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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当歌，人生几何？”也有凭借酒力来创作的，像李白，“李白斗酒诗百篇”。而让茶酒在诗坛中并驾齐驱的是白居易。白居易是“茶铛酒杓不相离”的，“看风小槪志疲成盥煌氩琛保弧熬偻分芯坪螅炙鞑枋薄保弧捌鸪⒁煌胲卸烈恍惺椤保弧耙共枰涣借迹镆魅保弧盎蛞枰徽担蛞魇徽隆钡鹊取Ｒ圆柚乃迹貌枥葱涯裕故欠浅Ｊ屎衔业模也缓镁疲膊荒芎染疲薹ㄏ窭畎啄茄岸肪剖倨保荒苄О拙右字ǎ耙枰恢眩魇徽隆薄！�
我喝茶的历史是不短了，但仍未养成喝功夫茶的耐心和毅力以及那份细致，更不懂茶道，不过，我爱听僧家那句斗机锋时常用的话：无事么？喝茶去！我从这句话中当然是悟不出什么高深的禅理的，但我会非常开心地去泡一杯茶，坐下来，写作。我这一生，喝茶的历史和写作的历史是一样长的。写作和喝茶几乎同时进行。
古人说：买得青山只种茶。信然！识得此中滋味，觅来无上清凉。不种茶树又种什么！
（2001年9月）
共和国５０年
50是个吉利的数字。
50周年当然是个喜庆之年。
当国庆50周年的日子走近我们的时候，我的眼前历历在目地浮现出已经逝去的那些个大庆之年的情形。
国庆10周年的时候，我10岁，是一个小学三年级的学生。可举国欢腾、普天同庆的热烈气氛深深地留在我的记忆里。我挤在欢乐的人群里看大游行，我坐在第一排看文艺节目，记得正是那一天，我坐得那么近地第一次看到了独具风采的新疆舞蹈。到了夜晚，我怀着急切期盼的心情等待盛开在夜空中的礼花。那年头，我已不知不觉地爱上了文学，虽说在念小学，但我已经不知天高地厚地读了很多我们这一代人几乎都读过的《林海雪原》、《敌后武工队》、《烈火金刚》、《青春之歌》、《战斗的青春》、《野火春风斗古城》等等长篇小说。像许多男孩子一样，热衷于议论着这些小说中“战斗”的场面和革命的经历。
国庆20周年的时候，我已是贵州山乡里的一个知青。过节那几天，正是秋日里难得的晴天。寨子上宣布，为抢节气，收获成熟了的庄稼，一律坚持出工，以“抓革命、促生产”的具体行动，庆祝国庆20周年。那一天，从清晨到傍晚，我和山乡里的农民们一起，整整割了一天的水稻，把一担一担尚未干透的谷子，从田坝上挑回晒谷坪上。大约是队长听了我们几个知青一整天的唠叨，在太阳落坡之前，总算让我们几个男女知青提前收工了。也许是从一天繁重的劳动中解脱了出来，也许是想到回去后总算可以杀鸡、煮肉打一顿“牙祭”过节了，走回寨子的路上，我感到这一天的晚霞格外的美丽。栖居山乡，天天沉浸于农事的劳作之中，翻来覆去读的，就是我下乡时带去的那几本我特别喜欢的书：《罗密欧与朱丽叶》、《贝姨》、《红与黑》、《父与子》、《贵族之家》、《契诃夫小说选》、《杜布罗夫斯基》在当时，这些都属于禁书。幸好无论是山寨上的农民，还是周围的知青，谁都不曾去打过“小报告”。
国庆30周年的时候，我仍生活在那个叫“砂锅寨”的地方。不过文学已和我交上了朋友，我出版了最早的三本书《高高的苗岭》、《深夜马蹄声》、《岩鹰》。根据《高高的苗岭》改编的电影《火娃》已在全国上映，它竟然还在我插队落户的山乡拉起白色的幕布放了一回。而一部新的长篇已赶在十·一前出版的当年第五期《收获》上刊出，那就是完全依照我的心愿仅花半年时间写出的《我们这一代年轻人》。喜事一件一件接踵而至，贵州作协将遵照省里指示把我调去当专业作家，我在完成了长篇小说《山风凛冽》的创作之后，又完成了《蹉跎岁月》，我的孩子也即将出生。但我无意沉浸在这一片喜悦之中，我如饥似渴地阅读着重新出版的大量的书籍，有“文革”之前出版过的，也有新翻译进来的，还有无数新涌现的中青年作家们创作的，我深知文艺春天的来之不易，我珍惜命运赐予我的这一珍贵的时期。以后的好些年里，我婉辞了一次次的盛情相邀，我谢绝了几乎每个月都能收到的“笔会”请柬，我日以继夜地写着、写着。今天写作，明天写作，后天还是写作，天天都在辛勤地耕耘中度过。所幸的是，那些年里写出的几乎所有的作品，每一本都印成了书。
国庆40周年的时候，我步入了不惑之年。也许是年龄的关系，生活在内地省城，到了过节的日子，我分外地思念起故乡上海。恰巧又逢我母亲患了眼疾，她盼望着我这个游子归乡，我正式向贵州提出了调回上海工作的请求。一边一次一次地去找领导，申诉调回的理由，一边在家中构思着一部新的长篇小说《孽债》。我在省城生活已经七年了，七年中我由对省城的生疏、不适应到渐渐地融入省城社会。根据省城生活的体验，我写下了三部长篇小说《省城里的风流韵事》、《家庭的阴影》与《眩目的云彩》。结合自己的创作实践，我和同时代所有的中青年作家们一起回顾着新时期文学十年的历程，思考着又一个十年的文学路子该怎么走。不论是传统的作家还是前卫的作家，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所有的作家都感到，中国的文学还需要创造更灿烂的辉煌。
国庆50周年就这样来到了我们跟前，新中国50年的文学创造了前所未有的辉煌，新中国50年的文学也和祖国的命运一样经历了曲折和坎坷。五十周年大庆，和世纪之交联在一起，回顾百年沧桑，喜看50年巨变，展望辉煌前景，中国的文学事业，一定会伴随着共和国前进的步伐，在老、中、青三代作家们的耕耘努力之下，昂首阔步地迈向新的世纪。
（1999年10月1日）
童年看山
小时候，生活在上海永嘉路的弄堂里，整天接触的是弄堂里的伙伴，看惯了弄堂里青砖和红砖的楼房墙壁。走出弄堂，是不宽的两条马路，和马路上的商店，如粮店、酱油店、水果店、皮鞋店、理发店。我特别对皮鞋店有突出的印象，因为班上一个同学就是皮鞋店的“小开”，大人们说，他家父亲的皮鞋是手工做的，卖得特别贵。上学的时候，他穿着皮鞋来，我们一帮穿球鞋、布鞋的同学，就要围着他，看他脚上的皮鞋。他呢，有时候漫不经心，不大愿意回答我们好奇的问题；有时候会翘起鞋底，给我们看他皮鞋的质量，不无自傲地说
：这是真正硬帮皮底的。除了弄堂、马路、学校的教室和操场，看得最多的就是天空中的烟囱，天空中的云彩。此外，要走几站路，才能到热闹的淮海路；要走很远很远的路，才能到外滩，看黄浦江。那时候，总以为世界都是由弄堂、马路、楼房、商店组成的。
后来从书本上了解到，我们生活的地球，不但有城市，还有乡村；不但有平原，还有山区。而且不断地从电影、照片和画片上，看到山的样子。
可是，总有些问题在困惑着我：山，真是像画出来的一样么？山上怎么会有水，有树林，还能建房子？山上有马路吗，山上能开电车吗，山上有电影院吗？脑子里想得越多，就越是玄乎。
于是，我就在纸上画了一座又一座山，小山不必说，大山画出来，也没法解答我的问题。水往低处流，那么高的山，哪儿来的水？没有水，人怎么生活，树木花草怎么成活？想来想去，想成了一团乱麻，也解不开大山的谜。
我开始更入神地看书。连环画是不用说了，那上面画出的山，和我想像中的差不多，是不可能有马路有商店有电影院的。
长大一些了，跟着比我大的孩子去逛南京路，走进朵云轩，那里头挂了一张一张山水画。奇怪，山上明明没有水，这些古代和现代画家，怎么都把山和水画在一起。看，山上有亭子，有流水，还不止一处。影影绰绰的，亭子里还有人坐着。高高的白云深处，还画着几间房子，亭子里的人，想必住在那种房子里。可他们吃什么呢？
仍百思，不得其解。
有一次春游，去长风公园，公园里有山。我兴高采烈地去了，也爬上了铁臂山，还出了一身汗。站在山顶上，眺望远近景致，激动了好一会儿。我总算真正地爬过一次山了。
小学快毕业了，又是一次春游，要去佘山。大家都说，佘山是上海地区唯一的一座山，海拔只有90多米，不高的。
虽不高，那也是真山啊！我们议论了好久，期盼了好久，总算成行了，总算看到山上建的教堂了，总算走进天文台参观了。哦，山上的房子原来是这么建的，山上的人并不愁吃穿，他们也像上海城里的人一样生活着。
不过，还是有很多问题横梗在我的心头，山，对我仍有着许多不解之谜；山，在我心目中总带着几分神秘。我也始终不能真正地说清楚，山究竟是什么。
万万没想到，上山下乡去插队落户，我会到云贵高原，天天生活在大山的怀抱里，看够了山势、山野、山峦的景致；后来，我提起笔来创作，无论写到知识青年的生活，还是农民们的形象，都离不开他们栖息的山寨环境，我真正地熟悉了大山，了解了山区，对千姿百态的山峰，连绵坦荡的大山胸怀，雄峙挺立的山体，屏风般的山脊，还有山乡里常见的雾岚、清泉、飞瀑都有了真切的体会，深切的感受。特别是山乡里的路，崎岖的小路，历经岁月沧桑还残存的古驿道，马车道，砂砾公路，柏油马路，高等级的公路，每条路都是一段历史的见证。
那时候，回想起童年时代对山的困惑和烦扰，我会不由自主地哑然失笑。
哦，我的大山情结
（2002年7月）
教育与希望
插队落户的岁月里，我曾经教过几年书。那不是正规的学校，那只是偏僻小乡里的耕读小学。任命我当耕读小学教师之前，大队里对我说，我们这所学校，办是办起来了，可是学校缺课率很高，娃娃们特别是女娃娃们，要来就来，不愿意来就不来。师资也缺乏。现有的教师，只会教语文和算术，副课都不开。好几年里，已经没有一个小学毕业生进入公社的农中了。言下之意，对我去任教，充满了期待，寄予厚望。
登上山巅的庙上小学校，我不由大失所望。三间大教室，两间盖着瓦的，不少开着天窗。另一间和教师的办公室，都盖着茅草。原来在这教书的老师说，四间房都是漏的。作为操场的大院坝里也是一片狼藉，到处是绊脚的石头、碎砖、枯枝、落叶，环境很差。和我插队落户山乡秀丽的风光、旖旎的山川河谷，形成巨大的反差。
开学了，和很多的耕读小学的教师一样，除了教语文和算术，我还主动开出了体育课，唱歌课。要上体育课就要清扫作为操场的大院坝，我发动了全校师生的义务劳动，只用了半天的时间，大院坝里清扫得一干二净，排队做操再不会绊脚碍事了。我根据自己的记忆，简化了广播操的动作，教给偏远山乡里的这些男男女女，大大小小的娃娃；我还让另一位老师找来绳子，让他们举行拔河比赛，赛得这些孩子们前倾后仰，觉得这样上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