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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手曾国藩,右手胡雪岩-第2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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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急时不可仰仗他人

曾国藩语录:从古帝王将相,无人不由自立自强做出。

译文:自古以来的帝王将相,没有人不是由于自立自强而成功的。

人是一种社会性的存在,在患难之际当然可以求得别人的帮助.但是,主动权一定要掌握在自己手中.如果危难之际,全仰仗别人,后果将是十分危险的.俗话说:〃吃一堑,长一智〃,经过血的教训,曾国藩深知这个道理的重要性.         

第66节:第六章 曾国藩的进退之智(9)     

1862年5月,曾国藩宰军在天京城南门外的雨花台扎下营寨.

曾国荃和他的心腹大将李臣典、萧孚泅、刘连捷、朱洪章等在太平天国的叛将韦俊的带领下,察看了这座江南名城.他看到天京城高池深,深沟高垒,城围辽远,以他的两万人马想要攻取这座名城,简直是白日做梦.他虽攻至城下,却不敢轻举忘动,更深怕城内的太平军和外省的李秀成一起出动,将他们歼灭掉。所以,他一面督促湘军在雨花台一带修筑工事,作长期战争准备;一面派人投书,催促各路人马尽快会师城下. 

然而,曾国荃等了多日,也不见别路人马到来.先是李续宜的北路军由镇江刚要出师,忽接父丧凶信,匆匆回家奔丧,其部将唐训方远在皖北,闻讯南援.结果被太平军阻于寿州.鲍超由宁国北进,遇太平军杨辅清等部,展开血战,亦难达天京。这时,可援之军只有多隆阿一路. 

曾国藩接到雨花台寄来的加急求救文书,命多隆阿

迅速南下.多隆阿接信后,开始还有军事行动:攻陷庐州,准备南下,但突然按兵不动,拒赴合军天京之约.曾国藩再三恳请赴援,多不为所动.这时,有一股四川农民起义军人陕,多隆阿部将雷正绾已入陕阻击.多隆

阿与湖广总督官文密约,再奏令多隆阿本人率队人陕,皇帝居然准奏.多隆阿与官文皆以不赴天京之援,暗自高兴,因为久与曾氏兄弟不和的官文也不愿湘军得到成功。

多隆阿率军西去,曾国藩万分惊慌,派人飞马送信给官文,让他追回多隆阿,仍让多赴南京之援.他在信中说:〃闻入秦之贼人数不满三千〃,有雷正绾一军以足敌,而〃江南贼数之多比秦何止百倍〃,仍请将去之不远的多隆阿追回.然而官文明知天京城下急需多隆阿赴援,却置曾氏兄弟的求援于不顾,使曾国荃的雨花台之师成了孤军.通过这件事,曾国藩似乎发现了人性的弱点,也印证了他早巳提出的危急之时不能靠别人的道理. 

曾国藩在1862年9月13日《致沅弟季弟》信中说:

都将军派四个营的兵来助守,自然可喜,但也未必靠得住.凡在危急时刻,只有自己靠得住,而别人都不可靠.靠别人防守,恐怕临战时会先乱;靠别人战斗,恐怕会猛进而速退.幸亏这四个营人数不多,或许不至扰乱弟弟你那里的全局.否则,这部分军队另有一种风气,一种号令,恐怕不仅无益,反而有害.弟弟要谨慎使用这支队伍.去年春天,弟弟没要陈大富一军.又不留成大吉一军,我很喜欢弟弟的见识. 

他在另外一些信中还说:总之,危急之际,不要靠别人,专靠自己,才是稳着.

咸丰五年(1855),自从罗泽南等离开江西以后,曾国藩在江西的处境更是一天比一天坏.在这种危急时刻,曾国藩认为首先要〃自救〃,那就是加强自身建设,苦练自身的硬功.在内湖水师缺乏一位得力的统领,几位营官也都是平平之才的情况下,曾国藩只好让李元度兼辖水师事. 

曾国藩不断地给李元度写信,教他如何带勇、如何列阵打仗.在8月28日的信函中,曾国藩写道:

兹特有数事叮嘱,千万不能忘记:

第一,扎营宜深沟高垒.虽仅一宿,亦须为坚不可拔之主计,但能使我垒安如泰山,纵不能进攻,亦无损于大局.

第二,哨探严明.离贼既近,时时作敌来扑营之想.敌来之路、应敌之路、埋伏之路、胜仗追击之路,一一探明,切勿孟浪.

第三,禀报详实.不可专好吉祥话,遇有小事不如意,辄讳言之.

第四,痛除客气.未经战阵之勇,每好言战,带兵之人也是如此.如果有了一些阅历,便自然觉得我军处处都是漏洞,无一可恃,也就不轻言战了.

写了这些,曾国藩仍然是不放心.他想起上年写的《水师得胜歌》在军中影响很好,既通俗又实用,便再花几天的功夫,写出了一首《陆军得胜歌》.歌中讲到了湘军陆师在扎营、打仗,行军、法纪、装备和训练等使奄奄一息的曾国藩又抓住了几根救命草.         

第67节:第六章 曾国藩的进退之智(10)     

心力交瘁的曾国藩看见太平军从江西战场上大量撤出,一开始感到迷惑不解.但很快,他振到天京城中的密探就发来了消息,将天京内讧的情况告诉了他.

求救,自救、天机终于使曾国藩渡过了灾难.

这一过程给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启示:一是在艰难时刻一定不要失去信心,徒然的抱怨是无用的:二是在困难时刻最重要的还是要寻求解决困难的途径、办法,哪些是自己能办的,哪些是需借助他人的,在此前提下去努力经营,或可有成. 

为了危急时刻不至于仰仗别人,曾国藩致力部队训练,他要亲手将湘军缔造成为一支有胆有技、能征善战的队伍.

经过艰苦的训练,湘军素质迅速提高,逐渐成为一支士气旺盛,能征善战的队伍,而曾国藩本人,也由一个儒生逐渐成长为一名军事家和〃训练之才.〃

一个要成大事的人,凡事都要艰苦经营,壮大自己的实力,这样就不致于在危急时刻,去依靠别人,看别人的脸色,把自己的命运掌握在他人的手中。记住:别人都靠不住,只有自己靠得住,自己的命运一定要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功成身退天之道〃

曾国藩语录:然大位大权而兼享大名,自古曾有几人能善其末路者?总须设法将权位二字推让少许,减去几成,则晚节渐渐可以收场耳。

译文:身居高位手捏大权而又享有大名的人,自古以来曾有几人能善其末路的呢?总须设法将权位二字推让少许,减去几成,才能保全晚节,才可以慢慢收场善终。

自古封建社会为臣子者立下不世之功,无不为君主所忌。据说在湘军光复武汉时,咸丰帝一面高兴,一面忧虑,说:〃想不到曾国藩以一儒生,竟能做一番大事。〃当时咸丰身边的一位大臣当即说道:〃曾国藩以侍郎开缺,与一乡绅无异,自古英雄起于草莽间里之间,岂不令人担忧吗?〃

听了这话,咸丰帝皱紧眉头,沉吟良久,慨然叹道:〃去了半个洪秀全,来了一个曾国藩!〃当时洪秀全的太平天国,刚刚开始走下坡路,而曾国藩的声威,也没有像攻破天京以后那样如日中天。看来如果不激流勇退,所谓〃飞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狡兔死.走狗烹〃的命运,曾国藩是很难避免的。 

清军江南大营被再度摧毁之后,清朝绿营武装基本垮台,黄河以南再没有什么军事力量足以与太平军抗衡,因而不得不任命曾国藩为两江总督,依靠他镇压太平天国革命。

那拉氏上台之后,又采取更加灵活的政策,让他督办四省军务,身负昔日五位钦差大臣的职权,其目的不过是为了调动他的积极性,事权归一,易于成功。

但是,自从进军雨花台以来,曾国藩兄弟迅速扩军,使曾国荃所属由2万余人增至5万人,曾国藩指挥的部队由几万人扩大为12万人,除于赣、皖厘金和数省协饷外,增辟粤厘和湖南东征厘金,这就使清政府不能不渐生疑惧,感到这对它是一种潜在威胁。湘军攻陷九滘洲,尤其苏、杭各城相继沦陷后,清政府的这种感觉与日俱增,隐隐感到自己的 

最大威胁已不再是行将失败的太平天国,而是手握重兵、广揽利权的曾国藩了。

从这时起,清政府对曾国藩的态度就开始冷淡下来。其第一个表示,就是在曾国藩与沈葆桢争饷时,有意偏袒沈葆桢,裁抑曾国藩。最后虽然以轮船退款解决了曾国藩的乏饷 

问题,但从此曾、沈不和,使清政府基本达到了分而治之的目的。与此同时,各省督抚也不像前几年那样对他热情支持了,江西争厘,他省协饷停解,就是明证。

清政府知道,虽然湘军总数有30万人,仅曾国藩直接指挥的部队就有12万人,但内部派系复杂,各树…帜,他的嫡系部队亦不过只有曾国荃的5万之众。

所以,清政府就采取了两方面的措施:一方面迅速提拔和积极扶植曾国藩部下的湘军将领,使之与曾国藩地位相近,感情疏远,渐渐打破其从属关系;清政府对曾国藩的部

下将和幕僚,如已经死去的塔齐布、罗泽南、江忠源、胡林翼、李续宾、李续宜和当时尚在的左宗棠、李鸿章、沈葆桢、杨载福、刘长佑等都实行拉拢和扶植政策,使他们渐渐与曾国藩分庭抗礼,甚至互相不和,以便于控制和利用。而对于曾国藩的胞弟曾国荃则恰恰相反。1863年5月曾国荃升任浙江巡抚之后,虽仍在雨花台办理军务,未去杭州赴任,亦本属清政府的意旨,照例是可以单折奏事的。曾国藩遂让曾国荃自己上奏军情,以便攻陷天京后抢先报功。不料,奏折刚到立遭批驳。清政府以其尚未赴巡抚任,不准单折奏事,以后如有军务要事,仍报告曾国藩,由曾国藩奏报。曾国藩恐曾国荃心情抑郁,言词不逊,在奏折中惹出祸来,特握颇有见识的心腹幕僚赵烈文迅速赴雨花台大营,专门负责草拟章奏咨察事项。         

第68节:第六章 曾国藩的进退之智(11)     

曾国荃攻陷天京后,当天夜里就上奏报捷,满心以为会受几句赞扬,不料又挨当头一棒。上谕指责曾国荃破城之日晚间,不应立即返回雨花台大营,以致让千余太平军突围. 

语气相当严厉。事情发生后,曾国荃部下各将都埋怨赵烈文,以为是他起草的奏折中有不当言词引起的。赵烈文则认为,这与奏折言词无关,而完全是清政府节外生枝,有意苛求,否则,杭州城破时陈炳文等lO多万人突围而去,左宗棠为何不受指责?幸好有人将李秀成捆送萧营,否则曾国荃更无法下台。 

但是,清政府并不就此了结,而是步步进逼,揪住不放。数日之后,清政府又追查天京金银下落,令曾国藩迅速查清,报明户部,以备拨用。尤其严重的是,上谕中直接点了曾国荃的名,对他提出严重警告。上谕说:〃曾国藩以儒臣从戎,历年最久,战功最多,自能慎终如始,永保勋名。惟所部堵将,自曾国荃以下,均应由该大臣随时申儆,勿使 

骤胜而骄,庶可长承恩眷。〃这无疑是说,曾国藩兄弟如不知禁忌,就难以〃永保勋名〃,〃长承恩眷〃了。真是寥寥数语,暗伏杀机。

曾国藩具有丰富的政治经验和历史知识,熟悉历代掌故,当然能品出这些话的味道,掂出它的分量。何况,曾国荃确实非常骄傲,以为攻陷天京全是他一人的功劳。后来曾

国藩对赵烈文说:〃沅浦之攻金陵,幸而成功,皆归功于己。余常言:〃汝虽才能,亦须让一半与天。〃彼恒不谓然。〃因而,攻陷天京前后,就成为曾国藩思想上最紧张的时期。他心里很明白,如何处理好同清政府的关系,已成为能否保持其权力和地位的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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