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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这一切的一切，就都是真挚的感情的基础。
从真挚的感情出发，描绘了人性的深度。那么，这感情里自会蕴藏有深厚的社会和历史的内涵。我想这一点就不用我来多啰嗦了。
我就是以这么一条主线来改编电视剧本的。
该补充一句的是，尽管电视剧本最早是给云南电视台的，但阴差阳错，后来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云南电视台并没接拍，我只得把剧本交给了上海电视台拍摄。
（2001年7月）
《孽债》播出前后（1）
20集的电视连续剧《孽债》，是在1994年的初冬拍摄完成的。我改编完成的文学剧本，是23集。而黄蜀芹导演的电视连续剧，则拍成了20集。她压缩的三集戏，主要是我的回叙性文字。在我，这是顺理成章的事。我必须要交代今天的这些孩子，究竟是怎么来的。在长篇小说中，这些描绘占去了约五分之一的篇幅。在改编本子时，我适当地保留了这些内容，诸如沈美霞和梁思凡是沈若尘、梁曼诚与傣族女子爱情的结晶，而盛天华则是俞乐吟苦涩婚姻的结果等等。黄导则觉得，一进戏以后，观众更加关心的，是这五个孩子今天的命运。不断
地回忆，会分散戏路。再说拍摄的经费也不允许整个剧组的大队人马在西双版纳滞留，那样开支太大。在这一点上，黄导的取舍显然是对的。电视剧播出以后，在众多的议论中，谁也不曾问及，这些孩子当时是怎么来的。看来我是过虑了。
记得样片是在1994年的12月里看的，与会的记者们在挨近肇嘉浜路的一家餐馆里整整呆了两天，他们把原定三天的看片会缩短成了两天，一口气把20集戏完整地看完。我去听意见的时候，记者们纷纷说，很久没见上海有这么好的电视剧了，他们很感动，不少人掉下了眼泪，报纸上说他们哭湿了手绢。
1995年的元月，《孽债》开始播出，从那以后，整整半年时间里，全国各地的报刊上，刊登了数百篇报道和评价《孽债》的文章。强烈的反响波及全国，仅我自己搜集到的评论，有200余篇。现在读一下当时来自各地的反映，也是颇有意味的。
黑龙江人在报纸上开辟了专栏“从《孽债》看到了什么？”是这么说的：
我想不到《孽债》竟如此动人！作为一个老知青，《孽债》里所反映的生活是再熟悉不过的，经历了返城大潮的知青，他们回城后的生活状况怎样？这已有不少作品来反映了，不外是富起来的贵起来的，沉沦的挣扎的，成就赫然的和平平淡淡的，偶尔也有“超凡脱俗”的，可是没有一部作品像《孽债》那样，从一个独特而又最为真实的最为具象的视角，淋漓尽致地反映了现今知青们的真实状况，而且它把20多年前的知青生涯和当下的现实，浑然天成地扭结在一起，并且揭示出当下的状况是怎样地由过去发展而来的！我觉得这一点是特别有意义的，别的作家都没做到，可是叶辛的《孽债》做到了！这无疑是创作深化的一个标志。
这部作品一扫过去伤痕文学的矫饰、自艾自怜等弊病，它不张扬不呻吟，它以五个被遗弃的知青孩子进城找爸爸妈妈为出发点和切入点，显得别开生面，也把知青题材的创作引向一个新的层面。《孽债》在手法上是从一个侧面来写的，既机巧，又新颖，还比许多正面写回城知青的作品要深入得多。
当年的知青，不论他们现在的社会地位如何，他们无一例外地人到中年，他们上要承担老的，下要抚养小的，而且被时代耽误了整整10年。一句话，他们比别人更艰难！《孽债》匠心独具地让你去咀嚼这份苦与难。
《深圳作家报》以“从广阔天地到现代都市”为题，评价道：
近来，因为一部电视连续剧，一股后知青文艺热迅即挑起一个遥远的话题。知青，作为特定历史时期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已经在20世纪的中国历史上镌刻了太多的荒谬和悲怆。虽然昔日热血融化着幼稚的知识青年如今已人到中年，但关于他们的话题，以他们为主人公的文艺作品正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我们身边。
电视剧《孽债》引起的热烈反响，以及以老三届为主题的音乐会、专题片、回忆录等文艺作品的不断涌现，我们发现又一次的“知青热潮”正在悄然涌动。当然，90年代的“知青热潮”有许多不同于以往的内容和品质。从内容上讲，上一次“知青热潮”是以文学为传播媒体的，《蹉跎岁月》、《今夜有暴风雪》等小说风靡一时，然后才有人琢磨着把它们改编为电视剧。十几年过后，再度的“知青热潮”却要靠电视这种现代化的传播媒体才能完成轰动效应的制造。还是那个写《蹉跎岁月》的叶辛，写出了《孽债》，小说出版并依此拍成电视剧，引起广泛关注，文学作品也由此变成印数几十万的畅销书。
一代知识青年在《孽债》中面对的是新的难题，他们如何处理事业与家庭的矛盾？90年代的受众对这些问题更感兴趣，于是这类文艺作品就蔚为一种文艺热潮。
七八十年代的“知青文学”是一种向后看的文学，无论是描述狂热的还是展示伤痕的，都是带着一种“怀旧”或者说是“伤旧”的情结去做过去时的描写。还是那一代知识青年，但他们的背景已经从“广阔天地”变成了现代都市，他们为自己营造“后知青时代”的家庭氛围和社会群体。知青们的人生轨迹在延伸，“后知青文艺”好戏正在后头。
而《孽债》在北京，亦成了热门话题：
北京电视台播出《孽债》沪语版，中央电视台第三套播出它的普通话版，已在北京城形成了收视热，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新话题。
北京人所以欢迎《孽债》，是喜爱这部片子有“不侃、不长、不假”的艺术特点。这“三不”反映出当今人们收看电视剧的心理状态。“不侃”者，当然不是一概反对“侃大山”，而是在厌倦了“海侃神聊”之后，对平实朴素、贴近生活的艺术风格的呼唤；“不长”是对量体裁衣、篇幅适当的好评，尽管《孽债》中间部分仍有稍嫌拖沓之感；“不假”则是对其生活质感的肯定，也是对生编硬造、刀痕斧迹的作品施以白眼。《孽债》并非完美之作，但它基本上符合于这“三不”，而能进入北方，走向全国，其中经验，颇堪品味。
《孽债》播出前后（2）
天津的《今晚报》则以“浑厚、悲壮，知青题材的魅力”为题说道：
曾经深爱过／曾经无奈过／曾经流着泪／舍不得李春波一曲撼人心魄的片头曲与被遗弃的人撕心裂肺的哭喊声把电视机前的亿万观众带进了《孽债》的氛围中。
知青题材电视剧以其独特的历史背景与强烈的平民意识，巨大的社会涵盖面受到群众的
偏爱，显示了知青题材特有的魅力。
知青题材为什么受到观众如此厚爱？当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覆盖了整个中国的城乡。每个城镇家庭几乎都能摊上一个至几个下乡知青。从那时起，知青的命运就和人民的命运紧密联在了一起。在这一人生逆旅中，产生了亢奋与痛苦、迷惘与彷徨、孤独与欢乐，演绎出无以计数的故事。如今几十年过去了，喧嚣归于沉寂，记忆渐渐变得朦胧与淡忘了。然而对那些家庭与那一部分人的那些记忆永远是说不完也写不尽的故事，永远是与人类命运息息相通的社会热点。前不久首都体育馆以及全国各地的知青聚会告诉人们，他们没有忘掉那段刻骨铭心的历史。这是一种怀旧心理，而且随着社会的变革，这种心理会越发变得强烈起来。
这就是反映知青题材的影视剧与小说一问世极易引起社会各界关注的原因。这不由我想到海明威的《丧钟为谁而敲》、描写买卖奴隶的黑人迁徙小说《根》，以及《辛德勒的名单》、《南京大屠杀》。尽管时间已过去几十年或一个世纪，人类依然能够从中获得启示与警醒，得到理解与接受。历史不会衰老，可怕的是人们自己变得衰老与健忘。
在出版“叶辛代表作系列三卷本”和《叶辛文集》十卷本的江苏南京，报上几乎天天在刊登和《孽债》有关的文字，其中一篇颇有意思地以“遗弃与重逢”为题谈及：
《孽债》不期而至的成功和轰动，很大程度取决于作品本身。遗弃与重逢，是文学艺术创作中恒久不衰的世界性题材，是藉此展示人性变异的富矿和良港。已经成功地操练出诸如《蹉跎岁月》等知青题材作品的叶辛，既不想重复自己，也不愿重复别人。他以一种曲径通幽的方式，从良知，从亲情这么一种细缕而又强烈的感情关系中去展示人物的内心世界，而且通过他们，营造了一种自然熨帖的生态心绪及氛围，折射出当今大上海的世态人心。
把感情扭曲了给人看，是叶辛在把握遗弃与重逢这个大命运时最成功的操作，也是《孽债》打动人的主要原因。“孽债”本来只属于沈若尘、梁曼诚、吴观潮他们，而不属于孩子。五个寻亲的外来孩子千里迢迢走进一个个陌生而又有着血缘关系的上海家庭，他们并不是来寻讨或索取，只是为了亲情，为了想念，为了那一丝触摸不着的血脉的相连。这本是纯洁而又真诚的情感，然而，他们却像做错了什么，整日惴惴不安，懂事地注视着“亲人们”的反应和脸色。当情与理、情与爱、情与恨、情与嫉一系列令人怦然心动的场面不合时宜地展露在他们本应单纯的生活空间时，他们只能抱着爱心而来，受着伤害而去，这怎能不叫人心酸难禁？这样的情感扭曲叫人怎能无动于衷？孩子们代大人们，代他们尚不知晓的那个年代承担“孽债”，这对一切有良知人的心灵世界的撞击无疑是巨大的。
以上只是众多报刊评论中的零星几篇文字，说的都是好话。我想，在下面的一篇文章中，我也应该客观地写一写当时好评如潮中的一些批评意见。想必这也是今天的读者所关心的罢。
（2001年8月）
对于《孽债》的批评（1）
在一片叫好声中，随着《孽债》电视连续剧的热播，也出现了一些感觉不足的议论和批评。
最先提出不满足的，还是上海的观众。他们认为：编导在这个剧中写了五种类型的家庭，笔墨用得较为平均。有时某一个家庭的戏刚刚看出一点味儿来，又跳到另一个家庭上去了。如果在某几个点上能写得更集中、更深一点，也许会更有看头。
还有观众认为，在某些段落和语言节奏的把握上，可以更紧凑一些。
读到这样的批评意见，我本人觉得是很善意，很到位的。
有北京的观众则比较直率地指出：我看《孽债》，透着假的模式。那拨找爹娘的孩子，也忒小了点吧。那时的孩子怎么说也该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