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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日夫妻百日恩。何况徐向前和朱香蝉也算得上是一对恩爱夫妻。徐向前没能满足香蝉可怜的心愿，也没能尽到丈夫和父亲的责任。每当念及痴心的香蝉，总是怀有一丝愧疚。
2．2 患难夫妻——第二次婚姻
徐向前的头两次婚姻，时间都不长。如果说第一次婚姻给他留下过美好的回忆，那么他的第二次婚姻却使他终生满怀隐痛，不堪回首。
徐向前和程训宣是1929年底结婚的。这不是一次浪漫的结合。
1929年6月，徐向前根据党中央的安排，从上海来到鄂东北根据地任红三十一师副师长。红三十一师辖4个大队，三百来人，干部战士绝大多数是青年农民，他们纯朴、勇敢，能吃苦耐劳，但也存在着狭隘、散漫等弱点。徐向前新来乍到，人地两生，语言不通（因部队都是南方人），要取得当地干部和群众的信任不那么容易。另外，红三十一师师长吴光浩在徐向前来之前的一次战斗中牺牲了。吴光浩在鄂豫边军民中享有很高的威信，为怕影响部队和群众的情绪，鄂豫边特委对他不幸牺牲的消息暂时保密。徐向前名义上是副职，实际上要担负起全师的军事领导工作。这更增添了他开展工作的难度。
徐向前不愧是一位优秀的军事指挥员，很注意发挥当地土生土长的“大老粗”的长处，从行军打仗、日常生活到军民关系，处处以身作则，平易近人，和群众打成一片。打起仗来身先士卒，哪里最危险、最吃紧，他就出现在哪里。打了胜仗，从不居功自恃，战斗中有缺点和失误，主动承担责任，从不诿过于人。这样，徐向前很快站住了脚，赢得了指战员的爱戴和信任。
“新官上任三指火”。徐向前到达鄂豫边不久，就碰上了敌人烧向红军的“三把火”：“罗李会剿”、“鄂豫会剿”、“徐夏会剿”。他总结了东江游击战争的经验，率领队伍同敌人周旋，避强击弱，避实击虚，多打小仗，积小胜为大胜，让部队在实践中逐步得到锻炼，一步一步地发展自己。从六月到十一月，三次围剿相继被粉碎，敌人尝到了红军的厉害。但是徐向前在一次战斗中，跳崖时将腿摔伤。
在这种情况下，三十一师参谋长曹学楷和三队队长倪志高知道徐向前丧偶多年，眼前身体又不好，需要人照顾，就主动替他和程训宣牵线“做媒”。
程训宣1911年出生在黄安县七里坪程伍德村的一个贫农家庭。她家祖祖辈辈都是贫苦的农民。父亲为人忠厚，母亲虽然不认识字，但性格开朗，爱管“闲事”，是个热心肠的人。程训宣受母亲影响很大。她家姐弟5个，除姐姐幼年夭折外，都参加了革命。大哥程启光，共产党员，红三十一师特务队长；二哥当教员，也是共产党员；三哥任过基层的苏维埃主席，被敌人杀害；弟弟程启波，当时在司令部当勤务兵，后在“肃后”时被杀。1928年，吴光浩率红三十一师回黄麻老区活动，程训宣冲破封建旧礼教的束缚，投入革命队伍，从事妇女工作。她为人正派、工作积极，对党忠诚，很快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程训宣早就听说过徐向前这位英勇善战的红军指挥员，爱慕他的儒雅风度。而徐向前也喜欢这个性格开朗，爱说爱笑的姑娘给自己沉重的生活带来一份轻松，更希望这位熟悉本地风土民情的妇女干部能成为他的贤内助。但他们没有时间花前月下，谈情说爱。为了照顾徐向前的身体和生活，他们相识不久就闪电般地举行了简朴而热闹的婚礼。这一年徐向前28岁，程训宣18岁。
婚后，徐向前的腿伤很快痊愈，又回到前线指挥战斗。程训宣继续在后方从事地方妇女工作。他们难得有见面团聚的机会，相互之间也很少能得到对方的消息。
1932年反四次“围剿”时，升任红四方面军总指挥的徐向前在七里坪一带指挥作战，战局很紧张。徐向前惦念年轻的妻子，又无法回家探望，就让警卫员把袜子送去，让她抽空给补一补，借此互报平安。没想到，警卫员气喘吁吁地回来了，悄悄地告诉他：“程训宣被抓走了，抓她的人说她是改组派。”
徐向前得知这个消息后，如五雷轰顶。当时正是张国焘白雀园“大肃反”最残酷的时期。在将近三个月的“肃反”中，搞掉了两千五百名连以上的红军指挥员，百分之六七十的团以上干部遭逮捕，杀害，极大地削弱了红军的战斗力，造成了无法弥补的损失。徐向前至今还清楚地记得，有一天，部队行至商城以西余家集时，他正在路旁山坡上看着部队经过，见队伍里抬着两付担架，上面蒙着白布，就问身边的红四军政治委员陈昌浩：“谁负伤了，抬的什么人？”陈昌浩看了徐向前一眼说：“没有谁负伤，那是许继慎、周维炯，反革命，逮捕了！”徐向前大吃一惊，说：“怎么搞的，把师长抓起来，也不和我说一声！”徐向前熟悉许继慎，他是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北伐战争中担任过叶挺独立团的营长、团参谋长。来到鄂豫皖红军后，在红一军、红四军又一起工作。他作战勇敢，指挥灵活，为人正派，这样的同志，怎么也成了“反革命”？至于周维炯，更是一员战将，是大家都了解的好同志，怎么也被捕了呢？陈昌浩知道徐向前不满意，但没再说什么。
按照那时的规矩，“肃反”是单线领导，决定权在政治委员，陈昌浩有权捕人，徐向前是无权过问的。徐向前后来听说：许继慎和周维炯被杀之前，在严刑拷打之下，没有什么口供。周维炯被杀之前高喊：“我不是反革命，你们才是反革命！老子二十年后还是要革命！”1942年陈毅到延安的时候告诉徐向前，他在新四军与国民党谈判时，特务冷欣亲口对他说：“我们略施小计，你们就杀了许继慎”。真是令亲者痛、仇者快。
程训宣被抓走后命运如何，作为当时身居总指挥高职的徐向前无权过问。亲人为什么被抓，他也不便过问。何况张国焘对他“用而不信”，他自己的命运也朝不保夕。大敌当前，他只好和广大指战员一样，以大局为重，强抑心中的悲痛，听候组织的“审查”，把全身心投入反对敌人“围剿”的斗争。
后来部队撤离了鄂豫皖根据地，徐向前一直很惦记妻子，到处托人打听她的消息，总是没有人知道，也没有人告诉徐向前。1937年到了延安，他才听说妻子被抓走后，保卫局用了种种刑法，严刑拷打，逼她承认自己是反革命，并要她揭发“同伙”。她始终不承认是反革命，最后被杀害了。徐向前问鄂豫皖苏区的保卫局长周纯全：“为什么把我老婆抓去杀了？她究竟有什么罪？”周纯全此时只好说老实话了：“她没有什么罪。当时抓她，就是为了搞你的材料。”徐向前悲愤地说不出话来。他为自己做为一个堂堂的男子汉却无力保护自己的爱妻，眼睁睁地看着她受冤被害，感到痛心疾首。
做为一个有血有肉的人，徐向前何偿不愿向其他的男人那样，给妻子一个稳定而安全的家，儿孙绕膝，尽享天年。然而在这兵慌马乱的年月里，在残酷的政治斗争面前，做为一军之长的他，既是那样强大，又是那样弱小，他不能解救自己的战友和妻子，也不能耽于儿女柔情。
程训宣的死，对徐向前打击很大。一个活泼可爱的姑娘为了他而惨遭杀害，他却连替她说话的权利都没有。此后十多年，他一直不愿再娶，既是因为他怀念程训宣，心中的隐痛难以消除；也是因为他提着脑袋干革命，不愿再拖累其他人。直到抗战胜利之初，他遇到他现在的老伴黄杰。
关于与程训宣的婚姻，徐向前极少与人提及。但1984年他在写《历史的回顾》时，特意叙述了程训宣在“肃反”中的遭遇，称之为“我爱人程训宣”，以示悼念。表现了一个老革命家含蓄而深沉的缱绻之情。
2．3 相濡以沫——第三次婚姻
从1927年参加革命，到坚持八年抗战，由于长期战斗在第一线，多次负伤，徐向前身体损害很大。1945年4月，徐向前再次积劳成疾，因患肋膜炎，住进延安柳树店和平医院治疗，高烧不止，病情持续了两个多月，他躺在病床上，渡过了一个又一个危险关头，病情一天天向好的方面转化，直到当年冬天才出院，身体仍然很衰弱。
这时，他遇见了他在武汉军校任教时女生队的学员黄杰。
黄杰是一位久经考验的革命老战士，湖北江陵人，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松滋县第一任县委书记，组织领导过九岭岗暴动，后长期在上海中共中央领导机关工作。
1946年5月，任延安第二保育院院长。
当时徐向前和黄杰都已入不惑之年。黄杰看到当年英姿勃勃的教官如今一副大病初愈的样子，一股怜惜之情涌上心头。而徐向前望着眼前细眉细眼、干净利落、风韵犹存的黄杰，也不由想起自己的当年，心中产生了“想要有个家”的强烈归属感。
1946年“五四”青年节。是徐向前和黄杰结婚的日子。关于“婚礼”的情况，当时给徐向前担任警卫的张双优有如下的叙述：
“那天是个假日，我陪首长走到苏部长家，有位女同志已先在那里，正和苏部长的爱人说话。后来，他们四人打扑克。
苏部长的警卫员小王忽然问我知不知道首长今天来这里有什么事？我说不就是休息来玩玩呗！他唉呀一声：‘你们首长今天是来结婚的呀！那位女同志是保育院的黄院长。’我赶紧给家里的同志打电话，让他们快做准备。内心里直埋怨首长，这么大的事也不言一声。当我跟随首长他们两人步行回到家里，见到大伙正在打扫屋子，首长笑着说了一声“‘嗨！小鬼’。”
“婚礼”就这么简单，这么平平常常，都已不是初婚的徐向前和黄杰不愿声张。而真正两心相许的美满婚姻是不在乎婚礼的形式的。
他们结婚的时候，正是抗日战争已经结束，解放战争还未开始的时期，革命形势朝着有利于我党的方向发展。徐向前以为他现在有能力、有可能给妻子一个安定的家了，他们婚后很快有了一个孩子，但他万万没有想到，程训宣被害35年之后，相似的命运险些落在他的老伴黄杰的身上。
1968年10月，徐向前已被斥为“二月逆流”打入另册。
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闭幕后的第九天，突然发来会议“简报”。在第一期“简报”上，竟编造谎言，说黄杰是“叛徒”。
历史悲剧的重演真叫这位领兵的老帅哭笑不得。他了解黄杰，信任黄杰。她1928年入党，是一位久经艰苦斗争考验的老共产党员。50多年来，她忠心耿耿，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不息，历史清白无污，现在居然得了一个莫须有的罪名，难道这就是所谓“要革革过命的人的命”吗？
徐向前和黄杰面对这一突然打击，冷静而又伤感。两位革命家，找谁去说，向什么人去讲呢？他和她只好闭门长叹。
徐向前激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