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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聂荣臻与林彪关系之谜
聂荣臻同林彪先后共事三次，累计时间不到五年，分别任党职、军职第一把手。但两人始终未能结成至交，直到分道扬镳。其中缘由何在？
3．1 初次相识之后
聂荣臻与林彪相识，最早是在大革命时期的黄埔军校。当时，聂荣臻是黄埔军校政治教官，林彪（原名林育容）是第四期学生，学习上比较平庸，政治上也不活跃，聂荣臻同他接触不多，印象也不深。林彪由黄埔军校毕业分配到叶挺独立团实习，就是经过聂荣臻之手分配的。林彪到叶挺独立团不久，就参加了南昌起义，以后又随朱德、陈毅率领的起义军到达井冈山，并先后担任过连长、营长、团长，直至红四军军长，时值1930年8月，当时林彪才二十四岁，在频繁的战斗中，他指挥灵活，调度有方，身手不凡，仗打得很出色，提升的也快。然而林彪的性格是内向的，除了失去理智的时候说说怪话，发发牢骚，把自己的心事暴露出来，在多数情况下，他能把自己一些见不得人的打算，深深地埋葬在心里。
聂荣臻曾回忆说，林彪“平时又是一个不爱讲话的人，和他共事，推心置腹地交换一些意见，有时感到困难。往好处想他，这个人似乎很深沉，往坏处想他，又觉得他很阴沉而又有些鹰鸷。”《聂荣臻回忆录》林彪有帅才，有指挥才能，善于组织大部队伏击和突然袭击。然而正是这一点，造成了另一方面，即他恃才傲物，目中无人甚至目空一切，狂妄自大，认为自己天生一副帅才的脑袋，能够运筹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而对匹夫之勇，对于打头阵，向来不放在眼里；由于自视甚高，所以一向和同事处不好关系，也就总想往上爬，军事指挥时任性，不负责，个人主义倾向严重。在当时恶劣的革命环境下，干部的提拔，像割韭菜一样，一批一批地倒下去，又一批一批地提拔上来，战斗打响时是个排长，等战斗结束时使成为连长，甚至营长，这已经不是稀奇之事了。
据朱德、陈毅、肖克、曾山、邓子恢等老同志讲，林彪在南昌起义到井冈山这一时期，独断专行，排挤同级政工干部，当连长时看不起营长，当营长时又反对团长。如果我们用刚愎自用、一意孤行、不顾全大局、本位主义等说法形容林彪，大概是丝毫也不过分的。这些素质对于一军之将帅，尤其是比较有谋略、有才能的将帅来说，是害人害己的。南昌起义失败后，起义军转战到湘南大余，林彪动摇离队，只是由于不认识路，才不得不折回部队。他平时的沉默寡言加上一开口又会说好话，说严重一些是阳奉阴违，心口不一，这就掩盖了他性格中的负面。林彪这种性格特性由来已久，并不是“文革”期间一时一地形成的。在中央革命根据地环境困难时，他多次要求离开主力，自己拉人去打游击，甚至提出“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问题。毛泽东1930年1月写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就是为批驳林彪的悲观动摇而写给林彪的一封复信，并且传达到全军，在干部和战士中进行讨论。
林彪对毛泽东的批评很不服气，他认为是小题大作，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事，还向全军传达，这等于丢了他的面子。他只好忍气吞声。四十年后的1966年，林彪成为中国党政军第二号铁腕人物时，仍然耿耿于怀，写了《西江月·重上井冈山》一词，言“四十年前旧地，万千往事萦怀，英雄烈士启蒿莱，生死难艰度外。志壮坚信马列，岂疑星火燎原。辉煌胜利喜开颜，斗志不容稍减。”这是报了毛泽东批评的一箭之仇。在作战时，林彪又经常不顾大局，不服从命令，随意性强，置别人的安危于不顾。他当团长时的团党代表何挺颖，就是在一次战斗中负伤时，林彪扔下他不管而牺牲的。
与林彪相比，聂荣臻襟情坦白，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与人为善，谦虚谨慎，平易近人，不居功，不自傲，毛泽东曾经说，荣臻同志是个“厚道人”，无论从他平时为人还是从他撰写的《聂荣臻回忆录》来看，这一评价都是恰如其分的。
正是聂荣臻有着“厚道”和与人为善的性格，所以，最初他和林彪一起被派到一军团工作时，聂荣臻认为，林彪还年轻，世故也比较少一些，虽然气盛，但只要做好工作，还是可以团结共事的。聂荣臻当时对林彪所持的态度是：尽量支持他的工作，遇到非原则问题，即使有不同看法，也不多争论。但是遇到原则问题就不让步。
聂荣臻与林彪共事史上的第一次争吵发生在打下漳州以后。聂荣臻对林彪说：对一些不肯出钱的老财，给他们一定的惩戒是必要的，但我反对把他们弄到大街上去拷打的做法。
这种搞法不光不会得到一般市民的同情，甚至也得不到工人、农民的同情。其结果只会是：铺子关门了，人也逃走了，筹款筹不到，政治影响反而会搞得很坏。林彪当时反问聂荣臻：
我们究竟要不要钱？没有钱就不能打仗。聂荣臻回答说，我们既要钱，又要政治。我们是红军，如果把政治影响搞坏了，即使你搞到再多的钱，甚至把漳州所有老财的财产都没收了，都毫无意义。经过争论，林彪有所收敛。部队经过教育，也杜绝了只顾弄钱不讲政策的倾向。
3．2 春风一度又识君
同林彪进一步接触共事以后，聂荣臻就发现了林彪的一些“特点”。例如，林彪不认为红军胜利是毛泽东战略战术的指导和红军广大指战员流血牺牲的结果，而往往夸大自己的作用，把荣誉都记在自己的功劳簿上。聂荣臻刚到一军团，就发现林彪口袋里经常带着一个小本子，上面记的尽是些历次战斗的歼敌和缴获的数目字。有一次，聂荣臻还碰到他向机要科的同志要第三次反“围剿”歼敌多少的统计数字，又记到了他的小本子上。他那沾沾自喜的样子，给聂荣臻留下了不良印象。
1934年6月17日，林彪突然发表一篇题为《论短促突击》的文章。聂荣臻看到这篇文章时，顿时大吃一惊，以前，他一提起短促突击就牢骚满腹，而且林彪本人的长处在于打运动战和大兵团作战，怎么一下子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呢？聂荣臻心里很纳闷，是什么原因使林彪的思想发生这样突然的变化？这一时成了一个不解之谜。
后来，聂荣臻恍然大悟，原来是在这之前，共产国际派来的“钦差大臣”李德，在一军团的干部会上，曾经慷慨激昂地讲过“短促突击”的问题，当时不少干部都听不懂究竟什么是“短促突击”，“军团长，你给解释一下。”一个干部问林彪。
“你们不懂，这种打法，我也不懂，”林彪不慌不忙地把两手一摊：“不懂就学嘛！”
聂荣臻明白了，林彪发表《论短促突击》一文，是为了投李德所好，只要博得李德的欢心，飞黄腾达便轻而易举了。
当时李德是红军的“太上皇”，不仅要决定战略战术和某一战斗的具体打法，而且红军将领升降调谴都是他一句话。聂荣臻心里思忖：“现在是出生入死的时候，搞这一套干什么？林彪想名誉地位想得太多了！”当时林彪二十七岁，他搞政治投机这一套，已经引起聂荣臻对他政治品质的警惕。由于当时正处在第五次反“围剿”环境特别困难的时期，团结对敌，度过难关，这是大局，聂荣臻也就没有再往坏处想他。
遵义会议上，毛泽东第一个发言批判王明、博古等人的“左”倾冒险主义和右倾保守主义，王稼祥接着站起来发言支持毛泽东，所以“文化大革命”时，毛泽东说，遵义会议王稼祥投了“关键的一票。”会上大多数人拥护毛泽东出来领导，只有博古，凯丰出来反对。凯丰甚至很狂妄地对毛泽东说：
“你懂得什么马列主义？你顶多是看了些《孙子兵法》！”李德当时列席会议，没有正式座位，坐在屋里靠门口的地方，经常不发一言，只是一个劲地抽烟，情绪十分低落，发言时一概不承认自己有错误。聂荣臻在会上发言时态度十分坚定，他一提起李德的瞎指挥就十分生气。他对部队一个军事哨应放在什么益，一门迫击炮放在什么位置这类连军团指挥员一般都不过问的事，都横加干涉。林彪在会上却金口难开，很少发言，俨然城府很深，举动莫测。
3．3 针锋相对
长征开始以后，聂、林率领的一军团打了不少硬仗，战果越辉煌，一军团的地位越高，林彪的傲气也就越发展，他也就越发变得锋芒毕露，盛气凌人，不可一世。彭德怀、贺龙、聂荣臻、刘伯承等比他年长的红军将领，自然不在话下了，就连对他提拔、信任和重用的毛泽东、朱德，有时也不放在眼里。
林彪的这些短处，精明的毛泽东早已看在眼里，但眼下是用人之际。毛泽东对下边干部求大同存小异。英勇善战，指挥有方，能打硬仗，这是大是，至于其他毛病，都可以原谅，一俊遮百丑嘛！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人非圣贤，孰能无过？
毛泽东总是这样迁就林彪。朱德对下级干部，总是宽厚待人，具有长者风度，从不计小失小过。
1935年5月，红军四渡赤水以后到达会理期间，忽然在红军领导层中流传着毛泽东指挥不行了，应该撤换毛泽东之类的传说，这仿佛遵义会议的一股小小的余波，兴风作浪者何许人也？不是别人，正是林彪。
原来遵义会议后，部队战略战术灵活多了，打了不少胜仗，为了隐蔽自己的企图和调动敌人，有时摆一些声东击西的迷魂阵，或者为了甩掉敌人追击，或者因为敌变我变，要故意绕圈子，多跑一些路。这是难免的。可是林彪一直埋怨说红军走的尽是“弓背路”，应该走弓弦，走捷径。还说：
“这样会把部队拖垮，象他这样领导指挥还行！？”聂荣臻说：
“我不同意你的看法。我们好比落在了敌人的口袋里，如果不声余击西，高度机动，如何出得来！？”
部队在会理休整时，林彪忽然给彭德怀打电话，并煽动说：“现在的领导不成了，你出来指挥吧。再这样下去，就要失败。我们服从你领导，你下命令，我们跟你走。”他的要求被彭德怀回绝。他打电话时，聂荣臻、左权、罗瑞卿、朱瑞也在旁边。
面对这个原则问题，身为政治委员的聂荣臻当仁不让，没有顾及林彪的面子，他严肃地批评林彪说：“你是什么地位？
你怎么可以指定总司令，撤换统帅？我们的军队是党的军队，不是个人的军队。谁要造反，办不到！”聂荣臻警告林彪说：
“如果你擅自下令部队行动，我也可以政治委员的名义下指令给部队不执行！”毕竟是党指挥枪。林彪气得脸色煞白，脖子上青筋暴露，两手颤抖，自从他和聂荣臻共事以来，聂荣臻象兄长对待弟弟一样，处处对他忍让，还从来没有见过这位异姓兄长发这么大的火。但权衡一下利弊，林彪还是控制住自己的肝火，没有发作。但他的脾气是一条道跑到黑的，正所谓不见棺材不落泪，不到黄河不死心。林彪连夜给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中央三人小组”写了一封信，说是要求朱毛下台，主要自然是要毛泽东下台。他自以为，朱德好对付，毛泽东却足智多谋，毛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