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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省里领导同志的关注和干预，这两位上海女知青在几个月以后，终于在偏远小县城的一家工厂里落实了工作，算是得到了归宿。但是她们的形象和经历，久久地留在我的记忆中。我时常想，其他知识青年呢，有没有落到生活的底层而无人问津的呢？
回上海探亲时，有人指着某个女子的背影告诉我，她也曾是知青，当年下嫁了当地人，挣扎着回到上海老家，栖居在住房紧张的娘家，没一份像样的工作，而她的丈夫和孩子，户口进不了上海。她在上海呢，生活不检点。
在我插队的那个县里，还流传着这么一个故事：两个知青在山乡里萌生感情，生下了一个小孩，考虑到有了未婚生孩子，以后永远也不能抽调；再说，孩子一生下来，就面临着营养及生计，根本养不活。有好心人出面，介绍了省城里一对结婚多年不曾生育的夫妇，收养了这个孩子。而这一对知青，回到上海以后，却又各奔东西，并没结成夫妻。
一次去昆明出差，我又听说了这么一件事：在西双版纳的一条街子上，有位从北京来旅游的中年女子，始终在屋檐下徘徊，嘴里喃喃自语着失悔和懊恼一类的话语。原来这女子是当初来版纳的北京知青，回城时离了婚，遗下一个孩子给自己的前夫抚养。她走得很轻松，回归北京之后落实了工作且很快有了新家。世间的事情有时经常阴差阳错，二度婚姻之后她再没生育。随着时间的流逝她越来越思念遗留在西双版纳和前夫生的儿子。终于她征得现今丈夫的同意，赶到版纳找儿子。她记得版纳的山，版纳的水，版纳的道路，她恰恰忘记了这里的农民世代都有迁居的习俗，她照着知青岁月记忆中的地址寻去，再没找到她渴念的儿子。于是乎她便有些失态地踟躇在赶场的街子上，逢到人询问，便讲她那失悔的心情和颇为曲折的经历
这件事传到我耳里已经多人转述，但听来仍让人悲伤。
吸引我的不仅仅只是这个故事，而是这个故事提供的地域：西双版纳。哦，这是一块多么美妙无比的土地！那里的风情习俗和上海相比，简直判若两个世界。
上海是海洋性气候，西双版纳是旱湿两季的山地气候；上海众多的人口和拥挤的住房是世界上出了名的，而西双版纳的家家户户都有一幢宽敞的庭院围抱的干栏式竹楼；上海有那么多的高楼和狭窄的弄堂，而西双版纳满目看到的是青的山、绿的水；上海号称东方的大都市，而西双版纳系沙漠带上的绿洲，是一块没有冬天的乐土，既被称为“山国”里的平原，又被形容为孔雀之乡、大象之国，它有那么多的神秘莫测的自然保护区和独特珍贵的热带雨林；上海开埠一百五十年的历史，孕育了海纳百川的上海人，而西双版纳由偏远蛮荒、瘴疴之区演变为世界闻名的旅游胜地的百年史，更富传奇色彩；上海人被人议论成精明而不高明、聪明而不豁达，而西双版纳的傣族兄弟姐妹，谦和、热情、纤柔、美丽，无论是在电影里和生活中，他们的形象都给人遐思无尽对比太强烈了，反差太大了。而恰巧傣族婚俗中的结婚、离婚手续比较简单，恰巧当年的知青和傣族女子由于差别的巨大而更为相互吸引，在插队岁月中有过恋情、爱情和婚姻的双方，到了大返城时知青的离异也就更多一些。
神奇的西双版纳（2）
在昆明的那个夜晚我失眠了，我想了很多很多，这些年里听说的知青情变故事，一一浮上心头。最初的构思逐渐在我心头萌动着，一些人物开始浮出水面，一些矛盾慢慢成型，这全都是西双版纳这块神奇的土地带给我的。直到今天我还和西双版纳保持着联系，2000年的夏秋之交，版纳州人民政府授予我为“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荣誉州民”，说我的创作对西双版纳州经济社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殊不知，《孽债》的创作本身，也从西双版纳这块土地上汲取了很多的养料。说着说着似乎离题了，至于《孽债》具体的艺术构思，我想在下一篇文字中接着谈。
（2001年2月）
《孽债》最初的“单线条”（1）
这是一个取单线发展的故事。
从一开始，我只想将这一题材写成线型结构的长篇小说，并且可以写得一点儿也不拖泥带水。
可能是因为我长期生活在贵州，接触过包括苗族、布依族、水族、侗族、彝族在内的众
多少数民族；尤其是在民族节日期间，少数民族的姑娘们穿上精心缝制的服装，戴上头饰，去街子、花场上跳芦笙、赶街的时候，我常常会突发奇想，要是这么一个纯情朴素的姑娘，走进上海市民拥塞的弄堂，走进一个平静的三口之家，会是怎么一个情景？
也许是多次这么想过，到构思《孽债》的时候，我首先想到的是像美霞这样俏丽的一个小姑娘，到上海来寻找她的生身父亲的情节。
这是长篇小说的“核”。
所有的亮点都随着这一个“核”在闪烁，在跃动。
以后所有的故事和情节的展开，都随着这一个“核”在转动。
有了这一点想像，其余的人物和故事都像插上了翅膀，能够腾跃起来，能够飞起来。
小姑娘到上海，寻找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父亲呢？
是沈若尘这样的父亲。他曾经在版纳呆过，和美霞的妈妈有过恋情，有过婚姻，有过一段难以忘怀的过去。也正因为此，才有了美霞。他现在是一个中年知识分子，是一位杂志社能干的编辑。为什么恰恰是编辑职业而不是其他职业呢？原因只有一个，我对这个职业的工作很熟悉。当作家之前，当了作家之后，我一直在与各个年龄层次的编辑打交道。整个80年代的后半期，我也一直在《山花》文学杂志社出任主编，和各式各样的编辑们共事。只是我安排沈若尘当的是一本社会型杂志的编辑，这样便于“他”更多地和社会各方面的人士接触和打交道，为的是在行文时更加自如一些。长篇小说的写作总是这样，不可能构思得面面俱到，写着、写着，会有很多原先想像不到的东西冒出来，把自己笔下的人物框得太死，限制得太紧，反而会束缚了手脚。《孽债》已经是我的第21本长篇小说了，不敢说有多少经验，失败的教训我是有一些的。有了美霞，有了父亲沈若尘，必须还得给沈若尘像所有的正常中年男子一样，安排一个家。也就是说，他回上海以后，又结了婚，有了一个儿子，宝贝儿子。于是就有了梅云清和儿子焰焰（电视剧中为叫起来爽口改成了“扬扬”）。
在产生最初构思的同时，我就想过，我要把故事各方的人物，都写成是社会上的好人，或者说是正常人。决不把一些不好的习性和脾气按在某个我不喜欢的人物身上。“好人”和“坏人”是我们这一代人从小看电影时就养成的欣赏习惯。社会上确实是有好人和坏人，那些罪犯甚至是很坏的坏人。但在文学作品中，读者更希望读到的是具体的人，活生生的人。简单地说，即使是写好人和坏人，也得写出他为何好，或是为何坏。
设想梅云清的时候，我就想像她是上海滩上聪明能干的、勤俭持家的、美丽善良的但又是有着自己喜怒哀乐的现代女性。她不是十全十美的，小说的第五章我写到她失身于始终痴痴地爱着她的李爽，这是我产生构思的时候就预见到会发生的事（电视剧中为了人物的完美和观众的认同没让她和李爽走到这一步）。即使这样，她还是一个好妻子。焰焰就是我们最常见到的独生子女。
来自远方的、自小在西双版纳长大的美霞，要走进的就是这样一个三口之家。她要和他们朝夕相处，一起吃饭，一起入睡，一起打发长长的一段日子。她的出现是一个引子，也是故事的全部。她是一个导火索，更是一颗炸弹。
就是炸弹。在想像美霞走进生身父亲的家时，我脑子里最清晰的一个概念，就是要让美霞的出现，像在家中扔了一颗炸弹。这颗炸弹在冒烟，在丝丝发响，随时都要爆炸。可它就是不炸。
人在这样的尴尬面前，自己的本性就会展露无遗。焰焰的反应当然是最直接、最不会掩饰的。他也不需要掩饰，但他本能地意识到，美霞是他厌恶的对象，他恨美霞，美霞的出现会夺去他的父爱。这就是人，尽管他还是孩子。梅云清是位中年妇女，她的反应自然要比自己的儿子复杂得多，但她还是接受不了这样的事实。问题是接受不了她也得接受，除非她不要这个家。这样的矛盾放在一个人物面前，这个人物必然会引起读者的兴趣，像很多自视甚高一帆风顺的女性一样，梅云清同样追求她的那一份完美。很多日子以来，她认为自己是追求到了，结果不是这样！她怎能不伤心，怎能不失望！她只有更进一步地认识世界，认识“人”本身，她才能越过人生的这一沟坎。而沈若尘面对一个叫他“阿爸”的美丽女孩，面对一个他过去爱情的结晶，能做些什么呢？他只能无奈地、疲于奔命地、顾此失彼地尽可能地维持他不能放弃的亲情，他爱妻子，爱儿子，他也爱女儿，但要把这几种爱融合在一起是有冲突的小说和电视剧问世之后，有人说，只有上海男人会这样处理。我倒要反问一声，豪气十足的男人该怎么面对这一切？你请指教。
有人问，怎么让你想出美霞这么个小女孩来的？你怎么把握这么个孩子的心理？原因又得讲到我插队那段生活。在山寨，我教过很多山乡里的男孩、女孩，天天和他们生活在一起。许多孩子，汉族的或是少数民族的孩子，从小生活在大山的怀抱里，使得他们非常渴望了解大山外面的世界。高兴的时候，他们会睁大一对喜悦的眼睛；痛苦的时候，他们会睁大一对噙着热泪的眼睛；震惊的时候，疑讶的时候，恐惧的时候他们最常有的表现，就是睁大着一对眼睛望着你。美霞是我想像出来的傣族姑娘，美霞又是我心目中许许多多山乡孩子的综合。另一个原因是，当我写作《孽债》的时候，我本人正调动回上海。我的孩子那年才十岁，我时常观察自小随我在山乡里长大的叶田，对上海这个大都市的反应。那些日子我常常和他交谈，希望他能较快地融入上海这座城市的节奏。我发现他对上海有着很多误解，他对山乡有着自己的一份怀念，他要在身心上进入上海得有一个过程。我和他妈妈都是上海人，我们自小在上海长大，孩子也能讲一口流利的上海话，但都需要时间慢慢融进上海，别说像美霞这样的少数民族孩子了。
《孽债》最初的“单线条”（2）
对了，小说就得从美霞进入上海写起，她为什么要来上海，她到了上海之后各式人等的反应，她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