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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嘉靖六年（1527年）起，嘉靖皇帝就一直在关注明堂礼制、庙制，以及作为大祀的郊祀礼仪，希望能够从中找出某种联系，以便为他尊称生父寻求到礼制上的突破机会。嘉靖六年五月，他与当时首辅大学士杨一清进行了讨论，首次提出原来的天地坛中的大祀殿即是明堂的想法。嘉靖八年（1529年）二月，嘉靖皇帝对各种祭仪发生了强烈兴趣，开始与大学士张璁探讨祭祀仪式。在嘉靖九年（1530年）的讨论中，他认为，由明太祖制定并已延续了一百多年的合祭天地的礼仪把明堂祭祀和郊祀混淆在一起，而且特意指出，在南郊大祀殿举行的祭祀皇室祖先的仪式，类似于周代的明堂。并提议天坛与地坛应在南郊和北郊分开修建。官员夏言事先结交宫中道士，探知嘉靖皇帝心意，于是上疏建议天子应亲耕南郊，皇后亲耕北郊为古礼，这道奏疏正好于嘉靖皇帝提倡南北郊分祀的意图暗合。在皇帝授意下，廷臣进行了讨论。并最终将天地坛分开，在北郊建起了地坛，又在东西郊分别建起了日坛和月坛。
其实嘉靖皇帝分建起天坛、地坛，撤去大祀殿中太祖、太宗（永乐皇帝）的配位，本意是想将从未当过皇帝的生父的牌位配享明堂。但廷臣虽然按照他的建议同意修建起天坛和地坛，但却不肯附和他的心意。世宗只得暂时搁置以生父牌位配享明堂的心思。心意未得满足的嘉靖皇帝，随后就对郊祀表现冷淡，在嘉靖十一年（1532年）春举行的圜丘祈榖礼及五月间举行的祭祀皇地祇的仪式，嘉靖皇帝都托病遣武定侯郭勋代祭。
嘉靖皇帝的真实心意，可谓昭然若揭，在地方政府任职或致仕的官员中，也有希图进幸之徒屡屡有为嘉靖皇帝生父称宗代言的奏疏。如嘉靖十一年（1532年）广平府教授张时亨上疏请更定庙号称宗，并建议自嘉靖皇帝诞生之年，追改钟祥年号，不用正德纪年，建议嘉靖皇帝的母亲改穿皇帝的服装，正位内廷，而皇上应执太子礼，关决政事。嘉靖十二年，山西蒲州诸生秦钟上疏称孝宗之统在正德时已终结，应将嘉靖皇帝生父牌位放入太庙。他们的建言十分荒谬和可笑，颇似对嘉靖皇帝的讥嘲。故嘉靖皇帝颇为恼怒，对他们施以惩处。
嘉靖十七年（1538年），致仕官员丰坊（1492…1563）以《孝经》中“孝莫大于严父，严父莫大于配天”的话，为嘉靖皇帝生父称宗的心意提出理论依据。嘉靖皇帝在得到丰坊上疏后，即命“礼部会官议了来说。”礼部会同各官从五月开始，先后在五月二十二日，六月一日展开廷议。礼部尚书严嵩以多封疏奏报上廷议结果，廷议结果显示出，廷臣得出部分共识，即认为永乐时修于天地坛上的大祀殿应作为明堂配享场所。但对明堂配位，面对嘉靖皇帝明白表示出来的心思，廷臣之间产生很大的争议，不过大体认为应以太宗永乐皇帝的牌位配享明堂。
嘉靖皇帝对礼部官员模棱两可的意见很不满意。他在六月初五日下诏让整个朝廷都加入到讨论之中。廷臣唐胄（1502年进士）的奏疏坚持应以太宗配享明堂。嘉靖皇帝一怒之下将他投入监狱，后贬斥为民。他后来亲自撰写《明堂或问》一文，对群臣反对的理据条批驳，力图以此压服群臣。从嘉靖皇帝这篇《或问》中君臣问答可见，群臣强烈希望以太宗配享明堂，并担心嘉靖皇帝会有进一步为生父称宗祔庙的举措。群臣如此强烈地为太宗报不平，是希望以太宗的名分来对抗嘉靖皇帝为自己生父称宗这种不合礼法之举。但嘉靖皇帝则气势汹汹地对文臣叫骂，指控文臣种种罪状，又称文臣残狠无比；对自己生父称宗祔庙，则百般辩说。不过，最终嘉靖皇帝为了达到尊崇生父的目的，还是对大臣做出了让步，以改太宗的称号为成祖来弥补整个的天地分祀和明堂配享争议中太宗名位神圣性受到的冲击。并使得嘉靖皇帝生父有朝一日称宗祔庙之后，“成祖”的配位得以百世不迁，不会因嘉靖皇帝生父配位的祔庙而迫使太宗配位迁出。
君臣经过长达四个月的争论和商讨，在嘉靖皇帝施加的压力下，君臣达成了一定的妥协，在嘉靖十七年九月，嘉靖皇帝下诏书，为父称宗，并将牌位配享明堂，这同时也给了太宗加了一大堆神圣的称号，并改谥称成祖。
配享诏下之后，嘉靖皇帝赐宴群臣，并让礼官上贺表。因明堂本为以父配享天帝，成礼之后，又有朝臣为天帝上尊号，以渲染天帝的礼圣，同时衬托出配帝的神圣，从而迎取嘉靖皇帝的欢心。如朝臣王立道（1533年进士）即上《拟上天帝尊号表》，建议改称天帝为“皇天上帝”等。而另一朝臣陆深（1505年进士）则上《贺景云表》称配享之事，感应天地，故有祥云显现。这显示出在嘉靖皇帝威慑下，嘉靖朝中晚期的朝臣，已远未如嘉靖初廷臣那样敢于抗争；而不少朝臣为持禄固宠，也在利用天人感应的观念，为明嘉靖皇帝尊崇生父，建立睿宗帝系的合法性渲染造势。时任礼部尚书的严嵩因在这次明堂配享争议中顺从嘉靖皇帝意旨，满足了嘉靖皇帝心愿，顺利地铺平了他入阁的道路，并奠下了得到嘉靖皇帝二十余年恩宠的基础。
嘉靖十七年明堂配享的争议，嘉靖皇帝通过各种权术的运用，终于达成了为生父称宗、并让其神主有资格迁入太庙的心愿。因此，嘉靖皇帝亦稍作让步，并未坚持明堂具体配享场所定在大祀殿，而是暂拟于奉先殿，但在以后又有变动。最终在二十四年，在大祀殿原址上建成大享殿，在这里举行明堂典礼。这个大享殿就是现在天坛祈年殿的原型。
明嘉靖中修建起的天、地、日、月坛四郊的格局为清代皇室继承，成为明中叶以后明清两朝政府共同遵守的郊祀制度，直到清末代皇帝退位，这种祭祀天地的礼仪才告中止。 （胡吉勋）
明嘉靖三年（1524年）三月，桂萼接到嘉靖皇帝的谕令：“大礼已定，诏桂萼等不必来京。”此时的桂萼与张璁已经到了明代的中都凤阳。
“大礼已定”，是怎么一回事呢？原来，嘉靖皇帝是已故正德皇帝的堂弟。按照当时大臣们的意见，嘉靖皇帝是应当作为他的伯父孝宗皇帝的儿子入继大统的，所以应当称孝宗皇帝为“皇考”，称正德皇帝为“皇兄”，而称自己的父亲为“皇叔父”。但是嘉靖皇帝不同意，渐渐闹得臣下间也产生分化了。正德十六年（1521年）七月，新科进士张璁首先提出应当以孝为先，尊重皇帝尊崇亲生父亲的意愿，称嘉靖皇帝的亲生父亲为“皇考”。嘉靖皇帝看到这样的奏疏，自然非常高兴，说：“这样的议论一出现，我父子之情就可以保全了。”于是，不久后即命张璁、桂萼两人进京与京城的大臣们来议礼。大臣们自然是极力阻挠二人入京，所以一方面与皇帝妥协，一方面攻击张璁和桂萼两人心术不正。到嘉靖三年（1524年）的三月，皇帝与大臣之间达成了和局，就是尊称嘉靖皇帝的亲生父亲为“本生皇考恭穆献皇帝”。这回皇帝似乎也满意了； 所以便命二人不要再来北京了。但是，对于张璁和桂萼二人来说，本来当初这样的议论就犯了众怒，如果再不得一些实质性的好处，不免亏大了。于是，两人在凤阳停是停了下来，但却又向皇帝上了一道奏疏。大意是说；称自己的父亲为“本生皇考”，其实还是把自己当作是伯父孝宗皇帝的儿子，与称自己的父亲为“皇叔父”其实没有多大区别；那些大臣们表面上是尊重了您的意见，其实暗地里还是割裂了您作为儿子对父亲的孝情。皇帝看了这道奏疏，也不再和大臣们商量了，就下诏：“萼、璁来京。”
嘉靖三年（1524年）六月初，张璁到达北京。张璁（1475—1539），字秉用，号罗峰，浙江永嘉人，后改名孚敬，字茂恭。后来，皇帝在召对时好几次叫他“张罗山”，所以张璁干脆又号“罗山”。据说，张璁身材高大，相貌秀美。二十岁左右就中了举人。然而，参加会试七次，都没有考上进士。于是，他就干脆想以举人的身份向吏部谋一份差使。但是，一个名叫萧鸣凤的御史很会相人，看了张璁的生辰八字后就说：“你还是别去参加吏部的选试了。再过三年，你就可以成进士了。一旦你成了进士，你就和皇帝好得像一个人，天下人没有谁能比得上你了！”张璁勉勉强强地回家了。三年之后，即正德十六年（1521年），张璁终于中了进士。也许，他之所以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就是想在四十七岁时能及时做皇帝的宠臣，做一番大事业。本来，此番入京是张璁施展抱负的时候。但是，六月初五，以礼科给事中张翀为首的三十余人、以御史郑本公为首的四十四人连章弹劾张璁，攻击他是奸臣，是误导皇帝变乱宗庙罪魁祸首。给事中和御史在明代是专门进言的言官。他们的品秩虽低，但却有弹劾大臣的言责，因此在朝廷中占据很重要的地位。这么多的言官都来弹劾张璁，气势果真有点吓人。幸而皇帝并不为之所动。十三日，嘉靖皇帝任命张璁为翰林学士。当时翰林院的其它官员，像学士丰熙、修撰杨惟听、舒芬、编修王思都不想与张璁同事，就纷纷地辞职。包括吏部尚书乔宇在内的官员都要求罢免张璁的官职。甚到两位御史——段续和陈相——竟要求杀张璁、桂萼以正典刑。一时之间，张璁四面受敌，唯一的支持只剩下来自皇帝的慰问。皇帝对张璁说：“你们不是靠议论我父亲的礼仪而受我的宠幸的，你们只把该说的正确的话讲了出来。你们的忠心和你们的学识品行，都铭记在我的心里。”因此，对于皇帝的唯从与感激，养成了张璁后来做官的基本准则。那就是，无限地服从并报答皇帝，而对于大臣们却表示出极端的篾视。后来的张璁，曾被皇帝三次逐出京城，但是又三次召还。一些人以此议论张璁，说他根本就不明白要向皇帝表示出一定的做大臣的尊严。这种议论，又怎么能真正理解张璁呢！在张璁看来，他的一切都是皇帝给予的。九月，在张璁、桂萼以及另外一些支持张璁的大臣如席书、杨一清的支持下，议礼的事有了一个初步的结果，就是按张璁的提法，称嘉靖皇帝的亲生父亲为“皇考”，称嘉靖皇帝的伯父孝宗皇帝为“皇伯父”。通过议礼，张璁也在嘉靖六年（1527年）升任礼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入阁办事。皇帝对他极其信任，曾对他说：“我写给你的密旨，你千万不要让别人知道，恐怕会泄露秘密。”倚仗着皇帝对他的信任，张璁在为大学士期间，志骄气横，傲视公卿，根本就看不起别的官员。甚至，当初与他共进退的桂萼，资格比他老许多的杨一清，也受他的压制。不过，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