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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卷土重来，到40年代后期，“星系报”如日中天， 为胡氏家族赢得惊人利润和巨大声誉。 家族遗风 1954年9月5日，胡文虎在去檀香山旅行途中逝世。他的事业由他的子 女接替。胡文虎的子女依序是：胡蛟、胡山、胡好、胡仙、胡一虎、胡四 虎、胡四虎妹 （名字不详）。其中，胡山遭胡文虎嫌弃，未列入遗产继承人 名单；一虎、四虎、四虎之妹为胡文虎妾侍所生，故未让他们分掌报馆， 估计只分得少量遗产。 胡文虎遗嘱未公之于众，但从实际状况看，胡文虎传统观念较深。令 人费解的是，女儿胡仙却继承了报业，据有关胡氏家族的传记披露（可参 阅寄丹著、广州出版社出版的《报业豪门——胡文虎、胡仙传》）：胡仙还 是胡文虎的养女，个中原因，一是胡仙聪明伶俐，深得胡文虎喜爱；二是 胡仙具有大学学历。 家族报业分配如下：胡蛟分派新马泰，主理《星洲日报》、《星槟日报》、 《星暹日报》；胡好因空难丧生，其儿子胡智东分到香港英文《虎报》；胡 仙得《星岛日报》、《星岛晚报》。 遗嘱内容不详，但胡文虎的用心却十分明显，他要子女继承他办报， 而疏离药业。比如，胡文豹的长子胡清才，名义上是星马系星报业有限公 司董事长，但三家报馆的社长却是胡文虎的儿子胡蛟。这样，胡清才实际 权限只在药业。 翻开八九十年代的香港星岛报的头版，广告汗牛充栋，而万金油却杳 无踪迹。这说明：胡氏家族已分家产，至少是星岛报不再为销药而出报。 家族遗风断了一脉，行家认为：这样也好，报纸本应该具有独立性。 胡文虎生前，常用老话告诫子女：“疏离政治，不谈主义，在商言商， 办报图利。”胡文虎确实做到这四言真经，他赚了钱，亦名气赫赫。据考， 他未获得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的官方荣誉。 胡文虎的子女们，是否能做到这点？ 众所周知，紧跟政治，报纸和报人都能比较快地出名。胡文虎的宗旨 是图利不图名。长子胡蛟似乎有些图名之嫌。当然，贴近政治的动机可能 是多方面的：自己不想图名，但要为报纸扬名；出于商业利润方面的考虑； 真正受理想、主义的驱使。 胡蛟主管星马系三家报纸，开始都能恪守父训。一年后，胡蛟聘请李 星可担任 《星洲日报》主笔，每日一篇社评——评价时事政治及星马社会 问题。《星洲日报》将办报宗旨题于报头：“唯一能替华人社会服务，唯一 能替华人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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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报鲜明的政治倾向很受当地华人欢迎，发行量节节上升，成为当地 第一大报。《星洲日报》批评的矛头，不仅仅限于社会底层，有时直指新加 坡、马来西亚政府。 1966年，胡蛟又创办英文《东方太阳报》，李星可兼这边的主笔，一周 提供一篇社评，其他日期的社评则从《星洲日报》译转。 1971年，新加坡发生“五月事件”，胡蛟被政府列入这起政治事件中的 嫌疑人，指控他是“来自香港的中共方面人员，接受了周息0。1％的贷款港 币720万元”、“抨击政府”等。胡蛟对政府的指控无法提出反驳，《东方太 阳报》于5月16日停刊。不久，《星洲日报》被外人接管。 现在谈谈胡好的儿子胡智东。他主管的是香港英文《虎报》。因是英文 报，影响不了占香港总人口的大多数，而少数洋人读者和华人精英，又不 会轻易受其影响。《虎报》谈不谈政治都无关紧要，读者少，报纸没多少利 润。 真正能吃透先父遗训的当属胡仙。香港奉行西方式的言论自由，无论 偏向哪一边，宣扬什么主义都允许存在——只要报刊不触犯法律。 因此，香港办报，政治风险不如东盟各国大。但是，报纸政治倾向明 显，就可能会被读者认为不客观，势必影响销量。 香港的政治气候，受内地与台湾的影响最直接。因地理等原因，香港 尤对内地的政治气候敏感，有个报人开玩笑道：“北京打个喷嚏，香港都要 感冒3天。”40多年来，内地、台湾的政治风云动荡起伏变化均较大，星岛 报能保持中立，确实不易。 正因为胡仙做到这一点，星岛集团才有今天这般辉煌的成就。 危难受命 胡仙生于1932年，家境富裕，又深为胡文虎喜欢，胡仙是含着金钥匙 成长的。 胡仙少年时就开始写文章，常去父亲的报馆玩，对报纸并不陌生。1951 年，胡仙进香港圣士提反女校读书，她性格内向娴静，喜欢文学、绘画、 工艺品，她的理想是做一名作家或画家。她熟悉报纸，但并不熟悉报业， 也无此兴趣。如果不是三兄胡好死于空难，香港华文星报的重任，大概不 会全压在一个少女柔弱的肩膀上。 有记者问她，在校读书时，是否想过将来要经营星报这样的大企业。 胡仙说： “没有，当时一点都没想到，也没兴趣。但是后来父亲去世了，我一 ‘跳’下海20多年了，开始时学了几年才摸出一点门道来。” 胡仙受命于危难之中，她接手星报，正是香港星报第二次危机影响未 尽之时 （第一次危机是太平洋战争）。 胡文虎之所以能成为中国的报业大王，很大的原因是处在幕后的林霭 民鼎助。林霭民任星岛日报、晚报社长，权势很大，功勋彪炳，但永远是 一个高级打工者。胡久虎是报业王国的绝对君主，俗话说：“伴君如伴虎”， 两报社长之位，不是那么好坐的。 孰是孰非，很难判断。反正他们分道扬镳了。1951年，林霭民因“挪 用公款炒股”被革职，他去职时带走报馆10余名业务骨干，另创一家 《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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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日报》。林霭民与胡文虎20多年的宾主关系一夜断绝，这就是轰动香港报 业的“林霭民事件”。 星岛元气大伤，一片混乱。胡文虎代理社长，动员子女全来临时顶班 或参与管理。因创痕很深，事逾3年，报馆仍人心浮动。现在老主人胡文虎 又死了，星岛前景如何，更是难于预测。 胡仙走马上任，年纪才22岁，她与家族部分成员住在虎豹别墅。嫂子 怎么看都不放心，说要陪她去上班。胡仙苦笑道：“你看，经理还是个孩子， 要人陪着上班？” 据老报馆的人回忆，那天胡仙很朴素，提个文件袋，像一名普通职员， 来到报馆。她沉着冷静，带有一点忧郁。她没有坐在经理室椅子上，召见 各级主管，发号施令。而是去各部门造访，说话很简短，也很实在。 “人真奇怪得很，一个年轻女孩子，几句简单朴实的话，居然使我们 想发泄的一肚子气不知道何时溜掉了。我们觉得她虽然嫩，但很实在，她 的面部表情告诉人们需要支持，是一个可信赖的人，就这些也就够了。”一 位老星报记者回忆道，他接着又说：“当时一些人听了她的话，认为她很有 涵养，有城府，好像是一个猜不透的人。” 胡仙为什么这样镇定？是她以先父的办报原则为底气。她重修的办报 宗旨是：“一份能够赚钱的报纸，就是一份好报纸。” 她推行“事业部制”，层层负责，层层包干，指标落实，定期考核。实 施后的第一年，各部门的利润翻番。员工收益增加，对胡仙刮目相看，众 人说： “这姑娘比她父亲厉害。” 她把报纸同时销往台湾，并增发欧美航空版。后来采取比飞机更快速 的办法，利用通讯卫星传递，当日在纽约、伦敦、巴黎、堪培拉等地开印。 若论在香港的销量，星岛逊于东方、天天等报；若论在世界的总销量，星 岛日晚两报，销量高达100万份。1962年，胡仙独资创办《快报》。 星岛的利润逐年上升，1973年，报业税后纯利1500万港元；进入80年 代，报业年利润逾1亿港元。这样的业绩，连欧美一些大报都自叹弗如。 1972年5月，星系报业有限公司改名为星岛报业有限公司，胡仙仍任董 事长。公司于6月上市，每股面额2港元的股票升水卖6港元，购者如云。胡 仙持有公司的86。7％股权，按高峰期市值计，她的股权值4，3亿港元。 位于港岛北角的星岛新闻大楼，实用面积19。15万平方英尺。胡仙高高 在上 （办公室在顶层），管理着销量百万份的大报，还大举进军房地产。 胡仙兑现了她的理想，她身家25亿，一度被称为“亚洲最富有的女人”。 再论政治 胡氏父女，是香港商人办报的成功典范。父女一脉相承：疏离政治， 以商治报。 香港的政治地位和地理位置独特，处于内地、台湾之间，要想超然物 外，根本没有可能。 50年代末，金门炮战。一时香港风声鹤唳，传言“共产党要对香港采 取行动”。港九人心惶惶，市景萧条，报业亦在其中。星岛每天送出报纸， 又要拉头天没卖出的回来。报业赤字飚升，员工惊慌失措。同时，海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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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商要求中止发行合同。 星岛危在旦夕，不问政治的胡仙，在政治危机中只有迎向政治。她亲 赴内地，“刺探虚实”。回来后向员工打保票：“中共不会对香港采取任何行 动。”并在报纸上大力宣传这一观点，对稳定香港的人心，起了很好的舆论 导向作用。 胡仙客串了一回政治家，即告勇退。就她的政治行动而言，也是出自 商业目的。 在香港，这样的例子屡见不鲜。若一份报刊，政治上过于偏激，往往 会受到某一方政治势力的干预。星岛未遇到过这样的事。实业愈大，愈持 谨慎态度；热衷政治者，较多的是一无所有的人。 胡仙恪守中立。星岛在台湾销量很好，但胡仙从不在公开场合评论国 共的优劣、善恶。她始终把握一个度数——不要让人认为这是为台湾当局 办的报，要让人相信：这是为兼顾台湾读者而办的报。 我们翻阅各时期的星报，并未发觉星报在取悦讨好台湾当局。星报对 内地台湾的好事坏事都登，相比下，台湾的内容要多得多，不少篇幅是介 绍其经济成就的。 新闻本身就是政治。星岛抢新闻，在香港是很出名的。胡仙是如何疏 离政治的呢？用她常常敦促采编人员的话说：“客观报道，不带感情色彩， 更不要评论。” “少谈政治，赚钱为上。”胡仙在另一场合又这样说。 “政治，我们不是不要碰，而是希望可以走中立路线，我们只是这样 希望。” “只要香港有像水门事件（美国共和党的人在民主党水门总部安置窃 听器）那样的机会，我们当然也是一样做的；只是不同意 《华盛顿邮报》 和《纽约时报》处理水门事件的方式。它们应该报道，调查也对的，但是 不应该下判断，更不应在社论中说尼克松有罪，应该辞职。我觉得报纸不 可以压迫人，说某人怎样怎样，报纸没权去判罪，或控诉某人；我总觉得 它们报纸这样做是不对的。” 无为而无不为。胡仙淡泊名声，疏离政治，但最后，她获得的政治荣 誉最多。 她被港府任命为太平绅士。 香港中文大学授予她名誉博士学位，称赞她是“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