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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第二年，课程为中国革命运动史、世界通史、马克思主义哲学、列宁主义原理、经济地理等。此时，学生们已经可以或多或少地使用俄语和老师交流，表达自己的观点了。
莫斯科中山大学不同于一般高等院校，其目的不是传授科学文化知识，而是政治素质培养和世界观改造。因此，教学采取“会议第一、授课第二”的方式。学习的方法是教授先授课，然后学生提问、教授解答、自由讨论和辩论，最后由教授作总结。这样，每堂课最终都演变成互动性极强的辩论会。校方希望通过激烈的辩论加深学员们对理论知识的理解。为了不影响学生们的理解和交流，每个班级还专门配备了一名翻译。
中山大学还有一门重要课程就是军事训练。该课程每周一天，主要内容为步兵队列、射击、武器维修等。学员们被要求学习射击技术，熟练拆卸和组装枪械。
从1925年10月到年底，前后共有三批学生、约三百多人经过选拔或推荐，从国内来到莫斯科。
1926年1月，十名原在德国学习军事的国民党学员奉国民党命令，转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几乎同时，中共旅欧支部的二十名党、团员根据党的指示，也从巴黎转道来到莫斯科中山大学。这当中就有时年二十二岁的邓小平。
据当时的同学回忆，青年邓小平爽朗活泼、爱说爱笑，富有组织能力和表达才能，尤以扎实的理论功底和讲求实事求是的作风而显得与众不同。
学习期间，邓小平专心读书，认真钻研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积极参加党组织的活动和学校组织的各项政治活动，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都得到了很大锻炼和提高。通过在中山大学的学习，邓小平受到了系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教育，奠定了他以后从事革命工作所必需的深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基础。由于国内斗争需要，1926年底邓小平就踏上了回国的道路。
尽管邓小平在中山大学只学习了一年左右的时间，却给身边的同学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其中就有蒋经国。
来到莫斯科时，蒋经国只有十七岁。由于年纪小，平常又总是戴着鸭舌帽，穿一件当时流行的夹克式工人服，大家送给他一个昵称——“小工人”。
第一章 大浪淘沙（3）
据当时的同伴回忆，蒋经国晚饭后总爱跟随邓小平等人到学校附近的广场、公园和莫斯科河畔，边散步边聊天，尤其爱听邓小平讲在法国勤工俭学和那些惊心动魄、带有传奇色彩的革命斗争故事。
有一次，蒋经国问邓小平为什么老围着一条蓝白道的大围巾。邓小平回答，在法国留学的中国学生常去当清洁工，尤其是捡马粪。因为在法国捡马粪挣钱多，干一天能搞足一个星期的开销，最划得来，法国的清洁工都围那么一条围巾。蒋经国这才明白，邓小平为当过清洁工而自豪，从而对这位兄长更增添了几分敬意。②
1927年下半年开始，由于国内革命斗争形势的发展，中国共产党为了保护和培养干部，每年陆续派出部分党、团员到中山大学学习。他们当中的很多人经过上海工人起义、北伐战争、南昌起义、广州起义的战斗洗礼，有些人则在白色恐怖下坚持过艰难的地下斗争。
在中山大学，还有过一个特别班。班里集中了一批年龄较大、资历较深的学生。他们当中有些人已是中国共产党的著名干部，有的甚至曾经追随过孙中山先生参加辛亥革命，因此被尊称为“老头子班”。在他们当中，就有林伯渠、董必武、吴玉章、徐特立等国共两党的元老。③
1928年秋，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中国班的一百多名学员转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成立于1921年，目的在于为远东地区各民族培养革命干部。大学设国内部和外国部。国内部招收苏俄境内东方各少数民族学生。外国部招收境外东方各民族学生，其中中国学员约占三分之一。1928年，为便于统一管理，共产国际和联共（布）将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中国班正式并入莫斯科中山大学。
据不完全统计，从1925年创立至1930年的五年间，前后大约有一千四百多名学生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莫斯科中山大学的校园，注定是不平静的。无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狂风，还是中国大革命的骤雨，都毫无例外地在校园中激起猛烈的波澜。
1927年3月21日，被北洋军阀长期盘踞的东方大都市上海，终于被蒋介石指挥的国民革命军占领了。
消息传来，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学生们欢呼雀跃，个个欣喜若狂。兴奋的学生们一齐涌向街头向共产国际大厦挺进，沿途莫斯科的市民也不断加入。欢腾的人群汇成滚滚的洪流，穿过市中心的大街小巷。
然而，仅仅二十余天之后，一个意想不到的灾难突然降临。
4月12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当权派突然发动反共政变，对曾经并肩作战的共产党员和工人武装举起屠刀。一夜之间，千百人头落地。
消息传来，学生们群情激愤。昨天，大家还在把蒋介石当作中国革命的英雄和领袖而顶礼膜拜；可是转瞬之间，他就撕下了伪装，暴露出反动军阀的真实面目。在大学校园里举行了隆重的声讨蒋介石叛变革命大会。学生们以极大的义愤通过一项决议，要求严惩革命的叛徒。
“四一二”大屠杀和随后发生的“七一五”事变，标志着国民党右派势力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彻底决裂。
1927年7月26日，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发表声明，宣布“取缔”莫斯科中山大学，并与之断绝一切关系，同时命令各级组织严禁再向莫斯科派遣学生。很快的，国民党籍的学生几乎全部被清退和遣返回国。
1928年学校改名为“中国劳动者中山共产主义大学”。此时的莫斯科中山大学，已经完全成为了培养中国共产党干部的“党校”。
1927年前后，斯大林领导的苏联共产党中央与以托洛茨基为首的“托派”之间的政治斗争趋于白热化。
联共中央在中国革命前途和策略方面的错误论断，为“托派”的反攻提供了新的论据和口实。在一部分“托派”教职工的鼓动下，有些原本崇拜托洛茨基的学生蜕变为真正的托派分子。
第一章 大浪淘沙（4）
1927年11月7日，在十月革命十周年纪念日游行过程中，发生了令人震惊的“红场事件”。当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师生队伍经过观礼台时，十几个青年学生突然展开标语并高呼口号：“执行列宁遗嘱！”、“罢免斯大林！”、“托洛茨基万岁！”。支持和反对的双方顿时拳打脚踢，扭打在一起。队列在列宁墓前乱作一团。
紧接着，联共中央严令莫斯科中山大学立即彻底肃清托派分子。那些曾经在公开场合或私下里支持托洛茨基的学生，很快被开除党籍和团籍，遣送回国。
错综复杂的政治风云，为权谋小人的发迹提供了有利条件。
王明，就聪明地利用了政治倾轧的机会，通过巴结大学校长米夫，在学生内部的帮派斗争中左右逢迎，从而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小卒，一跃成为留苏学生的领袖，乃至于中共的领导人。
为了巩固地位，清除异己分子，王明伙同米夫，蓄意制造了“江浙同乡会”冤案。1928年，俞秀松、董亦湘、蒋经国等一些江、浙籍学生，为了互相关照，经常在一起聚餐、活动。鉴于俞秀松等人资历较老、声望较高，已经成为自己统治中国留学生群体的障碍，王明决定罗织罪名加以打击。他声称在中国留学生中出现了反对苏共的宗派小团体“江浙同乡会”，并侮蔑其与托派势力有关联。在校长米夫的支持下，王明着手进行“彻底调查”。苏联肃反机关“政治保卫局”也插手此事。不久，十二名中国学员被开除，四人被逮捕，一批学生受到株连。莫斯科中山大学内一时间人人自危、风声鹤唳。孙冶方在回忆录中写道：
“在捏造的“江浙同乡会”案件发生以后，中国留学生中气氛十分紧张，甚至可以说是处在一种恐怖的气氛中，即使同住一个房间，互相也很少谈心。例如，当时我和乌兰夫同志等四个人住在一个房间里，除了日常生活上事务性的谈话外，就很少谈政治或学习的问题。”④
尽管所谓“江浙同乡会”由于周恩来、瞿秋白等中共领导人的介入，最终被证明为一起捏造的冤案而被推翻，但是制造恐怖的元凶并没有受到惩治，反而因为阴谋的得逞而更加肆无忌惮。
从二十年代末期开始，在斯大林的策动下，苏联的肃反之风愈演愈烈。已经完全把持了大学领导权的王明集团利用这个机会，先后发动了“肃清托派分子”、“反对第二条路线”、“反对先锋主义”等政治斗争，并仿效苏共，开始残酷的“清党”。在他的淫威下，大批无辜的学生被开除、劳改、流放、关押，甚至被枪毙。莫斯科中山大学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正常学习生活已无法维系下去。
对于斯大林来讲，莫斯科中山大学不但已经失去当初设立的意义，反而成为各种麻烦层出不穷的策源地。1930年2月25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做出决定，关闭莫斯科中山大学。至此，莫斯科中山大学结束了其短暂的历史。
除了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外，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苏联的一些军事院校也曾接收过少量来自中国的留学生。
苏联和共产国际通过对中国革命青年的教育，确实为中国革命培养了一大批具有相当理论素养的政治和军事干部。这些青年骨干，日后成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一份宝贵财富。
在苏联，大批有志向、有素质的青年革命者进一步坚定了革命信仰，提高了理论和认识水平，最终成为坚定的共产主义者，成长为著名的革命家、理论家、军事家，为中国社会的变革与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在他们当中，有邓小平、杨尚昆、刘伯承、叶剑英、任弼时、张闻天、王稼祥、乌兰夫、伍修权等我们耳熟能详的名字。
还有相当一部分曾在苏联接受培训的中国学员，回国后立即投入到激烈、残酷的革命斗争中，为中国革命和新中国的诞生贡献了青春和生命。让我们记住他们的名字：罗亦农、瞿秋白、何叔衡、向警予、赵一曼、左权、周保中
第一章 大浪淘沙（5）
在血与火的考验面前，也有少数学员胆怯畏缩、退出了政治舞台，转而从事文化、教育、科技、工商实业方面的事务。他们在各自的行业也为中国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做出了贡献。
以王明为代表的少数人，以“正统的布尔什维克”自居，理论与实践相脱离，把苏联党内“左“的思想意识和僵硬保守的机制带到中国共产党党内，使中国革命在其发展中多次出现偏颇与失误，给党的建设带来了巨大的损失。
还有一类人，如任卓宣、盛忠亮之流，回国后很快叛变了革命阵营，投入了敌人的怀抱，成为可耻的叛徒。
曾经在苏联学习过的国民党学员，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