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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位领导听后心里愣了一下。李大章清楚地记得，彭德怀是1965月11日底来成都担任西南三线建委副主任的，当时安排住在永兴巷七号。他以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四川省省长的身份多次去看望过他，共商西南三线建设的一些事情。
1966年底，彭德怀被绑架到北京后，就再也没有听到过彭总的消息了。现在突然听说彭总去世了，而且骨灰又回到了西南三线，回到了他工作过、生活过的成都。这一突然而来的消息，使他一下暗然神伤，不知如何是好。沉思片刻后，他强自镇定，向二位军人表示：“省委一定认真存放好彭德怀的骨灰盒，绝对保守秘密。”
二位军人这才离开省委大院，回到下榻的锦江宾馆西楼南侧一楼38号房间，听候省委派人接收骨灰盒。
三位省委领导商量后决定，由段君毅安排负责，迅速将彭德怀的骨灰盒安全转移到成都东郊火葬场。段君毅把这个任务交给省委、省革委会办事组组长杜心源去完成，杜随即又打电话让办事组一位副组长张振亚具体负责办理此事，并严肃认真地说：“一个重要负责同志的骨灰已送到成都，你找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商量一下，存放好，没有省委批准，谁也不能移动。至于这位负责人是谁，我不知道，你们也不要打听，要绝对保密。现在你到锦江宾馆找中央专案组派来的两位军人联系承办。此事一定要办好，不可出现任何差错。”
张振亚感到事关重大，随即驱车来到锦江饭店。二位军人告诉他：“我们奉命来到成都，中央首长及周恩来总理指示我们送来一个人的骨灰盒。此人叫王川，男，他的骨灰盒须存放在成都。”张振亚回答说：“省委领导已布置安排了，请放心，我们一定将骨灰存放好，绝对保密。”二位军人还是不太放心，一再叮咛：“骨灰盒一定要存放好，要绝对保密。”
当时四川省委正在锦江饭店召开地委书记一级干部会议。张振亚便打电话找来省革委办事组行政处副处长杜信，并郑重其事地向杜信交代说：“有个骨灰盒，需要放在成都，这个事情你去具体办理一下，要绝对保密。办理过程中还需开什么介绍信，你开就是了。两位军人就住在楼下38号房间。”
杜信二话没说，便来到38号房间。两位军人正在沙发上坐着，见杜信进来，很有礼貌地起身让座，并从桌柜里取出一个用粗木板钉成的骨灰盒。骨灰盒上油漆尚未干，盒上贴了一张小条，写着“王川，男”三个字。杜信把骨灰盒放进自己的提包里，与二位军人并没办什么接交手续，便离开了锦江饭店。
离开锦江饭店以后，杜信持省革委会办事处的介绍信，乘车来到市民政局，一位管业务的同志看了他的介绍信。杜信说明了来意，这位同志便问：“什么骨灰盒？”杜信只是说：
“省委领导同志交办的，也不好对外讲。”“没问题，你去办说是了。”杜信仍不放心，问道：“要不要局里转个介绍信？”这位同志说：“不需要。你到殡葬管理所，我给你打个电话讲一下就行了。”杜信这才离开了市民政局。
从殡葬管理所出来后，杜信又马不停蹄地来到火葬场办公室，找到火葬场负责人辛自权老师傅。辛师傅60岁了，办事热情负责。杜信对他说：“有一个骨灰盒需存放在这里，这是省委领导同志交待我来办的。我已到市民政局和殡葬管理所去了，他们叫我直接来找你联系存放。此事非同一般，你必须做到以下三点：第一，要妥善保管，不能遗失。第二，这个骨灰盒，没有我或省革委办事处的介绍信，任何人也不能取走。第三，有什么变动或意外情况须立即通知我，我给你留下电话号码。”
辛自权师傅看了介绍信，又看了看骨灰盒，随即满口答应。并让女青年张泽珍填写了一份骨灰寄存单，单了写着这样一些字：
姓名：王川；性别：男；终年：32岁；籍贯：四川成都；火葬时间：74年9月；寄存时间：三年，自74年12月23日起，77年12月23日止；委托人姓名：杜信；
是骨灰什么人：同事；通讯处：省革委办事组；骨灰编号：合第273号。
在发证记录栏内，杜信收证，并签了字，写上了年月日：74．12．23．。
在填单过程中，杜信很费了一番神思。他估计这个骨灰盒里一定装着一位重要领导同志的骨灰。但骨灰盒上除了“王川，男”三个字外，什么也没有，其它事自己又不知道。
当时中央领导同志中没有王川这个名字，他估计王川肯定是个化名。省委领导同志交待骨灰盒要长期保存下去，为了万无一失，他在填写年龄时没有写60多岁或70多岁，而是写了32岁。
临行前，杜信一再叮嘱辛师傅一定小心在意，不能有半点差错。
杜信走后，辛自权老师傅觉得老大不对劲，一连串的问题在他脑海中闪现：王川，男，32岁，籍贯成都，但在北京火化，由北京远道送还故乡，为什么没有一个亲属在场呢？骨灰由省革委会出面寄存，自然和省革委会有一定关系，难道省革委还付不起区区小费吗？倘是一个无足轻重的人物，没有完备的手续，短期暂存也就行了，为什么要上架发证，还要求长时期存放呢？问题归问题，他心里清楚，这肯定是个来头不小的人物的骨灰，且其中必有隐情。因而他也格外小心在意。一直到他退休之后，还坚持每周骑自行车来查看“王川”的骨灰盒。
此后，张振亚与杜信从未对任何人透露过此事，但心中老是放心不下，曾悄悄到火葬场看过几次。
事隔几年后，省委凡知道彭德怀骨灰下落的领导同志刘兴元、李大章、段君毅都先后调离四川去北京工作了，李大章也于1976年5月8日在北京病故。后来调任四川省委第一书记的赵紫阳对此事却一无所知。
就这样，化名“王川”的彭德怀的骨灰，一直在这里神秘地存放了整整四年。
3．3 探寻骨灰
在文革中，彭德怀被列为中共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审查。根据浦安修所汇报的情况，1978年12月，中共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办公室以［（78）专办介字第40］发信给当时任中共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成都军区政治委员的赵紫阳。信的内容是这样的：
赵紫阳同志：
兹派晏××、任××二同志前往了解彭德怀同志骨灰存放情况，请接洽。
此致
敬礼
中共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办公室
1978年12月11日
晏、任二人于12月中旬到达成都。他们住定后，便持介绍信先到了省委值班室，值班室人员不知道彭德怀的骨灰存放在成都一事，便请示主管领导张振亚。张振亚此时已是省委秘书长，他这才明白，来人讲的“王川”的骨灰就是彭老总的骨灰，长久藏在心里的谜终于解开了。他立即驱车赶到成都东郊火葬场，见“王川”的骨灰盒安然存放在237号骨灰架上，心里感到由衷的欣慰。他叮嘱火葬场负责人妥为保存，便回来答复了晏、任两位军人。晏、任二人这才放心地返回北京去了。
张振亚感到事情重大，需和省委领导汇报商量。当时，赵紫阳等省委主要领导都去北京参加十一届三中全会去了，他只好向留在省委机关主持工作的杜心源书记汇报，杜心源听后立即指示：一定妥善保存好彭德怀同志的骨灰，并继续保密，听候中央安排。
3．4 魂归八宝山
1978年12月22日清晨，中共四川省委办公厅突然接到中共中央办公厅、中央军委办公厅的电话通知：“已派中国民航飞机来接彭德怀同志的骨灰，飞机在成都双流机场降落，彭总的骨灰要安全送到北京，24日中共中央要为彭德怀同志召开平反昭雪追悼大会。”
省委秘书长张振亚立即将值班报告送给省委书记杜心源阅示。杜心源指示立即派人将彭德怀的骨灰从东郊火葬场取回，同时让张振亚与中央办公厅联系，问明举行什么仪式，是否要派人护送。
张振亚知道化名“王川”的骨灰是杜信一手经办的，立即让秘书打电话通知杜信速来见他。杜信匆匆赶来，秘书已在楼梯口等候他。当秘书迫不及待地将情况告诉他时，杜信再也抑制不住自己了，顿时泪如泉涌，两手捂着脸哭着走进了会议室。张振亚见杜信伤心地走进会议室，心里难过极了。
一句话也没说，便将取骨灰的卡片交到了杜信手里。
张振亚、杜信及两位保卫干部，带上介绍信和卡片，坐上小车来到东郊火葬场，辛自权师傅的接班人甘志群将“王川”的骨灰盒从273号骨灰架上取下后问道：“为什么要取走呢？不是要长期存放吗？”
杜信说：“感谢你们保存了这位领导同志的骨灰，北京将要为他开平反追悼大会了。”
彭总的骨灰是1974年12月23日寄存的，取走的那天是1978年12月22日，他的英灵在火葬场的寄存架上，又和他最关心的平民百姓一起度过了四年。
杜信在车上抱着骨灰盒，开到牛市口时，他叫司机停在一家商店门前，下车买了6尺红绸，将骨灰盒包起，然后直奔省委大院杜心源的办公室。
杜心源坐在办公室的椅子上，正心急如焚地等待着。见张振亚等四人在门口下车，忙起身迎上前去，伸出双手，从杜信手中恭敬地接过彭总的骨灰盒，轻轻地放在自己的办公桌上，然后领着在场的人站成一排，脱下帽子，沉痛地说：
“让我们向彭总三鞠躬吧。”
简单的悼念仪式结束后，杜心源又向几个人交待说：“刚才已经与北京电话联系过了，下午必须将骨灰运到北京。这里正通知在家的省委常委与成都军区、省军区的领导同志到会议室，向彭总的骨灰告别。你们快把彭总的骨灰盒移到会议室。振亚你去机场看看，飞机大约快到了。”
所有参加告别仪式的人，听到消息后都大吃一惊，他们走进会议室，一些老同志看到桌上用红绸包裹着的彭总的骨灰盒，忍不住流下了伤心的泪水。杜心源简单地讲了几句，就领着大家向彭总的骨灰三鞠躬，并围着彭总的骨灰盒绕场一周，向英灵告别。
张振亚赶到双流机场时，见一架民航飞机已停在机场上。
他又根据省委的指示，与中央办公厅、中央军委办公厅、中央组织部通话联系，请示骨灰如何送到机场？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傅学正在电话中告诉他：由在成都的彭总原秘书綦魁英、警卫参谋景希珍两位军人将彭总的骨灰护送到北京，并已通知了成都军区。
綦魁英、景希珍正准备乘12点的飞机去北京参加彭德怀的追悼会，一辆吉普车突然停在传达室门前，下车的是省军区政治部的一名干事，他对綦、景二人说：“中央军委办公厅来电话，让你们把彭总的骨灰盒带到北京，飞机正在双流机场等着你们。”
綦魁英、景希珍二人简直无法相信自己的耳朵，他们做梦也没想到，跟随多年的老首长彭德怀的骨灰竟会一直放在成都，还让他们带到北京去，二人惊醒之后，不由得都是泪流满面。时间不容许他们多想，连忙问这位干事：“彭总的骨灰盒现放在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