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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流才子”衣钵的第十一代传人就是清代的曹雪芹，中国清代小说家，字梦阮，号雪芹，又号芹圃、芹溪，祖籍辽阳，生于1715年，卒于1763年。曹雪芹的先世本是汉人，但在很久以前，就加入满洲旗籍，成了爱新觉罗氏的皇家“包衣”（奴隶）。随清人入关后，逐渐晋升为皇家亲信的官吏。曹雪芹的曾祖父曹玺的妻子是康熙皇帝的保姆。康熙登基后，曹玺任江宁织造（专做供应皇家的事物），直至病故。康熙又命其子曹寅（曹雪芹的祖父）任苏州织造，后又继任江宁织造。曹寅幼时做过康熙的伴读，既是康熙的臣仆，又是朋友，深得康熙的信任。曹寅极为显赫，康熙六次南巡，曾四次以曹家为行宫，曹家此时发展至鼎盛时期。正因为曹家的先世与清王朝的政治经济都有较密切的关系，又有着文学方面很深的家学渊源，这些都给曹雪芹以深刻的影响和熏陶，为他创作《红楼梦》提供了条件。曹雪芹生于曹氏家族衰落的前夕。曹雪芹出生在南京，少年时代过著「绵衣纨？」、「饫甘餍肥」的富贵生活。在他十三岁时，即曹家被抄的次年，全家迁回北京，家道急遽衰落。继承康熙皇位的雍正皇帝就把曹家的第四任织造曹兆从江宁革职抄家，遣回北京。到了乾隆时期，曹家可能又遭天灾人祸，彻底结束了曹雪芹无忧无虑的贵公子生活。而曹雪芹的这段不同寻常的经历，对他创作《红楼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于是，他把荣、宁贵族生活的描写，熔铸在《红楼梦》深刻的艺术形象创造里。青年时代的曹雪芹才华出众，能诗能文，绘画也很有名气。有人请他到皇宫书院里当画师，收入丰厚。但曹雪芹穷而有志，宁肯过苦日子，也不愿去侍候达官贵人。後来他在一所贵族子弟学校任职。在这里他结识了敦诚、敦敏兄弟，成了终生的好友。晚年，曹雪芹在城里也没有立足之地了，便搬到香山卧佛寺附近的一个山村里居住，过著十分贫困的生活。敦诚、敦敏的诗里说他和妻子、儿子一家三口常常喝粥。曹雪芹爱喝酒，却没钱买，於是便赊酒喝，待卖了画再还钱。中国古代的文学家中，生活清贫的也不少见，但苦到曹雪芹这步田地的，实在不多。但是，在这样艰辛的条件下，曹雪芹讲过，「并不足妨我襟怀」，仍然坚持写作《红楼梦》。大约乾隆二十八年（公元一七六三年）的秋天，他的儿子因得痘疹死了。曹雪芹十分哀伤。不久，他自己也贫病交加，无钱医治，竟在除夕这一天，当别人欢欢喜喜过新年的时候，他却悄然离开了人世。然而，他以「字字看来皆是雪，十年辛苦不寻常」的精神，创作的鸿篇巨著《红楼梦》，为他矗立了历史的丰碑。曹雪芹四十几岁就死去了，身后留下一个新婚不久的妻子和几束残稿，连埋葬的费用都是他几个好友资助的，而他创作的《红楼梦》，却在他死后三十年，排印问世，风靡全国。
“风流才子”衣钵的第十二代传人就是清代的纪晓岚。纪昀，字晓岚，一字春帆，晚号石云，道号观弈道人。生于清雍正二年（1724）六月，卒于嘉庆十年（1805）二月，历雍正、乾隆、嘉庆三朝，享年八十二岁。因其“敏而好学可为文，授之以政无不达”（嘉庆帝御赐碑文），故卒后谥号文达，乡里世称文达公。乾隆三十三年（1788年）45岁的纪晓岚因两淮节年提引案发，涉及晓岚姻亲卢见曾（晓岚长女嫁见曾孙荫文），将查封其家产。晓岚先为漏言传信，获罪革职。谪戍乌鲁木齐。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十二月，乾隆帝召还晓岚。嘉庆五年（1800年）八月，《阅微草堂笔记》五种、二十四卷，编定刊行，门人北平盛时彦作序。纪晓岚一生，有两件事情做得最多，一是主持科举，二是领导编修。纪晓岚以才名世，号称“河间才子”。但一生精力，悉付《四库全书》。故其卒后，只有笔记小说《阅微草堂笔记》和一部《纪文达公遗集》传世。
“风流才子”衣钵的第十三代传人就是清末民初的辜鸿铭。辜鸿铭，名汤生，字鸿铭，号汉滨读易者、读易老人，后以字行。欧洲留学期间以Koh （ Kaw ） Hong Beng 为名，辜鸿铭的闽南语发音，回国后改用Ku Hung…Ming 立身著说。辜氏祖籍福建同安，1857年出生于马来西亚槟榔屿一个华侨世家。其曾祖父辜礼欢曾为英属马来半岛的第一任华人首领。父亲辜紫云在槟榔屿一英国橡胶园内担任司理，母亲为葡萄牙人。橡胶园主布朗先生与辜紫云交谊深厚，并认辜鸿铭为义子。辜鸿铭 13岁时，布朗夫妇回苏格兰老家，携之同行，带他到英国读书。在苏格兰首府爱丁堡，辜鸿铭开始接受系统而正规的西洋教育。先是在当地的英国学校就读，后于1873年至1874年间考入爱丁堡大学文学院攻读西方文学专业。1877年春，他以优异成绩通过拉丁语、希腊语、数学、行而上学、道德哲学、自然哲学和修辞学等多门学科考试，荣获爱丁堡大学文学硕士学位。接着，他到德国留学，入莱比锡大学，学习土木工程，获工科博士文凭。之后又赴巴黎，在巴黎大学学习法文。1880年，他学成归来，返回槟榔屿，不久到新加坡英国海峡殖民政府辅政司任职。三年后，辜鸿铭巧遇归国途径新加坡的马建忠，两人一见如故，长谈三日。在马建忠的劝说鼓励下，辜鸿铭决定做一个真真正正的中国人，旋即辞去殖民政府职务，回到槟榔屿老家，剃发蓄辫，开始〃中国化〃的第一步，并开始补习中文，学习中国文化。1885年，辜鸿铭正式回国，并应邀入张之洞幕府，担任洋文案，深得器重，闽粤相随二十年。1905年，上海“黄浦浚治局”成立，辜鸿铭被聘为督办，在职三年。宣统复辟时，任外交部侍郎，晋郎中，后擢左丞。1910年1月，清廷列其为“游学专门一等”，赏给文科进士，位仅次严复，列第二。同年，他辞去外交部职务，就任上海南洋公学监督。辛亥革命后，他表示效忠清王朝，辞去公职，前往北京。1915年，北大聘之为教授，主讲英国文学。1917年张勋复辟，他出任外交部次长。复辟失败后，他回到北大教书。“五四”前后，他和林纾一样属于保守派，主张尊孔敬道，并用英文撰文反对新文化运动。1924年他应日本大东文化协会的邀请赴日本讲学三年，讲述东方文化，其间曾应辜显荣之邀到台湾讲学。1927年秋，辜鸿铭从日本回国。1928年4月30日在北京逝世，享年72岁。辜鸿铭在中国近代史上是个出名的怪人，不仅在于他不平常的身世经历，乖张偏颇的奇行怪论，还在于他的学贯中西，“生平长于西学，而服膺古训”。辜鸿铭天生聪颖，勤学好思，有极高的语言天赋。他在欧洲游学十一载，精通英语、德语、法语、拉丁语、希腊语、意大利语等多种语言文字。其中，英、德、法三种语言掌握得尤为精湛娴熟，能说能写一样流利。其英语造诣更是登峰造极，令人仰止。辜鸿铭一生主要用英文著述，他的英文文章写得很漂亮，纯粹的维多利亚风格，连英国人也点头赞叹，认为可以比英国的文章大家卡莱尔、阿诺得等。林语堂在《辜鸿铭集译《论语译英文》序》中曾这样称道辜鸿铭的英语水平：“英文文字超越出众，二百年来，未见其右，选词、用字，皆属上乘。”这种语言上的高深造诣不仅为辜鸿铭了解西方文化而且为他日后的译著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辜鸿铭在爱丁堡大学学习期间师从英国文化保守主义的领袖托马？卡莱尔（ Thomas Carlyle），深受其影响，成为浪漫主义的忠实信徒，厌恶欧洲工业革命造成的种种社会弊病，慨叹于欧洲道德的沦丧，文明的衰退。辜鸿铭在欧洲求学期间，阅读了大量西方著作，涉及文学、哲学、宗教、自然科学、政治等诸多方面。他对弥尔顿、莎士比亚、歌德卡莱尔、爱默生、阿诺得等人的作品和思想深入的了解。后来，辜鸿铭常在文章中或与人争辩时引用这些人的言论，一则增强说服的力度，二则表明中西文化乃有相通之处。此外，辜鸿铭还遍游英、法、德、意、奥等国，认真详细地考察欧洲的政治、经济、文化，体验各国的风物人情、社会习俗。对于西方文明的种种弊端，可谓颇多了解。正如德国著名教授奈尔逊（H。Nelson）所说的那样：“他广泛地集西方文化于一身并加以了消化吸收；这个人熟悉歌德就像一名德国人，熟悉卡莱尔、爱默生和别的盎格鲁？撒克逊作家就像一名盎格鲁？撒克逊人；这个人他通晓《圣经》就像一位虔诚的基督徒”正是缘于这种精湛的西方文化修养，辜鸿铭在后来对比中西文化、批判西方的中国学和汉学家时才能得心应手，从容不迫。虽然辜鸿铭一生的前三分之一的时间是在国外度过，但他后来的中文水平也不可小觑。在回国之前，辜鸿铭几乎是个中国文化盲。他只在欧洲留学期间读过一些由传教士或汉学家写的或翻译的作品，而这些极为肤浅的作品并不能使他窥见中国文化的精妙之处。辜氏对中国文化第一次真正的接触感悟是通过与马建忠的晤谈。学识渊博的马建忠为他讲述祖国的文物典籍，剖析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唤醒了他内心深处的中国情结。辜鸿铭深受鼓舞，决定回到传统文化的怀抱中。他先回到槟榔屿，从衣食住行各方面进行中国化的初步调整。1882年，他转往香港，在那里住了三、四年，继续学习中文，闭门苦读经史子籍。其间，他还专门到上海拜师学习古籍经典。经过几年的认真学习钻研，辜鸿铭进步神速，中文已有相当基础，但还无法参透深奥的古代典籍，谈不上把握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他第一次真正系统地研习中文是在当了张之洞的洋文案之后。在传统文化氛围极浓的张府里，聚集着一批国学根底深厚的幕僚，张之洞本人也是个旧学造诣很深的学者。辜鸿铭充分利用这一有利条件，认真请教。他从查中国字典，读《论语》开始，二十年勤学不辍，博览经史子籍，诗歌词赋，“沉酣寝馈其中，积有岁年，学以大成”。尽管辜氏日后承认“大成”是过誉之言，但是此时他的中国水平已今非昔比，并著有两本中文著作：《张文襄幕府纪闻》（1910）和《读易草堂文集》（1922）。此外，他还辑有《蒙养弦歌》并自费刊行。罗振玉在《读易草堂文集》序中就赞他的汉语文章为“天下之至文，沈疴之药石，非寻常学者可以等类齐观者也。”他对儒家经典更是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在这之后的几十年里，他一直浸淫于儒家学说的研究，并且最终成为一代儒学大师。在研习儒家经典的过程中，辜鸿铭发现传统儒教与卡莱尔倡导的浪漫主义有相通之处，他认为中国文化中包含着可以治疗西方现代化社会弊病的良方，只有中国文明才能力挽西方文明于既倒。于是乎，他满怀热情、孜孜不倦地向西方社会大力弘扬中国数千年的悠久文化，为沟通中西文化作出了功不可没的贡献。辜鸿铭的仕途生涯不足一谈，他一生事迹的意义及其重要性在于沟通中西文化并诉诸于翻译事业。为了让西方人了解中国的孔孟哲学，精神道义，他勤于写作。辜氏一生著述颇丰，且多用流利的英文写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