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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2月16日，聂帅在广州主持召开“全国科学技术工作会议”，他私下找少数科学家谈心时，发现他们仍然顾虑很大。有人问聂帅，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个提法如何理解？
他们说，一提起知识分子，就是资产阶级的，叫做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使子女也因此受到歧视，从没听到有人提谁是无产阶级知识分子。聂帅觉得这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聂帅首先请示了周恩来，总理说：“知识分子就是知识分子，人民的知识分子。”国务院开会时，也曾对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有争论。聂帅说：“革命这么久了，大学为我们培养的都是知识分子，难道都是为资产阶级培养的？这不能理解嘛！”当时的国务院副秘书长许明很同意聂帅的意见，她也激动地说：“办那么多学校，都是培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我们干什么！那是不合乎逻辑的。”
3月2日，周恩来在广州会议的报告中明确指出，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不能把他们当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看待。陈毅在讲话中干脆提出了“脱帽加冕”的口号，就是给知识分子脱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加上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之冕。事先，聂帅曾向陈毅谈了知识分子的思想顾虑。自此之后，科学家的主人翁责任感大大提高，党同知识分子的关系得到空前改善。所有这些，包括“科学十四条”，在今天仍然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聂帅曾经说：“中国人民是很聪明的，并不比别人的民族笨。事实证明了这一点。我们有些科学家的确很有才能，关键是怎样发挥他们的才干。要有正确的政策，要关心他们的生活。恩来、小平同志号召我们当科学家的勤务员，这个提法非常好。我本人就愿意当科研战线的勤务员。”《聂荣臻回忆录》聂帅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聂帅为建国建军和科技事业的腾飞所建立的卓越功勋将永载史册，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他的军旅之情，科学之魂
1 “照妖镜”之谜
罗荣桓的方脸上，戴着一副深度的近视镜。大家对此有很多的议论。有人说，那是望远镜，因为他看得远，深谋远虑；有人则说，那是个显微镜，因为他能看到肉眼看不到的东西，能从现象看到本质，全面看问题；还有人说，那是副照妖镜，因为他能识破伪装的东西，能看穿打扮成美女的妖魔鬼怪。
1．1 水野清是人是鬼
1941年冬，5万日军“扫荡”山东沂蒙山的时候，我军在济南的地下工作人员，从日本谋略部（日本高级特务机关）弄到一份绝密情报，日军的兵力部署，部队番号，长官姓名，重武器数目，出发时间，进攻路线都写得很详细。
这份情报，和我军从各方面收集到的敌情，几乎是一致的。
所不同的是，对东面的敌情，说得比较模糊，特别是台潍公路和沂沐河之间平原上，只提到多据点增兵，一点也没有提到这两个地方的坦克、骑兵和装甲部队。
这份情报引起指挥员和参谋们的重视，在研究的时候，有个同志提出疑问：
“为什么东面的敌情，这样马虎呢？”
“提供情报的人，不一定掌握全面的情况。”另一个同志说。
“从情报的准确性看，是掌握了全面的情况，问题是情报送来以后，敌人才在台潍公路和沂沐河平原，派来坦克、骑兵和快速部队。”
115师政治委员罗荣桓对这个情报也很重视，他考虑的是提供情报者，不是一般的人，否则不可能了解这样机密的情况。他打电话叫来敌工部长，问道：“给我们这份情报的是什么人？”
敌工部长说：“是济南日本谋略部的特务，名叫水野清。”
“是不是上次提供铜井敌据点情报的那个人？”罗政委问。
“就是他。”敌工部长答。
罗政委点点头。他清楚记得，几个月前，鲁中八路军根据水野清的情报，打下铜井据点，消灭日军一个分遣队，缴获一挺九二重机枪，俘虏了百十个伪军。
“你们对水野清这个人，还知道一些什么？”罗政委问。
“他自称是日本共产党员，是日共中央派他打进谋略部的。”敌工部长说。
“这个人很不简单，要进一步了解。”
“好的。”
敌工部长走了，罗政委在屋里走来走去。“这个水野清到底是人还是鬼呢？”他思考着，觉得不能轻易下结论。他怀疑这是敌人的一个大阴谋。他的眼睛从墙上的地图，移到桌上那份情报。
“这份情报，是日军‘扫荡’前拟好的作战方案，不可能没有东路的兵力部署，为什么水野清把这方面疏忽了？看来有鬼！”
从这个疑点出发，罗政委想到：“敌人每次‘扫荡’沂蒙山，我军多半向东移到滨海区，这一规律敌人是知道的。这么说，敌人在东面近处合击圈的兵力不多，而在远处埋伏下快速部队，是想引诱我们上当！”他进一步考虑：“单是诱我军钻口袋，敌人大可不必把这样绝密的情报泄漏出来，一定有更大的阴谋。”
想来想去，罗政委断定是用“打草惊蛇”的诡计，来达到“一箭双雕”的目的。敌人想用强大兵力，把我们吓跑，好让他们放手实行“三光”政策，而在台潍公路和沂沐河之间，消灭我有生力量。
狡猾的敌人卖弄的聪明，经过罗政委的“照妖镜”，现出了愚蠢的原形。至于水野清是人是鬼？一时很难断定。
1．2 当面摸底
空前残酷的沂蒙山区大“扫荡”开始了，水野清带着几个人，来到泰安东南山区，搞了一个“王道乐土”的实验区。
在实验区的范围内，日本鬼子和汉奸队，都不敢进去。因此，我军有些伤病员、老弱妇女和逃难的老百姓，跑到他的实验区隐蔽起来。水野清还懂得医道，他亲自给伤病员治疗，用流利的中国话同伤病员聊天，暗示“王道乐土”实验区，虽然是日本特务机关办的，但他本人却是一个“国际主义者”。
经过50天的战争，我军粉碎了日军的大“扫荡”。1942年春天的一个晚上，罗政委在豆油灯下，看着秘书递上的一份电报。电报是游击区的地方部队发来的。电报上讲，有个叫水野清的日本人，带着26个我军在反“扫荡”中被俘的人员，从敌占区跑来，被我边沿部队扣留，请示如何处理。
“哦，水野清来了！”罗政委看完电报，不禁自言自语，这个被放在一边的水野清的突然出现，使他感到兴趣，要慎重对待。他对站在一旁的秘书说道：
“发个报，叫他们派个干部，护送水野清到师部来。要注意他的行动，生活上优待点。”
几天后，水野清来了，罗政委决定以一个普通保卫人员的身份亲自讯问，看看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在老乡的一间堂屋里，坐着一个长脸瘦高个、穿中国便服、四十来岁的人，高鼻梁上一双小眼睛，不时焦急地望着门口，一听到门外有脚步声，便忽地立正站起来，一连站起来几次，门口没有进来人，他又索性坐下，闭着眼睛等待。罗政委一行进屋，他睁开眼睛，慌忙站起来。
“请坐。”罗政委说，陪同的李同志翻成日语。李同志是朝鲜人，在日本反战同盟里工作。
穿便服的人哈了哈腰，未敢落座，直看到罗政委先坐下，打手势让他坐，他才把半个屁股挨着椅子，上身挺着，显然心里有些紧张。
“你就是水野清先生吗？”罗政委问，李同志又翻成日语。
“不敢当，我是水野清。”他用流利的中国话回答。
“你的中国话讲得蛮好吗，”罗政委说。
“我小时候在大连读书。”
“你是日本什么地方人？”
“神户。不过我从小随父母在大连生活，后来回东京上的大学。”
“你父母在大连做什么？”
“爸爸做生意，妈妈是个家庭妇女，她是高丽人。”
“你会说朝鲜话吗？”李同志不由用高丽语插话问道。
“会的。”水野清也用高丽话回答，“跟妈妈学的。”
罗政委继续问：“你是怎么来到中国的？”
“是党派我来的。”水野清进一步解释道，“我念医科大学的时候，加入了日本共产党。战争开始，党命令我打入日本谋略部，设法到中国来，反对日本军阀的侵华战争。”
“去年冬季，日军‘扫荡’沂蒙山的情报，是你提供的吗？”
“是的。”
“这样绝密的情报，你是如何搞到的？”
“济南日军司令部有个女机要秘书，荒术信子，是我们的同志，是她偷出来的。”
“你这次为什么跑出来？”
“工作暴露了，荒术信子受到特务监视，她通知我马上离开济南。”
“你去得那么急，怎么还能带出来二十多人呢？”
“我还没被监视，走得不急。那二十多位同志在城外劳动，我弄了个文件说要带他们去泰安实验区，没引起什么麻烦。”
看到水野清从容回答，未露出破绽，罗政委换了话题，问了一些济南日军的情况，水野清都详细说了。
“好，欢迎你参加反战同盟，希望你放心工作。”罗政委说完站起来，伸出手去。
“谢谢，”水野清握手说。
离开水野清，在回司令部的路上，罗政委对陪同的敌工部长指示：“这个人不简单，要仔细考察。可以给他工作，但还要多方调查甄别。”
不久，济南的敌伪报纸上大字标题刊载了“水野清叛国事件”，同时刊登了捉拿他的“悬赏启事”。水野清的妻子也登报声明脱离夫妻关系，她骂水野清背叛天皇，是大和民族的耻辱，从此要与水野清一刀两断。
一个月后，边沿区的武工队，从一个跑买卖的商人身上搜出一封秘密信件。信是用日文写的，经翻译，是济南的日本谋略部写给水野清的信。信上叫水野清安心在八路军工作，他的薪水每月如数照发，他的家眷已得到特殊的照顾。
敌工部长把信送给罗政委，他反复看了两遍，问道：“这封信是怎样搞到的？”
“是武工队从一个商人身上搜到的。”敌工部长答道。
“那个商人是不是敌人的探子？”
“不是。根据对他的审讯和了解的材料分析，是个来回跑敌占区和根据地的小商贩。”
“他怎么会替日本人带信的？”
“日本人把他抓起来，说他是我们的间谍，威胁要枪毙他。
日本人还教给他，带进根据地，买上一个信封，写上地址投入邮筒就没事了。”
“哦？这么说日本人是有意让信落到我们的手里。”
“看来是这样。”
罗政委又看了一遍信，联想起一个月前敌伪报上登的水野清事件，觉得这复杂的案件，是教育干部、提高对敌斗争艺术的好机会，于是他对敌工部长说道：
“开个会，让保卫部、敌工部和情报处的人员都参加，好好研究一下敌人的意图，请大家都谈谈。什么时候开会，通知一下，我也参加。”
1．3 原形毕露
开会的时候，大家发言很踊跃，对这封奇怪的信，进行分析研究，联系济南敌伪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