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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这种可怕的局面，教皇有些慌了手脚，只好一再敦促德皇查理五世为路德定罪。德皇终于决定于１５２１年４月１７—２６日，在沃尔姆斯召开帝国会议，为路德定罪，给这样一个叛经离道的叛逆者以惩诫，同时也要给路德的拥护者们表演一次杀鸡儆猴的把戏。路德并没有被教皇的淫威吓倒，他昂首挺胸地到达沃尔姆斯，在帝国会议上据理力争，毫不让步。他声称“我坚持己见，决无反悔！”这掷地有声的话语，充分表达了当时德意志人民要求摆脱罗马教庭控制的强烈愿望和坚定信心。
查理五世、教皇等一帮人无计可施，只好蛮横地对路德进行人身迫害，宣布路德为不受法律保护的人。路德无法立足，只好隐居到瓦特堡，从事圣经翻译。
路德并没有沉寂下去。他选择的圣经翻译工作有着不可估价的积极意义。
１５４３年，路德翻译的德文圣经面世了，海涅认为路德对圣经的翻译是“创造了德语”。路德所译的圣经是依照着未经后世篡改的希伯莱文和希腊文原本。他的翻译为人民提供了对抗天主教会的思想武器。从另一种意义上说，他译的圣经使用的是德国语言，这种统一的语言成为联系德意志各邦的重要纽带。
但路德不能代表人民。当德国农民要把宗教改革变成一场推翻现存剥削制度的政治革命时，路德退缩了，最后走向背叛，成为世俗统治者的代言人。他先写了《劝基督徒勿从事叛乱书》，又开始回维登堡讲道，平息骚乱，最后写了《反对杀人越货的农民暴徒书》。他对待农民起义的态度由劝抚、调解到力主镇压。后来又叫嚣“无论谁，只要力所能及，无论是暗地里也好公开地也好，都应该把他们戳死，扼死，刺杀，就象必须打死疯狗一样！”丑恶狰狞的面目暴露无遗。路德彻底脱离了人民，路德教在德国蜕变成为世俗诸侯的工具。以路德为代表的市民阶级温和的宗教改革运动，仅在宗教形式上进行了一些改革。恩格斯说“路德不仅把下层人民的运动，而且连市民阶级的运动也出卖给诸侯了”。
１５４６年２月，路德死于出生地艾斯勒本，享年６３岁。路德一生功过参半。他所发起并领导的宗教改革运动席卷整个欧洲，永久性地结束了罗马天主教会对于西欧的封建神权统治。
他的宗教学说为新兴资产阶级提供了革命的思想武器。恩格斯认为路德是他那个时代的巨人，他无愧于这一光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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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敢的闵采尔
“四海翻腾云水怒，五州震荡风雷激”，这两句诗若用来形容１５２４年的德国国内革命形势，那是再恰切不过了。在托马斯·闵采尔，这个德国农民的儿子，杰出的农民领袖的大力宣传、鼓动和组织下，欧洲历史上一场最大的农民战争正处在一触即发的状态之中。
闵采尔为何要领导这场震惊历史的农民大起义呢？这与他个人的苦难家世和他对农民们的深切同情是分不开的。闵采尔出身农民家庭，在他很小的时候，父亲就被当地伯爵处死了，这使他对贵族统治阶级有着深仇大恨。在学校读书时，他就曾组织秘密团体，反对天主教会，后来又在茨维考城作神父。他生活的那个年代，正值德国的多难之秋。当时，德国境内有七个大诸侯，二百多个中小诸侯以及上千个独立的帝国骑士，天主教会占有全国三分之一的地产，他们都是骑在农民头上作威作福的土皇帝。在他们的残酷压迫和奴役下，农民们过着饥寒交迫、牛马不如的生活，毫无生存保障和人身权利，贵族、地主可以象处理财产一样处理农民本人及其妻儿。农民们若稍作反抗，立即就会招致割耳、割鼻、挖眼、断肢、斩首、车裂、火焚、夹火钳、四马分尸等悲惨的下场。
在这样深重的苦难面前，农民们要想过人的生活，唯一的出路就是拿起武器反抗。闵采尔对农民的疾苦有着切肤之感，也能感受到农民胸中翻卷着的怒潮，他冒着被杀头的危险，到处宣传自己的革命主张，公开提出：整个世界必须来一个大震荡，一切政权都应交给普通人民，没有压迫、剥削的天堂不是在天上，而是在人间，建立天堂的办法只有一种，即拿起武器推翻一切不正义的事物和残暴的统治者，而不是消极地等待和向上帝乞求。他一面宣传，一面建立了“基督教同盟”组织，广泛吸收城市市民和农民们，在他的大力宣传和鼓动下，农民们开始组成各种秘密团体，积极策划反抗封建贵族和教会的斗争。
阿尔萨斯的农民们组成了“鞋会”，在旗上画一只草鞋，表示和穿长靴的贵族对抗。以后，“鞋会”中又发展出一个名叫“穷康拉德”（康拉德是农民常用的名字）的秘密组织。他们不断地策划起义。到了１５２４年夏，全国性的农民大起义终于爆发了，大约有三分之二的农民们参加了这场大起义，他们组织成一支支声势浩大的队伍，捣毁城堡，杀死恶贯满盈的恶霸领主，占领了许多中小城镇。他们一边冲杀着，一边唱着嘹亮壮伟的战歌：
我穷康拉德，我就在这里，在田野，在丛林！
钢盔亮晶晶，盾牌清又净，英雄扫敌人！
教皇和贵族，靠战斧根除。
我自设法庭，判领主死刑。
我穷拉德，我就在这里！
猛刺吧，长矛！
横扫吧，棍棒！
闵采尔本人除了到士瓦本、阿尔萨斯等地作鼓动、组织以外，还亲自领导了图林根和萨克逊地区的农民起义。他指挥工人、贫民、农民推翻当地的反动政府，建立了新型的革命政权“永久会议”，闵采尔被推选为主席。为了实现建立人间天国的理想，闵采尔宣布：没收教会的财产；贵族与农民订立的一切契约全属无效；废除封建特权等。起义农民到处焚城堡，烧寺院，惩办罪恶的封建领主，声势越来越大。为了扑灭农民起义的熊熊大火，贵族和教会进一步勾结在一起，甚至曾经名噪一时的宗教改革家路德也站出来指责农民。由于他在农民军中有一定的影响，因此，他的指责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贫民和手工业者的斗志。
１５２５年５月，闵采尔率领的部队与前来围攻的诸侯部队，在弗兰肯豪森进行决战。当时闵采尔手下只有八千人，而菲力浦率领的诸侯军则有好几万。有人劝闵采尔先撤出弗兰肯森豪，与其他军队汇集在一起，再寻机与敌决战，可怒火中烧的闵采尔斩钉截铁地说：“豺狼已经从四面扑来，我们只好作殊死战斗。与其与恶魔们同活于世，不如与恶魔们同归于尽！”农民们都意气风发，振臂高呼：“誓与恶魔血战到底！”他们个个奋勇杀敌，打得敌人丢盔弃甲，死伤累累，但终因装备不足，训练不够，寡不敌众，经过一场血腥搏斗，起义军惨遭失败，闵采尔也因头部受伤被敌人俘获。
敌人对闵采尔施用了各种酷刑，但闵采尔宁死不屈，义正辞严地说：“如果我会投降，上帝也会向你们投降！”闵采尔终于壮烈就义了，当时年仅３５岁。他死后，反动统治更加严酷，社会止步不前，而这也正是德国在欧洲发展史上之所以远远落后于其他国家的重要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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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内瓦的教皇加尔文
１５０９年的一天，法国北部的一个家庭中一个男婴出生了。
盼子心切的父亲乐得合不拢嘴。这位初为人父的主教秘书凝视着襁褓中哇哇大哭的小生命，心里甜滋滋的，“这小子！将来一定不会是孬种，听听，这哭声有多么宏亮！我要把他培养成一个闻名遐迩的法律家，让他进全国一流的大学！”这位善于遐想的父亲虽然在为儿子设计辉煌灿烂的前程，但他说什么也不会想到他的儿子在日后会成为万人景仰的新教教皇，他的名字和一个新教派“加尔文教”永远联在一起。小加尔文在父亲充满希冀的目光中渐渐长成了一个倜傥超群的青年。他顺从地依照父亲的意图进了当时著名的布尔日大学专攻法律。
在大学里，加尔文抓紧一切时间来充实自己。学法律的他又迷上了哲学。路德教的新思想如同磁铁一样强烈地吸引着他。大学毕业以后，教学工作之余，他便设法和新教团体保持密切联系。
那时候的法国，时局动荡不安，因为德法战争困拢着包括国王在内的每一个人。国王殚精竭虑焦头烂额挖空心思想寻到一个克敌制胜的妙计，突然他眼睛一亮，想到了在法国传播日广的路德教。“只要那些信仰新教的诸侯能够全力支持我，何愁战争不胜呢？”然而事实很令他失望，他眼里“那些狗娘养的”诸侯们都摆出一副事不关己的面孔坐山观虎。“我让你们看我的笑话，我要给你们一点儿好看！”恼羞成怒的国王严令法国境内禁止传播新教，对新教教徒一律格杀勿论。笃信新教的加尔文不得不在１５３４年开始了他的流亡生涯。先是德国，后是瑞士，他成了无根的浮萍。
此时的瑞士，虽然在名义上隶属神圣罗马帝国，但其实是许多独立的州际联盟。发达的工商业，充分的自治权，民主的市议会，这一切都使得宗教改革的呼声日益高涨。苏黎世一个叫茨温利的神父开始领导东北各地进行宗教改革。他所倡导的新主张诸如：否认罗马教庭权威，反对赎罪券，解散修道院，教士可以结婚，民主选举牧师等等一系列惊世骇俗之举。这些完全代表了新兴资产阶级的呼声。所以当时的市议会对此鼎力支持。
笃信天主教的封建贵族们害怕了，他们想方设法阻止新教的传播。
茨温利为了加快推行新教的步伐，动用了武力，结果引起了一场意外的内战，他自己也在一次战斗中不幸阵亡。新教失去了自己的领袖，正处于群龙无首的局面当中。
正在这一紧要关头，加尔文流亡到了瑞士的巴塞尔。他的到来无疑给新教的胜利带来了希望之先。也许当时的新教徒们并没有马上意识到加尔文将是新教派战胜天主教的一个至关重要的筹码，但两年以后加尔文有关宗教改革的经典工作《基督教原理》一发表，新教徒们便看到了希望的曙光。大街小巷听到的是一片议论之声。人们普遍认为《基督教原理》在传播教义方面甚至要比马丁·路德的九十五条论纲还透彻。尤其是其中关于人的等级之分，人们洁身自律的要求太对教徒们的胃口了。
同一年里（１５３６），加尔文的足迹延伸到了当时瑞士宗教改革的中心日内瓦。
当时的日内瓦宗教改革运动已进行得如火如荼：废除弥撒、拜圣像、售赎罪券；改进礼拜仪式，改进教会组织，然而当地天主教的势力依然强大，封建贵族们当时不甘心放弃手中的神权，他们不顾历史的潮流，妄想蝗臂挡车，所以在当时，新旧两教进行答辩是件司空见惯的事。新教的另一个教派再洗礼派力量比较强大，主张也要比加尔文教激进得多。他们不断组织平民起事，破坏天主教堂，拆毁修道院，这一切过激的行动吓坏了当局，为了不闹出大乱子，当局先是禁止辩论会的召开，接着开始迫害再洗礼派，平民运动遭到了严酷的镇压。“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加尔文教派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迫害。加尔文不得不再一次惶惶而逃。
时光斗转星移，政局变幻无常。宗教改革的主张毕竟属于进步的呼声，历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