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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路军到达班佑之后，为了打开通往陕甘的门户，8月29日发动了著名的包座战斗，消灭了胡宗南守敌一个团和援敌一个师，给胡宗南以沉重打击。这时，已占领阿坝的左路军如能按计划北上，一定能顺利进行夏洮战役，迅速占领甘南。
可是，张国焘却在阿坝按兵不动。他把自己凌驾于党中央之上处处同中央离心离德，拒不执行中央要左路军全力向洮河以东发展的指示。他借口“噶曲河水涨大，不能徒涉”，“茫茫草地，前进不能，坐待自毙”，并强令已向班佑进发的先头部队退回阿坝，要求已过草地的右路军即乘胜回击松潘之敌，迅速南下。
这时，随右路军行动的陈昌浩是积极追随张国焘的，一切等待张国焘的电示。他暗中进行南下的准备。为了争取陈昌浩，毛主席和中央其他领导多次开会，说明他支持北上方针，但陈昌浩不为所动，对张国焘仍惟命是从。
陈昌浩的表现，更助长了张国焘的野心。9月8日，张国焘背着中央，命令右路军停止北上，准备南下。同日，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和徐向前、陈昌浩等七人联名复电张国焘，指出目前红军正处最严重关头，“左路军如果向南行动，则前途将极端不利”。这封电报签署的时间是9月8日22时。
然而张国焘此时的篡权野心已恶性发展，根本听不进中央的耐心说服。就在接到毛泽东等7人联名的电报后，他不但不听劝告，反而恼羞成怒，竟然向陈昌浩发出密电，命令在右路军“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并阴谋用武力危害中央。
密电到巴西，适逢右路军前敌总指挥部正在开会。陈昌浩正讲话时。译电员送来这份电报就交给了叶剑英。参谋长当即转给陈昌浩，但陈正讲在兴头上没顾上看，又交回给叶剑英。
叶剑英一看电报内容，大吃一惊，事关重大，必须审慎处置。他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把电报装起来，然后佯作上厕所，出门后飞跑到中央驻地，将电报交给毛泽东。
毛泽东一看，马上把电文抄了下来。叶剑英说：
“此地有危险，不能留，请主席立即到三军团去。”
秦邦宪插话说：“老叶，你呢？一起走吧。”
叶剑英说：“我不能走，我一动，恐怕你们都走不了啦。”
想到党和人民的利益，他毅然决然留了下来。
毛泽东嘱咐他谨慎从事，并寻机脱险。
送走叶剑英后，毛泽东立即同张闻天、秦邦宪赶到三军团部驻地，同周恩来、王稼祥等开会研究，认为继续说服、等待张国焘率部北上，不仅没有可能，而且会招致不堪设想的严重后果。为了坚持北上抗日的方针，避免红军内部可能发生的武装冲突，中央果断决定迅速离开巴西，脱离险境，率一、三军团单独北上。
9月10日凌晨，中共中央和三军团部队离开巴西北上。
即将离开巴西的时候，张闻天悄悄告诉李维汉：张国焘发来电报给陈昌浩说，如果毛、洛、周、博等不同意南下，就把他们软禁起来。张闻天还交待李维汉，把他负责的机关单位在10日凌晨带到三军团驻地，会同中失一路北上。
中央负责同志走后，究竟怎样能把直属队带走呢？难道留给张国焘吗？叶剑英急中生智，决定利用张国焘的南下电报，以“打粮”为名，设法带走部队。得到陈昌浩同意后，他立即召集直属队的领导干部开会，到会的有林伯渠、杨尚昆、李克农、萧向荣等。他通知了紧急情况，确定10日凌晨2时出发，以“打粮”为名撤回三军团，要大家绝对保密。与此同时，叶剑英还到前敌总指挥部作战科，找到吕继熙（吕黎平）要了一份十万分之一的甘肃地图。当时三军团宣传部长刘志坚正带一个几十人的宣传队到驻地在包座的三十军去演出，叶剑英发了个电报要他们立即赶回。
9月10日凌晨两点，军委直属队出发“打粮”了。叶剑英与杨尚昆在前敌指挥部附近的水磨房会面，追赶已出发的部队。当他走到军委直属队行军休息的地方，同志们看到叶参谋长来了，高兴地说：“参谋长，我们开小差跑出来了。”叶剑英风趣地说：“不！我们不是开小差，而是开大差，是执行中央北上方针。”
在一个交叉路口，叶剑英碰到了正在等待他的彭德怀、张闻天、秦邦宪等。他们着急地说：
“老叶！你要快走啊！”
“我现在不是和你们在一样走吗！”叶剑英诙谐地答道。
“老叶，你和我们不一样，你把密电送给毛主席，又把军委直属队带出来了，人家对你恨死了，会放过你吗？”
“好！我就走。”
叶剑英和直属队从潘州到阿西，由于夜黑路不熟，二十多里路足足摸索了六个小时，赶上三军团又是拂晓时分了。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正在焦急呢。
见了面，毛泽东高兴地说：
“哎呀！你们可出来了。好！好！我们真为你们担心。现在情况紧急，我们不能在此停留，要赶紧向俄界前进，与一军团会合。”
10日，党中央公布《中央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向全军提出，应继续北上，南下是没有出路的，并命令军委直属队和三军团立即向拉界、俄界开进。
在红军面临危难的时刻，身为右路军政治委员的陈昌浩不折不扣地执行张国焘的命令。他发觉中央单独北上以后，立即召集高级干部会，造谣说“中央投敌去了”，并给四军下令要二十八团追击中央。四军军长许世友当即请示徐向前，在此关键时刻，徐向前总指挥严肃地说：
“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
徐向前的话，得到大多数同志的赞同，避免了两大主力红军之间的冲突，使中央免遭追击之苦。陈昌浩为了向张国焘有所交待，派人送信给彭德怀，企图阻止北上。只有李特等几个人不愿跟中央北进，把红军大学的部分人员带回巴西去了。
9月11日，叶剑英等继续行军，又走了六十里路，到达俄界。彭德怀、秦邦宪等见到他，老远就大声喊：
“老叶，好危险啊！你昨天前脚刚走，后脚就跟来‘四支驳壳枪’到处找你。他们问，参谋长在哪里？我问他们找你干什么？他们杀气腾腾地说，先把他打死再说！”
叶剑英听后感激地说：“谢谢你们昨天提醒我，不然今天都不知到哪国去了！”
中央为了争取张国焘改正错误，电令他“立即率左路军向班佑、巴西开进，不得违误”。但张国焘仍旧执迷不悟，反诬中央“不图领导全部红军，竟率一部秘密出走”。他还给一、三军团发电报，危言耸听地说北上“不拖死也会冻死”，企图诱使一、三军团跟他南下。
9月12日，中央在俄界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指出张国焘的分裂活动是“绝对不可容许的”，号召四方面军同志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同张国焘右倾机会主义和军阀主义倾向作坚决的斗争，以巩固党和红军。
叶剑英在反对张国焘的斗争中，冒着生命危险及时揭露了其妄图危害中央和分裂红军的阴谋，巧妙地率领军委直属队北上，使党中央和中央红军脱离险境，使红军日后有了北上胜利和抗日战争的发动。毛泽东曾多次提到这件事，高度赞扬叶剑英是“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曾说到：“叶剑英同志在关键的时候是立了大功的。如果没有他，（毛泽东边说边摸摸脑袋）就没有这个了。”
周恩来则引用古语说：“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叶剑英在这场挽救革命的斗争中，以自己的高尚品质和过人胆识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3．4 “叶剑公舌战群儒”
1940年春，国民党发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被粉碎以后，蒋介石眼巴巴地看到他们在战场上大规模的武装进攻，非但没有达到目的，反而损失惨重，恼羞成怒，便决定于是年三月在重庆召开全国参谋长会议，制造舆论，准备发动更大规模的第二次反共高潮。
此时叶剑英因天雨路滑，不慎胳膊被摔伤。接到会议通知，去还是不去？一般参谋长会议如果不去也可以。叶剑英鉴于当时国内外严重形势，预感到蒋介石可能要搞阴谋，自己作为八路军参谋长不能不去，而且可能还有一场“恶战”要打。于是他和同志们进行了积极而紧张的准备工作，带伤赴会。
果然不出所料，会场一派杀气腾腾的景象。蒋介石对会议内容早有安排，一开始他就把共产党、十八集团军大骂了一通，诬蔑我军“游而不击”，制造摩擦，袭击友军，破坏抗战等等，造成了冬季攻势任务的未能完成。蒋介石声言要调查此事，以整肃军纪军令。他讲完后就规定了会议发言时间，每人不得超过三十分钟。这实际上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不准我们进行充分的反驳。
会议前两天，国民党要员秉承蒋介石的旨意，发言都集中攻击第十八集团军。
久经沙场的叶剑英对此处之泰然，“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到第三天，当他们的诬蔑攻击都讲完了，叶剑英才从容不迫地站起来，开始他关于《作战与摩擦问题》的发言。
叶剑英身为十八集团军的代表，在国民党内是追随孙中山的元老，又是黄埔军校的筹办人之一，在国民党军队中负有盛名。他豁达大度，侃侃而谈，会场上对他的发言，无不全神贯注。
叶剑英的发言，针锋相对地集中讲了两个方面的问题：作战与摩擦问题。
对于作战问题，叶剑英主要讲我们的战略指导思想和我军如何按照统帅部的抗战命令，艰苦奋战，并获得伟大战果的情况。他说：
“我十八集团军在敌后作战，英勇牺牲，抗战两年半共歼敌八万余人，争取伪军起义一万九千余人，缴获步马枪二万余支，轻重机枪四百余挺，各种炮一百余门，破坏交通一千一百七十余次等。这些战绩不仅为敌人所承认，为我国人民和全世界进步人士所称道，而且有些也曾得到蒋介石和统帅部的嘉奖。敌人对我军恨之如骨，怕得要死，与贵部有些部队一见敌人望风而逃的情况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叶剑英用大量无可辩驳的事实从战略上、战术战役上彻底粉碎了对十八集团军所谓“游而不击”的诬蔑，巧妙地粉碎了蒋介石妄想借检查冬季攻势作战失败为名，加罪于我军，进而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的诡计，使蒋介石等人啼笑皆非，无从辩驳。
关于摩擦问题，叶剑英一开始就承认各有关战区和集团军所担的摩擦事件是抗战中的一个严重问题。但他认为责任在于有人把十八集团军当做异军看待，这是许多摩擦发生的根源。他说：
“我们与友军之间的摩擦不是不能解决的敌我矛盾，而是抗战大局下的一种局部的暂时现象。目前民族矛盾是第一位的大问题，摩擦则是从属的，我们决不能搞颠倒关系，更不应把局部摩擦有意去扩大为全面内战，干那种亲者痛仇者快的蠢事。”
他的话使一些国民党要求抗战的左派听得频频点头。
接着，叶剑英针对国民党军有关参谋长提出的河北、山西和陕甘宁边区的摩擦问题，用摆事实讲道理的办法对他们的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