插队落户的山乡修文县久长，古时候的名称叫狗场坝。插队的时间长了，我渐渐发现，在蛮荒偏远一点的大山里，现在还有不少地方仍叫猫场、鸡场、蛇场、羊场什么的。可能是久长离公路近一些吧，一些文人雅士嫌这个名称过于俗气，依谐音给改了久长。
久长这地方，属于贵州省的安顺地区。我们一帮外来的知识青年，很快就发现，省会城市贵阳，离我们要近一些，相反，地区所在的安顺，却离我们很远。好多知青贵阳已去过多回，安顺还一次都没去过。
我是直到插队第二年的秋收以后，才得到机会去安顺的。
那是1970年的深秋季节，“文革”中的武斗已逐渐平息。我在贵阳坐上了一辆卡车，去往安顺。说是坐，其实是站着。卡车的车厢里并没有座位。但这卡车却又是卖票的，贵阳到安顺的客车票原本是二块二角，只因是卡车，他只收我们一块五角。说是打折。那么长途客车呢，原来前几年的武斗，客车时常被用来横在马路上挡道，全都开不得了。现在刚刚恢复交通，只能征用一些工厂的卡车暂时用着。
这卡车交通也不正规，要开就开，要停就停，开开停停地折腾了三个多小时，在离开安顺还有十几里的地方，则死活不愿往前开了。说安顺就在前面，十几里路，走一个多小时就到了。你们就走着去吧。
同车的旅客自然不依，和司机、售票员争执。争了一阵子也不起作用，卡车调过头，鸣了几声喇叭，扬起一片尘土，开走了。
于是乎我们就顺着贵黄公路往前走。贵阳到安顺，照理应该叫贵安公路，为什么要叫贵黄公路呢？
那时候年轻，我什么都觉得好奇，什么都要问。一问才知道，原来举世闻名的黄果树瀑布就在安顺的前面。公路一直修到黄果树瀑布，故而就叫贵黄公路。
到贵州快两年了，对贵州的山水土地，我已慢慢地熟悉。在敞篷卡车上眺望远近山野时，我已经发现，车开过平坝县的时候，这里的山野村寨，带着一点秀气，也带着一点雅气。和贵州其他地方的景观有点儿不同。下车以后走不多久，看得更加细了，果然有了惊人的发现。
奇怪的“京”族
一路走过去，只见公路边，两旁的田埂上，远远近近的村寨里外，男子都穿着长袍和尖头钉鞋，女子更是清一色的古装。
日常的穿着打扮，显然和我们不一样。
贵州是个多民族的省份，我认定他们是少数民族无疑。只是，他们肯定不是我已见过的苗族、侗族、布依族。
他们属于哪个民族呢？
迎面就时有担着空水桶去井边挑水的姑娘和妇女，我不由颇有兴味地暗自对她们细细地观察着。她们身穿天蓝色的左衽布大袖长袍，领子和袍袖的边沿镶着红艳艳的花边。同行的知青不由笑着调侃道，你们看，“文化大革命”盛行的红色，都传到少数民族的服饰上来了。
但是行不多久，我就发现，红色的花边只不过是她们选择的众多花色中的一种花色而已，在一路我们遇见的妇女身上，除了红色花边，各种彩色的花边都能见到。她们的腰间还系着真丝的黑色宽带，缀有乌黑发亮的丝罗带。
一路走着的贵州人告诉我们，识别迎面而来的女子已婚和未婚，只要瞅发式就行了。未婚姑娘往往是长辫过膝，不挽髻。已婚的就要挽髻，插着银制或是玉制的十字。还包有头帕，老年妇女包黑色帕子，中年妇女往往包的是白帕。
边行边看，我还有两个发现，一是我们眼前看到在干活的，无论是去水井边挑水的，还是在远近田土里干活的，基本上清一色都是女子，几乎没见
男人在像模像样地干活。二是这些人的说话口音，和我们逐渐熟悉起来的贵州话不一样，听她们远远地和人挥手打招呼、尤其是拖长了声气吆喊的嗓音，很像是北方某地的方言。
正是这两点和我插队的砂锅寨农民迥然不同的地方，使我产生了疑惑，我不由得问一路同行的贵州老乡，这是哪个少数民族。
贵州老乡说：“他们呀，是京族。”
于是我就记住了他们是京族的说法。走过离公路边较近的村寨，我还细细地打量着“京”族人的生活环境。和卡车开过的平坝相似，“京”族的寨子往往都建在挨着山坡脚的平顺地势。青山绿水，绿荫掩映着青砖的瓦房，缕缕炊烟飘散中，那水色、那情调，恰似我熟悉的江南水乡风光。比起我插队的寨子来，明显地要强一些。
回到砂锅寨，我翻开从上海带到乡下的新华字典，进一步的疑惑产生了。在中国的少数民族中，是有京族，但是字典上写得明明白白，这京族在广西防城县的三座小岛上，一共只有五千多人口。以后又查书籍，我发现广西京族不是我见到的“京族”，不但服饰不一样，就连生活习俗也大不相同，那么，贵州安顺附近的所谓“京”族，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戏剧的活化石——地戏
彻底解开这个谜，是迟至20世纪80年代的事了。
罕见的屯堡奇观（2）
况且事情还有一点偶然，那纯粹是从我开始观看奇特的地戏演出引起。
地戏复苏于80年代初期。那个时候，贵州乡村实行了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村经济开始好转，乡民们有了饭吃，手上有了活钱，身上的服饰自然多多少少地讲究起来，我插队期间看惯了的补巴叠补巴的破烂衣裳，逐渐消失。丰收以后，尤其是逢年过节，农民们已不满足于燃放鞭炮欢吃狂喝一顿。他们要乐，他们也要有文化生活，表达他们人生的存在和喜悦的心
情。
于是地戏演出就在乡间复活了。
那时候我已在贵州省任《山花》杂志的主编，我办公室的隔壁，就是贵州省音协主席的办公室，休息闲聊的时候，他几次热情地要我去乡村里看一看地戏，他说现在地戏可了不得，国内外的专家学者们竞相前来研究，被称为是戏剧的活化石。说话间，剧协的主席也跟着来帮腔，说剧协要和音协组织的侗族无伴奏大歌一起，让安顺乡下屯堡演出的地戏，到法国去演出。这两样原汁原味的艺术样式，是喜欢古朴艺术的法国人指名邀请的。
这么好的东西，不看当然是很遗憾的。
于是乎，候准了季节，在去安顺的时候，我就去看了几次地戏的演出。
所谓地戏，实际就是在平地上演出的戏剧。但是在贵州的乡间，要找一块彻底平顺的坝子，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此，我看到的地戏舞台，仅仅只是山坡、寨子中央的晒谷坪、及相对平顺的坝子上的演出。观众大多站在坝子四周的山坡上，或是村寨团转的木板房上、树上、坝墙上，里三层、外三层地围着观赏。那气氛很像城市路人围观“猢狲出把戏”那么一种情景。只是气氛要热烈得多，大人喊、娃儿叫，姑娘们穿上花衣衫、小伙子往往蛮横地抢占着最好的地形，唯恐在观看中漏掉了精彩的一招一式。
地戏的演员们不像一般戏剧中那样须脸部化妆，而是穿着一色的蓝黑双色的长衫，黑面白底布鞋。同其他戏剧不同的是，每个演员都戴着一只木雕的面具。形象生动，神态各异，雕刻的手法十分夸张。考究的面具必然连着头盔，油刷得金碧辉煌，给人以神采奕奕之感。面具雕出的形象，便是剧中人的身份。扮演者都十分自由，男人可以演女角，反之，女人也可以演男角。戏演出的过程中，有唱、有打，也有对白。对白的声音又使我想起似曾听到过的北方话，对白的韵律总让我想起上海弄堂里曾经在孩子们中间盛行一时的绕口令：“蜜蜂叮瘌痢，瘌痢背洋枪，洋枪打老虎，老虎吃小孩”
细细地听着绕口令一般的对白，让我有了新的发现。
就如同现代地方戏剧中的对白不易听明白、听懂一样，地戏的对白必须入神细听，才能听出点儿道道来。
当我奋力挤到前头，听到：“吾奉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之类话语的时候，我就露出了会心的微笑，我晓得后面还要说些什么了。果然，那几句我熟悉的吟诵从演员的嘴里吐了出来：
前面摆起三条剑，
后面架起九丛矛。
前面来者剑上死，
后面来者矛上亡。
这韵律，这节奏，是我插队期间从砂锅寨娃娃们嘴里经常听到的呀。
地戏中最精彩的莫过于武打了。
地戏的武打是任何现代戏剧舞台上都没有的表演程式，俗称“套路”。一旦戏演到高潮，矛盾尖锐、武打激烈时，那套路便一一变幻、有板有眼地转换起来，就像是千军万马在那里死命地厮杀。
最令我看得出神并终于开窍的，就是这厮杀。因为无论哪个名称的套路都得跳，跳得激烈之处，演员们全都进入了角色，锣响、鼓也齐，坝子里地坪上的尘土跟着飞速踢踏腾跳激越的脚步轻扬起来，那情景活似硝烟弥漫的战场。围得密密实实的观众群自然更是鸦雀无声，一起进了戏。一场戏结束，必报以热烈的掌声。
读者诸君可能已经明白，这轰动一时的地戏演出，少不得打，少不得跳。故而在当地，演地戏也叫跳地戏。
正是在看了几出地戏后，我终于恍然大悟，如果它真是戏剧的活化石，那么在我插队落户的“文化大革命”中，就已经看过。只不过那时候这玩艺儿不叫地戏，叫“跳神”。
有一回，是寒冽的腊月间了，隔邻寨子上死了一个近九十岁的老人。有人说他家是四世同堂，有人说如果把刚出生不久又只会哭不会说的那个小孙孙一起算上，他家这是真正的五世同堂了。
这么一位有身份的老人离开人世，总是要热闹一番的。四乡八寨的亲属赶来参加吊唁，人多得一个小小的寨子上住不下，不少客人因此住到了砂锅寨来。我那时在大队耕读小学里教书，有个学生就是死者的重孙，于是也跟着寨子上的小伙子们冒着冷风细雨，去看了一阵子热闹。奇怪的是，老人家中并没有多少悲伤气氛。围着火塘而坐的人中，不时地还有人在唱歌。我正是在那一次，真正地体会到民间称死人是“白喜”的情形。坐了一阵，夜深了，我就告辞想回去，那个学生劝我不要走，他凑近我的耳朵说，等大队和公社的干部们走了，还要演戏，好玩得很！你从来没见过的。我问他演什么，他神秘地让我不要声张，说到半夜时分，还要玩“跳神”。
罕见的屯堡奇观（3）
跳神！
那不是在搞封建迷信吗？但我没有吭气，那年头我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