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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在于明朝的士大夫鉴于南宋的教训，无不以与“异类”议和为耻，不管议和的目的是什么，只要提出议和建议便会被视为秦桧式的卖国贼。在这种舆论的压力下，袁崇焕和后金的议和行动只限于皇帝和少数核心决策层人物知道，普通臣僚并不清楚。在朝野对袁崇焕“擅主和议”一片喊打时，崇祯当然不愿意背上和宋高宗赵构一样的昏君罪名，剩下的就只有让袁崇焕充当替罪羔羊了。可一心为皇帝分忧的袁崇焕至死也没有说穿此事。可敬？可悲？
普通百姓冤枉他，手下同生共死的将士却不会被蒙蔽。袁崇焕死后，无人为他收尸（家属也被连坐处死），部下佘姓义士连夜盗走尸首，秘密安葬在广渠门内的广东义园，并立誓为其终生守墓，从此开始了佘家17代人的守墓史。
直到乾隆年间，清朝政府才公布当年的决策内幕，袁崇焕的百年奇冤才告昭雪。佘家守墓也从此走出秘密状态，并先后建起祠堂等地面建筑。祠堂俗称佘家馆，南向，正房五间。每逢年节和祭日，佘家后人都要挂上袁崇焕的画像，香烛供奉。袁崇焕的墓建于道光十一年（1831年），原有坟丘，高约2米，墓前立有湖南巡抚吴荣光题写的“明袁大将军之墓”石碑及石拱桌。墓地周围以砖砌花墙，种植四季常青的松柏。
新中国成立后，1952年由于广东义园要迁至城外郊区，袁墓也在其中，后经著名爱国人士叶恭绰、李济琛、章士钊等联名上书毛泽东，吁请保护，后毛泽东亲笔复函并告当时的市长彭真说：“如无大碍，应予保存。”终于将袁墓及祠堂保存了下来并于1954年重修，基本上保持了原来的格局。原墓祠廊柱曾悬有康有为的对联：“自坏长城慨今古，永留毅魄壮山河。”后增加了李济深撰《重修明督师袁崇焕祠墓》刻石等。
1917年，广东人张伯祯在后来的龙潭湖公园东岸建起袁督师庙，坐西向东，面阔三间。庙堂内三间各自分隔，中门上的石门额书刻“袁督师庙”。门两旁石刻康有为作对联：“其身世系中夏存亡千秋享庙死重泰山当时乃蒙大难；闻鼙鼓思东辽将帅一夫当关隐若敌国何处更得先生。”两壁有《明袁督师庙记》、《袁督师庙碑记》、《佘义士墓志铬》等石刻。
“文革”中，袁祠堂和墓、庙均遭遇受破坏。在2002年崇文区在实施危改过程中，决定对其进行大修，恢复历史原貌，以供后人瞻仰。修复后的祠堂内保留有当年袁崇焕的亲笔墨迹“听雨”。并聘请为袁崇焕守墓的佘家第17代后人佘幼芝老人为袁崇焕纪念馆的终身顾问。至今佘家依旧按时为袁崇焕祭奠。 （张金奎）
故宫北面的景山，位于北京城的中轴线，在明清两代是皇宫北边的一道屏障。因此，风水术士称它为“镇山”。其实，“景山”之名，始于清朝顺治十二年（1655年）。在此之前，元代称为青山。明代在北京修建皇宫时，曾在这里堆过煤，所以又称煤山。山下曾种了许多果树，养过鹿、鹤等动物，因而山下曾叫百果园，山亦曾叫作万岁山。明代最后一位皇帝朱由检就是在此地自缢身亡的。
公元一六四四年三月十八日，统治中国十七年的崇祯皇帝，在乱成一团糟的宫中挥剑砍伤了爱妃袁氏、长公主朱徽娖之后，在十余名太监的拥簇下，四处寻找出城的通道。然而，整个外城已经被李自成的大顺农民军占领，显然脱逃无望。绝望的崇祯皇帝只得到宫中的景山，在一棵树上自缢而亡。临死前，崇祯帝叹道：“诸臣误我！”又血书于衣袂之上，令“诸臣尽赴东宫辅佐太子”。两天之后，崇祯皇帝的尸体在景山被发现。陪他一同上吊的还有太监王承恩。十七年的励精图治，最后落得个众叛亲离。思宗可能是明代皇帝中性格最为复杂的一个。正如一位学者所言，在思宗身上，机智和愚蠢，胆略与刚愎，高招与昏招，兼而有之。当然，复杂性格的背后，是复杂的政治形势。农民起义、后金军队的入侵、灾荒、大臣之间的党同伐异，都是让思宗头痛的难题。处理这样的难题，成功或者失误都属于正常。孟森先生说：“思宗如果在万历以前当国，就不是亡国之君。在天启之后当国，那么必定要亡国！”思宗死的时候，也是这样自解的。此后，历史学家对于思宗普遍抱有同情，以为崇祯帝的一生实是“不是亡国之君的亡国悲剧”。
崇祯皇帝名朱由检，明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出生，是光宗皇帝朱常洛的第五子。父亲朱常洛是祖父万历皇帝的长子，却一直不受祖父的宠爱，连太子的位置差点都保不住。好不容易在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登上皇位，却在一个月内就一命呜呼。朱由检的长兄朱由校，是历史上以顽劣著称的熹宗皇帝。整个天启年间的后期，熹宗任由魏忠贤专党擅权，朝政一片黑暗。但是，对于仅存的弟弟朱由检，熹宗皇帝却百倍地珍惜。天启二年（1622年），朱由校封弟弟朱由检为信王。天启七年（1627年），没有儿子的熹宗指定朱由检为他的皇位继承人。天启七年八月二十二日，朱由校去世，随后朱由检即位。在当时来说，朱由检的即位无疑是众望所归。但是，信王朱由检的即位，无疑让魏忠贤惊恐异常。魏忠贤不知道新上任的皇帝到底将如何对待他，于是给朱由检送了一些美女，希望新皇帝最好是一个好色之徒。不过，显然朱由检不是一个好色之徒，最起码他知道不能在即位之初就沉湎酒色。在识破魏忠贤以春药“迷魂香”来诱惑自己的诡计后，朱由检大发感叹说：“皇考、皇兄皆为此误矣！”而且，他静候时机，暗中地削弱魏忠贤的影响力。一个多月后，朱由检惩办了崔呈秀，等于是截断了魏忠贤的左右手。十月二十二日，离熹宗皇帝之死仅两月，工部主事陆澄源弹劾魏忠贤，掀起倒魏的高潮。十月二十六日，海盐县贡生钱嘉征上疏攻击魏忠贤十大罪状，每条罪名都可以坐魏忠贤的死罪。于是，思宗立即开始行动，召魏忠贤，命令太监当着魏忠贤的面宣读了钱嘉征的奏疏。次日，魏忠贤请求引疾辞爵，得到思宗的允许。十一月初一日，朱由检将魏忠贤贬往中都凤阳祖陵司香。十一月初六日，在阜城县（今河北阜城）南关的旅舍中，魏忠贤在旅馆中自缢而亡。接着，朱由检对魏忠贤余党进行清算。在崇祯二年定下阉党逆案之后，朱由检完全掌握了对庞大的国家政权的掌握。
思宗以一己之力除魏忠贤一事，显然让他对于自己的政治才能产生了过高的估计。他在此后十余年的统治中，他事事独断，事事亲为，过度迷信自己的能力。这样，思宗的自信，慢慢地变成了自负，变成了刚愎自用。所以，一方面他成为明代最勤政的皇帝之一，但另一方面，他的事事亲为却没有收到很好的效果。一方面，一个勤政、自律、立志有为的皇帝无奈成为亡国之君，固然使人同情；然而，另一方面，思宗用人之拙、疑心之重、驭下之严，却正是加速了明王朝覆亡的催化剂。显然，崇祯帝之亡国，未必与己无关，如杀袁崇焕一节，即是愚蠢的自毁长城之举。满洲的皇太极正是利用了崇祯皇帝多疑的性格，才能施行反间计除去袁崇焕。而袁崇焕一死，辽东的战局更无人可以收拾。而且，朱由检对于大臣的态度，其严峻和刻薄已经超出想像。作为一个自律甚严、急于求成的皇帝，他总是希望在最短的时间内改变长期以来政府的陋习。当时，有一位名叫陕嗣宗的官员就上疏批评过朱由检，说他“五不自知”，其中有一条是“日趋于纷苛而不自知”。应当说，陕嗣宗的批评是非常深刻的。一个过分苛求的皇帝之下，是很难出现敢于担当的大臣的。所以，无为而治的明代皇帝如孝宗、穆宗统治的时代，倒是名臣辈出。后代历史学家常感叹崇祯朝“有君而无臣”，其实，因为思宗过分地苛责大臣，大臣们动则得咎，哪里敢有什么动作呢？所以，崇祯一朝中，真正能够办事、愿意办事的大臣不多；而且，崇祯一朝中，被杀的大臣也颇多。频繁地更换大臣和滥杀大臣，是崇祯朝的特点之一。崇祯一朝17年，设内阁大学士如弈棋一般，轮换了50人，变换之快，真是让人啧舌。在六部尚书中，刑部尚书换了17人；然而，17人中，薛贞被处死，韩继思、郑三俊、刘之凤、李觉斯、徐石麒等先后下狱，狱中庾死二人。大部分人都不得善终。兵部尚书中，王洽因崇祯二年清兵入关而被思宗处死，陈新甲因泄漏议和之事而被处死。在地方督抚中，总督中被诛者7人：郑崇俭、袁崇焕、刘策、杨一鹏、熊文灿、范志完、赵光忭（biàn）；巡抚被戮者11人：蓟镇王应豸（zhì）、山西耿如杞、宣府李养冲、登莱孙元化、大同张翼明、顺天陈祖苞、保定张其平、山东颜继祖、四川邵捷春、永平马成名、顺天潘永图，另外还有河南巡抚李仙凤被逮自杀。这些大臣，都是应对辽东战事和平息农民起义的将领，他们动辄遭罪被杀，也就很容易说明崇祯朝军事上的大溃败了。
皇帝督责越严，臣下们越不敢担当；皇帝焦劳越勤，臣下就越偷安怠慢。晚明著名的学者刘宗周就在批评思宗的奏疏中这样说：“求治之心操之过急，不免酿为功利。功利之不已，转为刑名。刑名之不已，流为猜忌。猜忌之不已，积为壅蔽。”崇祯朝的政局，正是这样发展下去的，而朱由检最终也只落得众叛亲离。崇祯十七年（1644年）三月十八日，拿着三眼枪四处乱窜的朱由检身边，没有任何文官相随，而陪同的只是一批小太监。十九日，朱由检煤山上吊时，身边仅有司礼监太监王承恩的陪伴。 （陈时龙）
李自成两次进入北京，先后在北京共停留了四十六天。第一次是充满激情和抱负的李自成率着战斗力极强的大顺农民军进城；第二次是李自成在山海关与吴三桂、满清的军队交战后失利狼狈退回了北京城，并戏剧性地在武英殿举行即位典礼，然后匆忙撤出了北京城。仅仅前后两个月的时间里，十七世纪中叶的北京城，便亲眼见证了这位农民起义领袖的伟大与局限性。李自成也可能是在北京城登极，但却在北京城停留时间最短的皇帝之一。
李自成（1606…1644年），陕西米脂县人。父亲名叫李守忠，母亲金氏，有的说法认为是吕氏。李自成的家境非常贫寒，是一个农户家庭。李自成乳名黄娃子、黄来儿，幼年时因家中经济拮据还曾被舍入寺庙，所以又称作黄来僧。幼年的李自成，一直是为地主家放羊。长大成人之后，李自成应募到米脂县的圁川驿的驿卒。据《明史》的说法，二十一岁的李自成“善骑射，斗狠无赖”，屡屡“犯法”，所以当地知县晏子宾想治他的罪。李自成于是便离开驿站，后来还曾一度做过屠夫。
崇祯元年（1628年），明末农民起义首先在陕西北部爆发。白水县王二、府谷县王王嘉允、安塞高迎祥，纷纷揭竿而起。其中，高迎祥是李自成的舅父。此后十余年间，起义的农民军同陕西进入山西，由山西进入河北、河南，时分时合，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