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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那就是,各方面的待遇不许超过毛泽东和周恩来,他是没有拿过元帅工资的共和国第一元帅,不仅如此,他还一向教育自己的儿、女、孙、侄们,工作上要向高标准看齐,生活上要向低标准看齐,临终前,他属咐他的老伴和战友康克清,把二万多元的积蓄全部交给了党,不为子孙留下分文,直到他去世后,孩子们才知道,他们的爷爷从来没有拿过元帅的工资。朱德曾经说:“我是一个用农民的态度对待金钱的农民。”其实,朱德的处世哲学和心理结构中有着农民、革命者、军事家三种成份,他身上的后两种成份,使他出身于农民家庭,又不同于普通农民,使他汲取了历代农民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将军事与论原则同农民革命的游击战经验结合起来,走出了一条前所未有的新路;正是他的农民情结,使他处处依靠群众、发动农民,将革命的力量最大限度地也是空前地调动和利用起来,“置身青云毋忘贫贱,此其所以神也”(蒲松龄语)。
朱德没有把自己的“根”从广大农民的肥沃土壤中拔出来,是因为他认识到农民具有“两面性”,革命者的大知大觉和军事家的雄才胆略使他能够高瞻远瞩,“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当他站出来反观农民阶层时,既看到了它的短视、狭隘或急功近利的一面,又看到了农民纯朴、善良、务实、勇于吃苦耐劳等可贵品质,农民世代受压迫,革命的潜力最大;毛泽东说:’中国历来只有地主有文化,农民没有文化。”没有文化的农民虽然存有一线“学而优则仕”、“白衣致卿相”的幻想,但也最需要有一种正确的思想来引导,有一批先知先觉者来发动。封建中国的统治阶级历来都推行一种反动的愚民政策,“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所以封建时代的文化产品正象物质产品一样,被上层社会垄断和把持着,封建统治者的目的在于愚民好统治,损人利己,瘦民以肥己;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后,同样紧紧抓住了农民这个根本的问题,但根本不同在于,中国共产党是用先进思想武装起来的,是为大多数人谋利益、谋幸福的,当它领导中国的几亿农民推翻了三座大山、赶走了日本侵略者、打败了国民党反动派、建立起新中国并解决了几亿农民的温饱问题之后,世界也不能不为之瞩目并且为之震撼!
旧中国的农村,占人口不到百分之十的地主和旧式富农,占有百分之七八十的土地,而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雇农和贫农,只占全部土地的百分之二三十。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一直有着两种路线的斗争:是坚决依靠广大农民、争取动摇地中间势力,把革命引向胜利?还是抛弃农民,妥协退让,踢开农民闹革命?1927年,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充分估计了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伟大作用,明确指出在农村建立革命政权和武装农民的必要性,强调民主革命的中心问题乃是农民问题,党领导农民开展农村大革命,推翻封建势力,乃是国民革命的真正目标,要在中国推翻几千年根深固的封建统治,没有一个亿万农民群众参加的农村大革命,是不可能成功的。该文着重宣传了放手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依靠群众的革命思想。几年之后,毛泽东又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著述中科学地分析了中国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指出广大农村是一种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可以完全不依赖城市而独立生存,而且农村又是敌人统治的薄弱环节,无产阶级先锋队应该深入农村,发动农民,武装农民,开展土地革命,在广大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在斗争中积蓄力量,逐渐夺取全国政权,中国武装斗争的实质即是农民战争。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思想恰恰是最具中国特色的,也最符合中国的国情,这种“天才式的理论”正是来自对中国农民现实生活的深入体察,可以说,朱德在这些方面与毛泽东思想中是不谋而合的,正所谓英雄所见略同。
1927年11月上旬,南昌起义之后,朱德带着队伍离开大庚县境,到了湘、粤、赣交界处崇义县以西的上堡、文英、古亭地区,在打走盘踞在这一带的土匪何其朗部、控制了这个山区以后,部队便以连、排为单位分散活动,帮助农民干活,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开展群众工作,第一次把武装斗争同农民运动结合一来,改变了部分过去单纯打仗的作法,从而领导部队开始实现了从城市到农村、从正规战到游击战的重大战略转变,为保存和发展革命的力量积累了宝贵的经验。朱德本人曾经追忆说:“干革命,过去只知道在城市里搞起义,这时候才知道还可以上山打游击。”“我们原来也不知道上山,开始上山搞了个把月,觉得上山有出路。”从此之后,朱德不断在实践中摸索,成为游击战、运动战等战术的发明者之一。
在一定意义上,正是那种重感性、重实践、务实不务虚、善于做调查研究的农民式的思维方式使他从中受益匪浅。
我们还可以从其他许多具体事例中看出农民式的质朴、平易近人、乐于助人、与人为善、爱憎分明等品质在朱德身上的体现:
故事一:1929年1月,朱德在新城领导当地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刚一动员,那些长期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受尽土豪劣绅压迫剥削的农民立即响应。他们欣喜若狂地说:
“穷人的出路只有一条,就是跟着朱德干革命,把土豪的土地分掉。”朱德一听就笑着对他们说:’不是分土豪的土地,是你们自己的地,现在让土豪还给你们,这叫土地还家。今后你们要在自己的田里耕种、收割了。”为感谢朱德的恩情,农民们编了首歌,歌中唱道:
哎呀嘞——
新城来了朱军长,
穷苦百姓喜洋洋。
拨开云雾见天日,
幸福日子万年长。
故事二:1929年8月,朱德带领着几千名红军,浩浩荡荡地来到了广东丰顺县马图镇。当地百姓受反动派蒙蔽,对红军有惧怕心理。对百姓的这种情况,有些战士思想不通。朱德便耐心对大家说:“老乡越怕我们,我们越要接近他们,多为他们做好事,慢慢他们就会明白了。”于是就动手为老乡扫院子、劈柴、喂猪、挑水态度还十分和气,和反动派说的红军完全不一样。几天后,老乡们消除了惧怕心理,走出来欢迎红军,此时的马图镇就象过年一样热闹。朱德仍旧要大家继续为群众做好事、他自己每天都把房东的水缸挑得满满的。有人向房东介绍说,“担水的老兵,就是红军的领头人”,房东很吃惊,接着就在镇上传颁开了:红军的领头人给老乡做好事,在国民党军队中从来没有过的,因此老乡们更加拥护红军了。
故事三:1939年在武乡县砖壁村。一次,总政治部的天星剧团来村里演出。傍晚,剧团在村里临时搭起的简易舞台前一字排开放上许多矮凳、圆木、砖石,等待着朱德和其他首长前来观看演出。
天黑下来后,大家陆续入场,朱德也兴高采烈地走了进来。偶然间,他发现坐在场内看戏的全是部队的干部、战士,没有一个老百姓。朱德不解地向值班岗哨询问,战士回答说:
“我们是刚从前线回来的386旅的战士,对村上的人不太熟悉,为了首长和大家的安全,就只让部队人员入场了。”朱德听了马上去找民运科长耐心地对他说:“毛主席常常教导我们,每到一地都要爱护群众关心群众,和群众打成一片。咱们总部设在这里,平时给老百姓添了很多麻烦,现在剧团来演出,却不让老百姓来看,你说合适吗?”民运科长听后立即遵照朱德的要求,让村上的老百姓进场一同看戏。朱德又亲自领着十几位上了年纪的大爷、大娘,把他们安排在前几排的位置上,笑着说:“你们年岁大了,离台子近才能看好听好。”
随着又去招呼抗日小学的老师,把儿童团的队伍带到前边来。
而他自己呢,待这一切都安排好后,悄悄走到后面找了个位置坐了下来。
故事四:1939年麦收时节。一天,一队八路军从一个村边走过,营长骑着马走在前面。这时,一位老大娘很艰难地背着一大捆麦子从对面走来,与营长擦身而过,营长仍骑在马上,,昂着头往前走。朱德正好路过,看到这一幕,粗理的眉毛拧到一起,摇摇头,然后快步上前拦住马头。他略带怒气地问那个营长:“你担任什么职务?”营长不认识面前这个拦路人,上下打量他,灰军装已洗得发了白,戴的单帽子也是用棉帽改制的,以为是个老战士,就不在意地说:“我是营长。”朱德又问:“你现在任务紧不紧?”营长望着这个表情沉重、十分严肃的老同志,仿佛感觉到什么,连忙跳下马来说:
“不十分紧。”朱德听后,用手指着老大娘说:“那么,你让队伍前头走,你拉你骑的马到村里头套个车,替老大娘把麦捆拉回家去!”营长明白自己错了,红着脸帮老大娘把麦子都拉回了家。事后他才知道那位拦马批评自己的老同志是朱总司令。
过了两天,朱德派人把这位营长叫去,营长心里一阵紧张,进屋后鼻尖都泌出了汗珠。朱德请他坐下,严肃而又亲切地说:“革命军人的优良品质,首先就是群众观点。看见老大娘吃力地背着麦捆,你骑在马上,不想办法帮助她,这是不对的,要好好记着,只要有一点空儿,有一份力量,就要尽量帮助群众。你是干部,要特别注意自己的作风,事事处处要为战士们树立一个好的榜样,决不能损害八路军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营长听后连连点头,惭愧地保证:“总司令,我今后一定注意!”
故事五:朱德所到之处,总是以一个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一次,他到成都,在招待所下车后,服务员请他休息,他却说:“不忙,我先到园艺组去报个到!”来到园艺组,他同工人一一握手问好,就象久别重逢的老朋友。他在这里常常系着围腰跟工人一起劳动,让人分不出谁是工人,谁是委员长。
在老家马鞍公社,他见到小孩就拉到自己怀里,见到老人就让坐在自己身边。在他家的院子里,他的腿上、背上爬的全是小孩,常常是他人一到,院子里就人声鼎沸,笑语喧哗,谁主谁客,难分难辨,好个热闹景象。
这一类故事在朱德有一生中多得不胜枚举。1937年,美国进步记者海伦·福斯特继其丈夫埃德加·斯诺之后,访问了当时中国革命的中心——延安,并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进行了广泛的接触,关于朱德,她曾在《红色中国内幕》中写道:
五月份一到延安,朱德就来看过我。在一幅流传很广的图画上,朱德是一位挥舞大刀、身先士卒的勇猛斗士。但就我所见,他本人与这幅图画上的形象完全相反。
朱德是一个慈祥、和蔼、说话沉着、言行恭谦的人。他不会为自己树碑立传的,因为他将自己的人格完全融入了自己的工作之中。
一瞥之中,朱德身材适中,健壮结实。在我的印象中,朱德是全中国少有的心地善良的人物,是一个人道主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