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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城的明朝往事-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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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贡院是古代明清时期的考场。在贡院发展史上,明万历间大学士张居正为它的扩建修葺值得一提。
  张居正,字叔大,号太岳,湖广江陵(今属湖北)人,又称张江陵。明代政治家,改革家。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进士,由编修官至侍讲学士。隆庆元年(1567年)任吏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万历初年,与宦官冯保合谋逐高拱,代为首辅。当时神宗年幼,一切军政大事均由居正主持裁决,前后当国十年,实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收到一定成效。著有《张太岳集》、《书经直解》等。
  在张居正任首辅时,对于当时国力匮乏等问题,张居正认为都是由于吏治不清造成的。于是决定从整顿吏治开始他的改革。万历元年(1573)十一月,张居正上疏实行“考成法”,明确职责。他以六科控制六部,再以内阁控制六科。对于要办的事,从内阁到六科,从六科都到衙门,层层考试。这种考成法的实行,提高了各级部门的办事效率,而且明确责任,赏罚分明,从而使朝廷发布的政令“虽万里外,朝奉而夕行”。另外,他通过加强对官吏的考核,裁减冗员,节省朝廷的俸禄开支。减苏松地区和应天府织造等,使朝廷的奢侈消费现象有所收敛。在他的改革中,以清查田亩声势最为浩大。清丈田亩的措施对于朝廷比较全面准确地掌握全国的额田,增加财政收入起了积极作用。万历九年(1581年),张居正下令在全国范围内实行一条鞭法,从而简化了赋役的项目和征收手续,使赋役合一,并出现了“摊丁入亩”的趋势。随着清丈田亩工作的完成和一条鞭法的推行,到万历十年明朝的财政状况有了进一步的好转。使太仆寺存银多达四百万两,加上太仓存银,总数约达七八百万两。太仓的存粮也可支十年之用。
  万历十年(1582年)六月二十日,张居正病逝,得赠上柱国,谥“文忠”。然而他逝世后不久,言官把矛头指向张居正。神宗于是下令抄居正家,并削尽其官秩,迫夺生前所赐玺书、四代诰命,以罪状示天下,他的家属也不能幸免。居正在位时所用一批官员有的削职,有的弃市。而朝廷所施之政,也一一恢复以前弊端丛生的旧观。整个神宗一朝,没有人敢为居正呼冤。然而国衰而思良臣。直到天启二年(1622年),张居正才得以平反,复官追荫。
  在张居正一系列兴革举措中,他对北京贡院的修葺扩建的扩建较少有人注意。
  贡院在北京城东南隅,本为元朝礼部旧址。永乐十三年(1415年)时改为贡院。因当时京城的城垣和皇宫尚未完成,财力物力有限,就用木板和苇席等搭盖成考棚。四周围起先是用荆棘围成的墙。大门五间,称为“龙门”,有鲤鱼跳龙门之意。中间三门上有横匾,中门上题“天开文运”,东门上题“明经取士”,西门上题“为国求贤”。贡院内的中路主要有明远楼、公堂、聚奎阁和会经堂等。东西两旁则是低矮的考棚,又叫“号棚”,贡院的四角还有瞭望楼。贡院里的监考很严,进贡院大门时,要进行严格的搜身,以防考生的身上藏有“夹带”。所谓“夹带”,即是把考试的答案或提纲藏在身上。如有夹带,则送刑部严办。当考生进入考场的考棚后,就要锁门。称为“锁院贡试”,因贡院的外围四周是用荆棘围圈的。所以又叫“锁棘贡试”。考生每人一间考棚、一盆炭火、一支蜡烛。待试题发下来,明远楼上响起鼓声,应试的举子们就苦思冥想做起八股文来。因当时还没有钟表,就以点香为计时。 

  贡院作为选拔士人的场所,常会有科场舞弊案件发生。如弘治四年直隶巡按史王鉴之曾上疏谈到南京贡院作弊的情形。当时南京贡院规模窄狭,四面都是居民楼房围绕。容易发生的作弊,如佈彩庸僭蔽刺岱朗钡求{投掷;又因内帘上只隔一板壁,声息相闻,方便试者通消息。万历十六年(1588年)应天府尹张槚也上疏提到,他在八月廿七日往贡院封锁什物时,见千余人混入。询问之后,知道乃是附近居民拾取木片柴草,到天明才验出。对于此事可能涉及试卷被偷换等可能,他建议进行追查。北京的贡院虽然巡查监管较外地严格,但在万历以前,因贡院场地狭隘,建筑简陋,类似的事情也会有发生。
  北京贡院建筑在万历以前还是草席木板结构,且又实行“锁院贡试”制度,故最怕着火,而着火的事件却经常发生,因此院内有很多大缸盛水以备救火。但杯水车薪,实是虚设。贡院着火的事件很多。据《琐缀录》记载,正统三年(1438年)翰林侍讲学士曾鹤龄主考顺天乡试时,初试前夜。场屋起火烧残试卷和场屋。后在曾鹤龄建议下,最终另改考试日期。最严重的一次,是明天顺七年(1463年) 二月会试贡院的大火。贡院起火后,监察御史焦显反而锁上贡院之门,不容人员出入。被烧死的举人有九十多名。因为这次火灾,国子监丞阎禹锡上奏为这批死难的举子请求赐予进士名色,以表其门。但礼科给事中何琮反而弹劾他,说他调弄巧言,夸大事实。一度令阎禹锡下锦衣卫狱鞫讯。不过,英宗最终怜惜死难士子,将烧死的九十余人均赐予进士,给每位死者一口棺材,埋葬在朝阳门外的空地,立碑“天下英才之墓”,人们称之为举人冢。因为这场大火,礼部建议选择城中宽阔之地另建贡院。此事经过工部讨论,工部左侍郎霍瑄、右侍郎薛远选择户部的安仁坊草场,请改为试院,将原来的草席竹苇改造为板房。但英宗不同意。令沿袭旧址。只在天顺七年五月将原贡院修复。而将这一年的会试改在第二年举行。。
  除了这两场火灾,正德十五年(1520年),贡院的明远楼也被烧毁,第二年,御史汪嗣等主持修复,并对原贡院狭隘道路有所扩建,不过这次维修规模很小。嘉靖初年名臣林俊撰写《文场修建记》记述了此事。在嘉靖朝,又有官员提出贡院场地狭窄的问题,讨论另建或者扩建。有人建议将贡院改在京城西北空地。又有人说东方是人文荟萃的场所,原址是一个合适的地点,应该在原址上扩充。但这次讨论没有最终结果。
  到了万历朝,担任首辅大学士的张居正决意对贡院进行改建扩修。他认为原贡院修于永乐时,当时秋试不过数十人,春试也只有百余人。故贡院规模虽然不大,但在当时已足敷使用。到了后来,人文渐开,在北京贡院参与考试的人员,最高可达四千余人,但贡院逼隘如故。而且又与当地居民房舍混杂在一起,非常有必要进行改建。
  重建工作在万历二年(1574年)三月展开,至三年(1575年)九月告竣。张居正《京师重建贡院记》及赵用贤《重修贡院记》均记载了此事。这次重建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增加了面积,方圆达一百六十丈;二是将房舍改为砖瓦结构。修成后的贡院,外面围有荆棘墙。门朝南向,门前立有三个门坊,左边的门坊称“虞门”,右边的称“周俊”,中间的称“天下文明坊”。内有两道重门,左右各一,以备稽查。再进去又有一道龙门,实寓“鲤鱼跳龙门”之意。穿过龙门直甬道,则是明远楼。在贡院的四角各有楼相望,作为瞭望监察之用。自东向西共有号舍七十区,每区有七十间。将号舍原来的木板屋改为瓦甓,可以避风雨,防火烛。再往北走,中间为至公堂。堂分七楹。至公堂以东有一间供监察之用,再往东有三间供弥封试卷以及供给的场所。至公堂西面为对读誊録场所,共两间。至公堂后面为燕喜堂,有三楹。自东向西,有室凡十六楹,供诸书吏、工匠居住。其后为会经堂。堂东西有二十三间经房相连,供同考官居住。 

  万历的这次贡院重修,基本上满足了京师的春试和秋试,直至明亡,贡院都未再大修过。清人入关,沿袭了明代的科举制度。京师的科举考试仍然在明代贡院原址上进行。只是明代建的三个门坊分别改名:中门改为“天开文运”,东门改为“明经取士”,西门改为“为国求贤”。到了雍正时期,贡院有所修补。乾隆年间,又把贡院修葺一新,竣工时乾隆还亲自去视察,并留有:“从今不薄读书人”的诗句。清末废除科举,贡院改作他用。近几十年,随着北京城的发展,现在的贡院只剩下被改造过的两个四合院,均已破旧不堪,与四围的中国社科院以及供富豪居住的“贡院六号”等高楼大厦形成鲜明对比。 (胡吉勋) 

  在北京城周围,明人的陵墓众多,但明代思想家的墓,北京可能就只有一座,那就是通州的李贽墓。三百年来,沧海桑田,李贽墓也历经风雨,几经迁移,但终于在通州西海子公园内保存下来了。
  李贽不是北京人,他出生在福建晋江,而他最后选择北京通州作为人生的归宿,说到底,与他的思想有关。作为思想家,李贽在明代后期独树一帜。明代以孔孟儒家思想及程朱理学为官方正统思想,李贽却对孔孟之学及后世道学家,进行了无情的批判,其激烈程度,在整个封建时代,可谓空前绝后;同时,李贽还对许多历史问题,作出了与传统截然不同的新评价。由于被统治者和道学家们视为异端,李贽四处不得安身,不得已于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来到北京。此时他已75岁。
  李贽这次是从河南商城的黄蘖山而来,奉同他前来的是通州人马经纶。1600年他不顾朋友的劝阻,回到了他生活过的麻城龙湖,准备在那里以终天年。而麻城的反对者对他的归来,非常恼火,害怕他的叛逆思想在此漫延,于是他们纠集人众,以维护风化为名,捣毁了李贽的芝佛院。李贽只好逃往黄蘖山的朋友处。此后不久,曾任御史的通州人马经纶来到黄蘖山访问李贽。马经纶本想在武昌为李贽建一安身之所,但后来考虑到武昌也是恶人聚集的地方,就放弃了这个念头。
  到通州时,李贽已是病魔缠身。连年的东奔西走,风波险阻,严重地损害了这位老人的健康,本就瘦弱的身躯,就更显老态。但他神清志明,并充满乐观。面对病魔,李贽还是李贽,还是那个具有非凡斗志的人,他不会轻易倒下。马经纶的家在通州城里,李贽在马家一边养病,一边仍旧读书不辍。在这里,他完成了《九正易因》这一易学著作的最后修订,这是他一生无数著作中,唯一在北京完成的书。
  通州,原不是李贽心目中的终老之所,他有家不回投奔朋友耿定理,把黄安作为归宿;黄安不成,改为龙湖;龙湖不成,不得已来到通州。但他很快就认定了通州,他对自己的学生说:“我的百年之计,就在盘山了!”事实上,哪里有志同道合的朋友,哪里就是他的归宿,这就是李贽。1601年冬至1602年春,病魔再次肆虐,李贽自感来日无多,便写下了《李卓吾遗言》,对自己的后事进行了安排。
  也许,命运之神不允许一位斗士就这样平淡地走完人生的里程;也许,上天希望斗士最后敲击一次醒世的警钟。于是,一个悲壮的结局,在1602年春天拉开了帷幕。
  万历三十年(1602年)闰二月,在恶势力的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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