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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我们于五年之后第二次见面了。五年的时间里想必各自都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而目前我只知道自己的。和第一个女友分手后我们最终没能再在一起，那件事已经永远地过去了。甚至，我和第二个女友的关系也开始变得微妙。凡此种种变化中我所能把握的就是不再情绪激动。我把更多的注意力转向工作（写作）。由于生理和年龄的关系，男女之事已不像当初我认为的那么重要了。在相对冷静平和的心情支配下反而出现了更多的机会，或者说，对于机会更善于把握了。我几乎堕落成那种守株待兔的老手。
在我的经验中，出差在外的女人最易击溃，特别是结过婚，婚龄在两年以上而没有小孩的。五年后的施玮恰好是一个这样的女人。我只是习惯性地把她当成了某种可能性的对象，而绝非有意。实际上，当我从电话里得知施玮是施玮的时候想法就已经产生，请她吃一顿便饭不过是顺水推舟而已。由于我倾向于迎合的态度，使施玮比五年前放松了很多。我看着她涂成荧光色的指甲，她的戒指和唇膏，觉得她真是一个成熟的女人了。当施玮起身去取包里的约稿信，我能感到那被高腰裤紧紧裹住的丰满的腰肢，它在做扭曲的机械运动，看上去不禁令人怦然心跳。我对施玮说：“你比以前胖了。”
记得以前施玮一直为她的体重而惴惴不安，她担心自己太瘦了。在一次来信中她告诉我自己的近期目标：“突破四十五公斤。”现在我说她胖了，显然有恭维的意思。可施玮早已转变了立场，她像所有时髦的少妇一样，以苗条为美，十分担心发胖。因此她说：“我以前就是这样的，没怎么胖呀。”当然，我们的交谈没有涉及她的腰。她的腰显然是男人培育的结果，多年以前是绝对没有的。
后来施玮提醒我读那封“致名家高手”的约稿信，说服我给他们写稿子。大约是我们的谈话有点暧昧，她有责任使它回到正事儿上面来。施玮提出要做我的录音采访，我答应了。她甚至拿出了采访机，装上了电池，可没过多久我们就把录音的事置于脑后了。我们又开始谈论彼此的生活，轮流提问和作出回答，在某个敏感而不便深入的地方我们不约而同地顿住，经过短暂的沉默再次回到文学和稿件的问题上来。两种话题反复交替，似乎在编织一个令人陶醉的罗网。
我们下楼去吃饭。楼道里面很黑，我伸手过去托住施玮的腋下，把她带到院子里。过街的时候她和我靠得很近，一只手本能地拉着我的衣服。现在我们相对而坐，在一家小餐馆里准备用餐。施玮说她不喝酒。我给自己要了一杯虎牌啤酒，喝得面红耳赤的，话也变多了。我的情绪多少感染了对方，后来施玮也来了一点啤酒。她终于忍不住问我说：“那时候你为什么那么对我呢？”我说：“我也不希望得到你的原谅。不过，我的确做得不够好。”我解释道：“我处在那种情绪中，刚刚和一个女孩分了手，但心里仍然没有忘记她。”我说：“张国庆也有责任，他不该叫你来的。”施玮就问我张国庆的近况，说他真是一个好人。她告诉我那天他送她去火车站，一路上大声地唱歌给她听，弄的路人侧目而视。“你为什么那么凶？皱着眉头，脸上一点表情都没有。”施玮耿耿于怀地说。她告诉我昨天在招待所里给我打电话，时间不过四五分钟，她竟然出了一身汗。真没想到我还会同意见她，和她一起吃饭。“华强你到底是一个啥样的人啊？”她问我。
双拐记（4）
饭后我们回到楼上。楼道里依然很黑，我伸手抓住施玮的胳膊，扶她上楼。两层以上的地方有一盏灯亮着，这时我仍搀着施玮，她突然用力甩开我，就好像我有什么用心似的。进了房间，她指着桌子上的一张照片问：“她是你的女朋友？”我说：“是。”其实，早在我们下楼吃饭以前她就已经看见了，直到现在才作为一个问题提出来。“你们和好了？”她问。我说：“不。这是后来的。”施玮说：“她真像我妹妹。”
显然，她希望我问她一些什么，但我没有。我知道我的女朋友是不会像她的妹妹的，施玮那么认为不过是一个错觉。据我所知施玮是没有妹妹的。她有一个弟弟，五年前我们通信的时候对她的家庭成员我已了解得很清楚。她说我的女友像她妹妹是否是一种象征性的说法？我没有问。我不想我们之间有任何问题涉及我目前的女友。
我看了一下墙上的钟，说：“还是做录音吧。”我告诉施玮，明天以后也许我就没有时间了。我在写一个中篇，正到紧要关头，不想随便停下来。施玮说：“那好吧。”于是做了我的录音访谈。结束时十点不到，我注意到她看了一下手表。我问施玮住在哪里，招待所是否要关大门。她说要关的。我适时提醒说该回去了，她点头答应。
当我起身的时候施玮还坐在对面的沙发上，我发现她的脸突然变成红黑色，看着我的眼神也不对，一副失魂落魄的样子。我明白所有这些身体的信号，但还是不敢轻举妄动。我想到在楼梯上她甩开了我的搀扶。正因为是她所以来不得半点勉强。
我风度翩翩地招呼她出门，再次感到自己的行为值得骄傲。在那截黑暗的楼梯上我甚至没再试图搀着她，任凭她低头摸索。后来我们上了一辆出租车，向她住宿的招待所驶去。也许施玮为我竟然送她而感到奇怪，其实我的心里已经彻底结束了，我指的是那种对她的不良欲望。从此我做得尽可以像一个君子了。
施玮就坐在我的身边，影像模糊，但很实在，我们呼吸相闻。我能感到某种温暖略带伤感的气息从她的身体里缓缓散发出来。她的确起了变化，这使我很想抱抱她，而在我们这次见面的大部分时间里这是不可想象的她的身体始终僵硬带着冷淡的敌意。她终于在一切结束的时候软化了。
双拐记（5）
我听见施玮要求道：“明天你陪我去中山陵好吗？”我说：“我得写那个中篇，可能抽不出时间来。”这么说，我是不想有任何事情留待明天去解决。
施玮说：“要是大门关上就糟了。”我说：“要是大门关上了又叫不开的话，我们就回去，你住我那儿。”施玮：“那怎么行。”我说：“有什么不行的？你住我那儿，我到父母家去住。”施玮说：“要是有扑克的话我们可以玩一个通宵。”说着她叹了一口气，对我说：“那时候你怎么会那么狠呢？”
我说“我也不要求你原谅我，但我做得的确很糟糕”突然，她抓住了我的手，轻声说道：“我原谅你了。”
她的手干爽、温热，而我的手又冷又湿。两只完全陌生的手就这么在黑暗中拉了十几秒钟，没有进一步的动作。然后施玮主动撤了出来。这时出租车正经过山西路夜市，车厢里被照得很亮堂，她举起那只刚才握着我的手让我看，在手腕处有一条很细的明亮的疤痕。她说：“我割过腕，干过一次。”我问：“什么时候？”她说：“很久以前，我不想活了。那天我去海边拍了一张照片，心想，就作为我的遗照吧。”
施玮说：“这事除了我的父母谁也不知道，我谁也没告诉，除了我妹妹。”
她告诉我她的妹妹是她原来单位里的同事，也有过一次同样的经历，也割过腕，为了一个有妇之夫。她们很谈得来。一次她把她的手腕给施玮看，后者亮出了自己的手腕，那上面也有一道，不过因为时间关系已经比较模糊，几乎看不出来了。两只自残过的手紧握在一起，从此她们就以姐妹相称了。“我妹妹的那道红红的很明显，时间还不长。”施玮对我说。
下车后我送她回招待所，大门还没关上。我随施玮走进房间，在惨白的日光灯下她再次把那只手递给我。我接过来端详着，没有了在车厢里的那种冲动，我只是觉得有些异样。也许我应该做出某种表示，在伤痕上轻轻抚摸，或者，低下头去吻一下。但我没有这样做。我只是说：“太不值得了。”同时将手递还施玮。对方重复着我的话，说：“是很不值得啊。”
床头柜上有一本散文集《挚爱》，是施玮带在旅途中看的。我们开始议论其中的一位女诗人。女诗人多年以前就死了，是自杀，我知道一些内幕，告诉施玮说她是切脉流血不止而死的。施玮说：“原来她也是割腕的呀！”我说：“不。她割的是这儿。”同时在大腿内侧比划了一下“这儿止不住血。她带着一张刀片钻进被窝，就那么一下全拉开了。”施玮叹息道：“她是真的不想活了。”我说：“是啊，这样割就没救了。”
我是否在暗示施玮其实并不想死？当然，我肯定不是在教唆她再干一次，就像女诗人那样地彻底和漂亮。施玮本人倒是很愿意迎合我的一些想法，她说：“说起来也很奇怪，我都不想活了，临干的时候竟然还划了一根火柴给水果刀消毒。”
我划着一根火柴，给自己点上烟，一面在房间里来回踱步，一面对施玮说：“也许世界就是这样的，能量守恒，你在一个地方吃了亏在另一个地方也许就得到了弥补。别人伤害了你，同样你也伤害过别人，当然他们并不是同一个人，但这又有什么关系呢？收支大体上总是平衡的。”
施玮问我：“别人伤害过你吗？”我说：“那当然，我也割过腕，这你相信吗？”施玮问：“为谁？”我说：“当然不是为了你，否则就不存在整体的收支平衡了。”我为自己的平衡理论所陶醉，变得饶舌起来：“我为我的前妻，为她自杀过，这你没有想到吧？”
施玮要求看看我的手腕，我递给她。当然那上面什么都没有。我解释道：“我干得比你还早，已经完全看不出来了。”施玮不无耐心地捧着我的左手，迎着灯光，变换了各种角度。不可思议的事发生了，居然让她看出了一道伤痕。“很淡很淡，”她说，“但我还是看出来了。”她显得有些兴奋，继而总结道：“我们都曾割过腕！”
明亮的疤痕（1）
1985年
朱浩从广西给我来信，说他和王玉站在南宁的大街上接吻。可王玉是谁呢？我不是很清楚。想必是老方那边的一个女孩，长得也一定很漂亮。我没有去过老方所在的城市，即南宁，只能想象它四季如春，色彩丰富而艳丽。朱浩在马路边搂住那个形象模糊的女孩，我想象疾驶而过的车辆用烟尘把他们遮蔽了。当他们的唇舌分离，尘埃也跟着落定。这很像某个电影镜头，是吗？我自觉无聊。
那是一个这样的年代：为激怒路人朱浩搂着王玉在大街上公然接吻。朱浩又是怎样向我描绘他与老方的第一次见面的呢？“在一家旅馆里，像两个杀人犯一样地一见钟情。”朱浩在给我的另一封信里如是说。你也许已经看出来了，这里面有那么一点自命不凡。我们都写诗，隶属于某个诗歌社团或同一种写作风格。我、朱浩、老方，还有东海，本来我们都互不认识。由我把诸位的诗稿搜罗到一本交流资料上，印刷成册。之后我们相互通信、彼此支持。然后就是历时两到三年的断断续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