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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就“董浩云与包 玉刚，谁是真正的世界船王”闹得沸沸扬扬。 有关详情，本书将在第三十章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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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九章赵氏曹氏初衷不改不同航 香港的五大船王，有两位鲜为内地人所知，他们是华光航运的赵从衍、 万邦航运的曹文锦。赵氏曹氏均是上海人，他们在香港从事航运业的目的， 都是看好“会流动的资金”——船。他们的势头压过老船王许爱周，并且 先于包玉刚下海。他们两家的船合起来，相信不比航运较发达的大国少。 他们为何不同航？ 上海的淡出与香港的进取 香港第22任总督葛量洪 （1917年至1958年）在回忆录中说：香港“复苏较快的因 素是由于中国回流香港的大量劳工”，“香港经济的重建主要是得力于上海人带来的 资本和工业技术”。 香港沦于日治较上海晚几年。30年代后期，上海有一大批工厂迁往香港。抗战胜 利后，有少量工厂迁回上海，但马上内地内战烽烟四起，大部分工厂就暂时留在香港。 解放战争中，随着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愈来意多的移民和资金流入香港。高岭期以 1949年4月解放军横渡长江为起点，在9个月里。有75万人从水陆两路涌入香港，1950 年，香港人口激增到250万。之后，仍有移民越境入港。 移民中，以上海人文化素质和商业素质最高，他们多是银行家、工商资本家、公 司管理人员与专业技术人员、技术工人。（随老板而来的），另有少量的官僚譬吏及文 化教育界知识分子。据 《广州百年大事记》，1949年8月11日流入港澳的黄金估计达2 万两，一周内已达五六万两之多。这之中，流入香港的黄金肯定较澳门多。这一时期 为广州解放前夕 （10月），流入的黄金以广州人的居多。上海解放为该年5月，上海资 金流入香港的高峰期为2至7月。上海为远东最大工商业城市，流失的资金肯定比广州 多。资金形式有黄金、白银、珠宝、外币等。流入形式为自带，极少通过银行，因此 无法估量。 另外，原来在上海的外国银行商行，均卷资入港发展。 百余年来，香港虽名为世界自由贸易港，但上海在这方面的功能并不亚于香港。 上海扼守长江流域，处中国东部中心，又以辽阔的中原为腹地，城市规模、经济发达 程度，以及在国际金融贸易的地位，均胜于香港。由于政治与战争局势的变化，这似 乎成了一条规律：沪盛港衰，港起沪落。 1949年后，上海的半殖民化的自由经济渐纳入计划经济轨道。一方面帝国主义对 新中国实行经济封锁，另一方面中国奉行关起门来搞社会主义的国策。这样，上海“准 世界自由贸易港”的功能日渐消失。上海的对外贸易，基本限于社会主义阵营或友好 国家间的易货贸易，以及援助亚非拉。 战后经济复苏的东京，有可能成为“准世界自由贸易港”，但日本的贸易壁垒和 高税制，使各国商人望而却步。这样，香港就是远东唯一的世界自由贸易港。香港基 本成了中国内地转口贸易的唯一通道。香港的自由贸易港功能辐射全世界，它在许多 方面远远走在上海前面。 在香港的五大船王中，相信还有两位船王，内地人一定相当陌生：华 光航运的赵从衍、万邦航运的曹文锦。不过，赵氏、曹氏两大航运世家， 在香港却是相当有名。 赵氏、曹氏都是来自上海航运界的家族。两家高沪来港的时间前后不 超出半年。他们来港重执航运业的目的一样：都是看好“会流动的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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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 避风落根 1948年隆冬，刺骨的寒风在黄浦江掀起浑浊的浪花。国星号的汽笛如 位声在外滩的洋行大厦间回荡，国星号缓缓偏离码头，将驶往南中国海的 香港。 这大概是国星轮第一次装载这么多乘客，它纯粹是一艘散装货轮。不 过眼下这情景，已见怪不怪，离沪的“难民”如潮水四溢。国星轮上，就 有该轮的老板——赵从衍及他的四位公船上的上海人问赵老板还回不回上 海。赵从衍道：“我是去避避风头的，当然还要回来。” 熟悉上海航运界的人们，谁不知道赵从衍的大名。赵从衍跟人们通常 所见的船东不同，他们多是从风口浪尖中摔打起家的，而赵从衍是律师出 身，纯粹一介书生。 赵从衍是江苏无锡人氏，父亲是官僚，家境富裕。赵从衍就读于上海 东吴大学法学院，求学期间，与同学倪亚震结为伉俪。赵从衍毕业后，在 上海做律师。 1940年，日伪政府对律师重新注册登记，赵从衍为示“抗议”，放弃律 师业，投入商界。最初与一位英商从事进口香烟业务。日军偷袭珍珠港， 英美与日本成为敌国。英商离沪流亡，香烟进口业务嘎然而断。 赵从衍与友侪开办船务行。他们没有船，仅是代理——为货主联系船 只，又为船主招揽货源，从中赚取佣金。这便是赵从衍的航运启蒙学校。 上海收复，中原大地千疮百孔，百废待兴，物资极为匾乏。 日伪期间，上海留下大批物资，远东各处，亦有战争剩余物资运来上 海。 赵从衍见这是一宗好买卖，便倾其多年积蓄，购买一艘二手洋轮，取 名国星号。赵从衍既是船主，又是货主，一石二鸟，财源广进，到1947年， 已跻身千万富豪。 当年百万富翁已是非常了不起，赵从衍30出头就有千万身家，在富翁 云集的上海滩亦不多见，以市值论，相当今天的数亿。赵从衍马上大举进 军房地产，购下的物业竟有数条街之多。好像赵氏是开国家银行的——他 那艘国星轮就是“银行”。 1948年冬，解放军气吞山河，锐不可挡。赵从衍安排太太带幼女乘飞 机去香港，然后带四个儿子乘自己的船去香港。 赵从衍选择了中立的香港为避风港。 赵从衍的儿子赵世光回忆当年的情景： “当时父亲告诉我们要到香港度假去，谁知一去便是几十年，而且是 在香港落地生根。当年，我们乘搭的那艘轮船体积庞大，大约有3千到4千 吨，俨如巨无霸一样，至今我仍然历历在目。” 曹文锦约比赵从衍小10岁，曹氏家族是真正的航运世家。曹文锦祖父 曹华章开设一间曹宝记船业公司，从事长江流域的内河运输业。但曹文锦 父亲曹隐云没有继承父业，主要是太古、怡和的洋船队势力太大，民族航 运业步履维艰。曹隐云在父亲的资助下开办银号，后发展成中国劝业银行。 曹文锦1925年生于上海浦东老家，从小在教会学校求学，中学毕业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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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中国著名的教会大学——上海圣约翰大学经济系读书。此时，父亲是 上海有名的银行家，母亲吴娱萱开设天宝成珠宝金饰行，是上海滩自力谋 生的阔太。 在曹文锦读至大二时，父母就迫不及待讨论儿子该继承谁的事业。大 学甫毕业，21岁的曹文锦便按照家族列具的“训练项目”投入紧张的训练。 他白天去祖父的进出口行实习，晚上便随父亲学习金融课目，曹文锦回忆 道：“祖父、父母望子成龙，我都要累得趴下来。” 曹文锦唯独没有学习航运业。那时执航运业的人士，多是走船出身的 “粗人”，家族不屑让名校毕业的文锦学走船揽货。同时，家族的航运业规 模日微，不可与其他事业同日而语。 如果一切都未发生变化，曹文锦将会顺利地继承庞大的家业。不过， 没有受过大起大落磨难的曹氏，是否能将家族事业光大而成为一名出色的 企业家，尚需打个问号。 人算不如天算，曹家苦心孤诣让曹文锦继承家业，可家业将来是否姓 曹都成问题。 1949年新年伊始，偌大的淮海平原落入解放军之手，杜聿明、黄百韬、 黄维兵团全军覆灭。上海的有钱人如惊弓之鸟，纷纷弃屋丢舍，逃港逃台。 香港《资本家》杂志（1992年8期）称：“1949年，中共兵临上海前夕， 曹家仓皇出走，只带了10万美元南下香港，大致只有当时曹家财产的5％至 10％。当时曹文锦还不到24岁。” 另有不少香港报章杂志认为，曹家带出的资金，只有家产的1％。无论 哪种说法更准确，有两点可以肯定：一、曹家是上海的巨富；二、曹家出 走损失不菲。 当时曹家还不认为就蒙受了什么损失，他们只是避避战 乱。以前也曾有过北伐、日侵等战事，曹氏家产仍姓曹，仅破损了一 些坛坛罐罐而已。 曹文锦回忆道： “当初，我们只想着来港避风，为了使属下职员安心，我们（在上海） 的公司如常营业，房地产、珠主以及股票都没有出售或带走，只随身带了10 万美元现金和一些珠宝，希望局势稳定后再回上海。” 靠水生水 无独有偶，赵家来香港的初衷与曹家相同，数十年后，赵从衍回忆南 逃的情形： “当时形势十分混乱，我最初只把香港当作庇护所，逗留半年便会返 回内地，但内战结束后，反观香港却有作为，所以便索性以香港为根据地。” 赵从衍带出的唯一家当是国星轮。国星轮3500吨级，是当时比较大的 海轮。赵从衍便把国星轮当主，作为家庭赖以生存的唯一财源。 逃港的上海人，都说赵从衍是个聪明人，带来一笔“会走动的资产”， 来到香港便衣食无优。 和所有来港的上海人一样，赵从衍陷入人生地不熟的困境。为了揽货， 赵从衍把运费压低，却又遭到同业的谴责。赵从衍见逃港的上海人愈来愈 多，估计一时难回上海，便在港庄册一间华光船务公司，雇用一名粤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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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人帮他揽货。 真正使华光船务突飞猛进的，是朝鲜战争爆发、海上禁运。由于战争， 各方急需各种物资，而禁运，把运费抬到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至内地及 朝鲜的每吨货物运价竟达150美元！在90年代的今天，同等航程每吨货物运 价只有10—20美元（视货物类别而异）。当年的150美元，相当于今日的1500 美元，两者运价悬殊100倍！ “有船就是印钞机”——当年为朝鲜战争运载货物的船主、货主均这 么说。 然而，利润大，意味着风险大。港府执行联合国决议，对内地及北朝 鲜实行禁运，要闯过香港海关这一关，已是不易。过台湾侮峡，国民党军 队为防解放军攻打台湾，在海峡布水雷。愈接近辽东半岛和朝鲜，危险愈 大，若遇到美国巡洋舰，不是被扣留，就是被击沉。 船毁人亡、为之破产的船东大有人在。 国星轮跑过短暂的险程，盘满钵满的赵从衍便适可而止，开辟至日本 横滨的航线。朝鲜战争使日本经济绝处逢生，由于地理的原因，日本成为 美军的后方基地，日本产业界获得大量的战时特需订单。日本工业化路子 与香港一样，都必须依赖海外的原料市场。远东大闹船荒，国星轮不愁货 源，运费虽比跑“险程”低，盈利仍十分丰厚。 赵从衍把盈利投入购买二手船，渐渐拥有一支可观的船队。到50年代 未，华光船务到日本订造新船，遂步把老船淘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