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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权力的广泛分散是限制暴政和特权的良好办法，但他对普选却毫无兴趣。充其量说，他不过是古典学派自由经济的信徒，但他又确信政府通过增加公民之间的交通手段（比如，修筑道路和开凿运河）和办好邮政服务，能给全国人民办许多好事。他虽然不希望国家政权和任何教会之间有直接的联系，但又认为社会的安宁和民情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该社会的成员具有宗教信仰，甚至推测一个教会的信仰越没有教条，似乎就越难维护社会的基础。他去美国的时候，就相信立宪君主的政绩要比共和国的好。后来，他仍然这样认为，并举出一些理由，说这部分地来因于政党的有害的捣乱精神，部分地来因于地大物博使人们不去争夺政权，而把精力用到谋求生活舒适和发财致富方面。他认为，美国人的幸运在于他们的历史是“一张白纸”
，而不在于他们独具世界上最先进的实际政治修养。他认为美国人之能够享有自由，不仅仅是因为彻底的分权使地方政府可以有余地去影响全国政治，而且也是因为人们在继承“陪审制度”的长期历史传统当中养成了“最直接地行使人民主权”的习惯。
托克维尔在旅途中访问的地方越多，越感到法国的社会制度矛盾重重。路易十八的《一八一四年宪章》基本上是贵族性质的；但是，自从法国的民法典也象美国那样否定了长子继承特权以后，贵族政治的精神已被平等的思潮所取代，平等的思潮在法国也象在美国一样必将取得胜利。托克维尔认为，任何政府都不能阻止这一思潮的发展，充其量只能以法律把它范围起来。然而，美国制度的特点在于使多数管理国家，并通过法律使多数受到最大的尊敬，而这个多数又被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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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上的最有教养的阶级所领导。
尽管美国社会有许多缺点，但它确实有其伟大之处。那里的人是自由的，他们的精神是独立自主的，他们有自信心并善于合作。他们的这些品质，也在限制国家的那种总是保护特权，从而限制个人的独创精神的“家长式统治”的需求。成年人选举权实际上意味着每个美国白人都有投票权。政治活动基本上是不受限制的，经济发展没有止境，没有封闭社会的那套体制，财产也不可能过分地集中到少数人手中。托克维尔说，如果历史的未来就在于走向这样的平等，那末对于法国来说，再没有比学到美国获得成功的重大秘密更为重要的了。
随着在旅美途中的深入考察，托克维尔对这种观点又不断增添了新的内容。他坚信，设在华盛顿的中央政府或各州的中央政府权力不大，有两大好处：一方面可以避免过分的统一，另一方面又可以对每个地方的本身利益提供强有力的刺激。但是，他同接待他的美国人的交谈，尤其是他同艾伯特。加勒廷和纽约州立法机构的克林顿集团首领约翰。坎菲尔德。斯潘塞的交谈，表明他对报纸的种数的众多，对两院立法制的存在，对临时更换陪审员和律师的规定，以及对大量的不同教派的共存，都相当满意。他原以为，这样多教派的林立，必然强制人们去维护自己所信的教派，但他看到的和谐的道德风尚，又使他消除了这种怀疑。
托克维尔还进行过其他一些暂短的会见。他从这些会见得出的结论，表明他的直观推理能力非常敏捷。他和博蒙一同在荒漠中度过的难忘的两星期，使他确认美国当时的西部边疆与其说是一个停脚点，不如说是一条使人们很快就能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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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太平洋的大路。这条道路虽然只能使他依稀看到拓荒者当年留下的建设痕迹，但无论如何它是后来政治和社会革新的基础。他认为，印第安人的品质比美国殖民者评定的高尚得多。但是，他面对印第安人的这些美德，却没有象夏多勃里昂和费尼莫尔。库珀那样在他们的娓娓动听的浪漫主义描写中学着卢梭赞美高尚的野蛮人。毫无疑问，印第安人在商品化社会必然产生的压迫下受到了严重的创伤，但是他也清楚地看到，由于征服者美国人给印第安人安排的条件，印第安人既十分懒于又十分懈于适应征服者对他们提出的要求。他同博蒙先生一样，对美国人奴役黑人非常气愤；而且我们可以看到，他在从俄亥俄到肯塔基的途中所描述的奴役黑人的最坏后果，主要是使奴隶主迟钝和粗野了，而不是使奴隶对自己的权利漠不关心了。他承认波士顿的大主教们的态度高尚，同时也指出他们的态度比纽约的大主教好。
他接着指出，这种差异应当归因于在波士顿有一个悠闲阶级，他们继承了大量的家产，有足够的金钱，不必去经营实业。这个阶级无疑同欧洲的上层社会人士相似。
当然，这个阶级的人数不多。
还应当指出，他很快就看出丹尼尔。韦伯斯特首先是一个大野心家，特别贪图掌握政权。他看到美国的工作人员有严守时刻的习惯，并认为这是经常劳动的结果。他也指出美国人对门第没有成见，只要双方互有情感，出身不会成为结婚的障碍。
托克维尔在波士顿同哈佛大学校长昆西讨论地方自治政府的意义和美国的尚未开发的广大土地之后，认为自己才开始看到对个人发展很少限制的行政管理所起的重大作用。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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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维尔认为，如果一个这样的人打算进行某一公益事业，比如说创办一座医院或一所中学，则他可能更容易得到国人的同情和自愿合作，比向政府求援还有效。当然，一个人的行动肯定没有公家的行动大。
但是，如果大家的力量加在一起，同心协力，共同努力，效益就将大得多，而且会产生在执行任何政府计划时都无望产生的深刻的道德影响。
因此，托克维尔得出了显然可以作为他的整个社会哲学体系的基础的结论。必须指出，托克维尔早在开始编著他的大作之前就已确信自发的选择是自由的秘诀，只应当把政府看作是在紧急情况下私人无能为力时才求援的备用力量。对此还应当补充一点，即他逐渐认识到，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把限制政府的权力视为宪法的实质。他认为，国家权力是一种危险的东西，所以一个政府的法定权力越小，暴政的危险也越小。
特别是经过长时间的口头的和书面的讨论之后，他不得不承认法国政府的最大弱点，就在于它干涉地方事务的权力太大。正如他父亲对他说过的那样，这种“令人讨厌的中央集权的结果，只能是妨害地方发挥主动精神，让地方放慢行动的速度，使公务人员怠惰和对事无巨细都要加以控制表示反感。因此，分权就成为自由的秘诀。”
但是，托克维尔并没有到此止步。他越深入研究斯帕克斯提供的材料，就越相信多数在某些细节上可能是不对的，但在整体上却总是对的，而且没有任何道德力量可以超越多数的影响。关于这一点，他还补充说：每一个个人，每一个团体，每一个城市或国家，是其本身利益的唯一合法裁判者；只要它不损害别人的利益，谁也无权干涉它。对这个题目他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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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有发挥。他认为，由于民主可能感情用事，所以必须制定预防这种危险的保护措施。因此，他赞成两院制，赞成政府首脑有否决权，赞成并非不重要的“复审”原则。
事实上，他比这走得还远。他从每个公民都是自身利益的最高裁判者这一观点出发，主张共同体不能组织得使每个公民事事都可以指望依靠这个共同体，因为不这样的话，共同体就要承担它不能很好完成的任务，而且会削弱个人的志气。
托克维尔在旅美的最后几个月，思想上开始产生一些疑窦。追求物质享受的热情是不是有点过分？财产上的悬殊是不是会妨碍追求实际的政治平等的努力？经常改选果真能够防止在任的当权者实行暴政？或者反过来说，如果在任的当权者不讨好他的选民，他是不是还能保住他的职位？这样的选举会不会妨碍优秀人物报名参加竞选？它会不会妨碍政府将一项巨大的政治计划贯彻到底？他访问宾夕法尼亚州时同人们交谈之后，思想上就产生了这些疑窦。在巴尔的摩，人们告诉他：统治美国的是律师。巴尔的摩的拉特罗布先生向他解释说：如果财产太平均了，则杰出的人物就不会太多；在北部由于商业突飞猛进，才使一些实业家对社会取得了绝对的控制权。在舆论方面，多数要求照他们所希望的最小公约数来征税，而安德鲁。杰克逊的当选总统，则证明军功对共和制度发生了“有害的影响”。有些人也和他一样，都异口同声的说：民主不适于办理外交。
托克维尔逐渐得出结论，认为共和制度对美国北方比对美国南方更为适宜。他日益加深地确信，一个国家的地理特点和民情比它的法制更为有力，虽说法制有利于民情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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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民情中有一种比任何法制都更为有力的东西，而且这种东西能把人民所创造的法制中存在的最坏东西消灭干净。当他发现文明的传播未使杰出人物辈出，而下层阶级的消灭又不等于上层阶级的出现时，感到如坠入五里雾中，无法理解。
这个使他困惑不解之谜，又促使他作出如下论断：尽管美国人民对本国政府的了解比其他国家的人民深刻，但缺乏伟人领导国家。言论自由之广泛已使他感到吃惊，而当时存在的结社自由，既受到他的赞美，又使他目瞪口呆。特别是在他同银行家尼古拉斯。比德尔进行一次有趣的谈话之后，使他更加大惑不解，因为他未能发现美国的政党也象他在欧洲所见到的那样是为了实现伟大的思想而组建的。比德尔满怀信心地告诉他，只有总统和国会短兵相接，美国的事情才能进行得最好，而我国制度的优越性的最好证明，则是没有政府我们仍能容易存在下去，没有行政的管理我们照样前进。他听完之后，真是感到闻所未闻。在１８３１年１１月将要结束旅行时，他在长期的旅游考察中积累的丰富材料，通过他的广泛概括和透彻洞察而开始开花结果。
在匹兹堡和在俄亥俄州时，他就已经指出：最多不过３０年，那时决心来这一带定居的移民就难于发财致富，如果他们想要发财致富，就不得不投奔新的地区。他开始认识到，虽然出身和才干在美国也有一定的作用，但衡量一个人的价值的自然标尺却是金钱。
他认为，美国人是一个对精神享受最不感兴趣的民族。美国人最关心的是多赚钱，他们对财富有一种崇拜思想。据他观察，美国和法国之间的最大区别是：在法国，出身和职业的不同，在人与人之间制造了永久的而且是不可逾越的壁障；而在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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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方面的差别并不妨害结婚。简而言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