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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气味。哈尼一转身，走回到那家小酒馆门前，他听到象红房子西餐馆一样的对开玻璃门里，丝丝缕缕地传来小号的声音，呜呜咽咽的。他推门进去，颓废的南方爵士铺天盖地而来，那个唱歌的，是个看上去满腹心事的中年男人，他的声音象洪水一样，淹没了他。
他要了一小瓶德国啤酒，酒保端了一小碟咸花生过来当小食。他在摇曳的烛光里望见那酒保仿佛是个亚洲人，也是个中年男人。他把短短的头发向上胶了起来，象短促的火焰。他一定练过身体，肩膀和手臂的线条完美无缺。他向哈尼亲热地笑了笑。哈尼对一切精致东西的刺激仍旧敏感，他仍旧喜欢看到好看的景象，他的眼光追随着那个用了香水的精致的酒保，看他象水草里的大尾巴金鱼那样摆动着亚洲人长长的腰身，在烛光迷离的店堂招呼客人，在店堂的暗处养着大把的白色百合花，它们很妖娆。酒保象是沙龙殷勤的主人，他身上那种亚洲人华美而颓废的魅力，迷住了哈尼。对带着点虚荣的美的渴望从他的心里渐渐蠕动着苏醒过来，哈尼的眼睛追随着那个酒保。哈尼突然想，自己想在这里工作，大概心里也希望自己能变成这样的人吧，他想，在自己的本性里，自己可以比这个人更妖的吧。
哈尼看到乐队里有个人在玩沙锤。他已经有三十多年没见过这东西了，当年的黑灯舞会里，也有一个自己组织的小乐队，乐队里面也有一个人专司沙锤。当时，带着警察来冲舞会的，是居委会主任，是个小业主的太太，眉毛细得象一条虾须，一脸的旧相，但满嘴都是革命口号。警察冲进屋以后，她负责在走廊里堵住大门，防止有人乘乱逃脱。结果，所有去跳舞的人都被堵在了屋子里。她告诉他们两条路走，一条是被强迫去劳动教养，到江苏的大丰农场，另一条，是自己报名到新疆农场当农工，有大红花戴，算革命青年。
命运从此就改变了。
回想起来，哈尼觉得自己当时也真的不想再留在上海了，那黑灯舞会里面的被抛弃感，无所事事的空虚感，蹩脚货的屈辱感，它们是和虾须眉毛的居委会主任一样有力的理由，推动哈尼去新疆，无论如何，他的生命可以动起来了，那时候，他才二十岁。他也能得到一朵大红花，那是王家的唯一一朵由政府发给的大红花，用红色的皱纸和一根细铅丝做成的。这点要强的想法，他从来没对任何人提起过，他为自己曾经有那样的想法感到羞耻。
哈尼将眼睛掉开去，他不想看到那个沙锤，今天晚上，他需要的是享受，他有资格好好享受。他象其他男人那样喝了口啤酒，其实他不怎么喜欢喝啤酒，因为它还是有点苦，他不喜欢那点留在嘴里的苦意，他还是喜欢老式的山东红葡萄酒，甜甜的，粘呼呼的。他有点后悔为便宜而叫了啤酒，省钱成了他的本能，超过了他的心意，他想，当时，他真的应该好好叫一杯红酒喝的。
打断哈尼思绪的，是歌声。他听到了熟悉的歌声，真正的Classical的。
I'dlovetogetyouonaslowboattoChina；
Alltomyselfalone；
Thereisnoversetothesong；
CauseIdon'twanttowaitamomenttoolong。
哈尼侧着头，把手罩在耳朵上，细细分辨着歌声，那是SunnyRollins唱的，《在一条开往中国的慢船上》。在上海的时候他听过，他并不喜欢这个曲调，更喜欢《你的眼睛里起了迷雾》，《星尘》。但他还是记得它，有时上海的电台里能听到，听说是世界大战时美军电台留下的唱片，他最喜欢的是《莉莉。玛琳》。
I'dlovetogetyouonaslowboattoChina；
Alltomyselfalone；
Getyouandkeepyouinmyarmsevermore；
Leaveallyourlovesweepingonthefarawayshore。
在格林威治村的小酒馆里听到Rollins的歌，哈尼第一次从里面听出了爵士里面那如烟而逝的情调，那是黑奴们的感情，那么软弱，那么无助，那么伤怀，那么无奈，那么纠缠，那么苦。在他看来，在上海无所事事的那些日子里，他的感情也是一样的。
哈尼看了看四周，还有几个象他一样沉默的单身男人，默默地听着。那些男人，大多穿着精致，表情撩人，将他们修长白皙的手指静静交叠在圆桌上。他们让哈尼想起朗生打火机的上乘质地。哈尼将自己的棒球帽握在手心里，放到小圆桌下。这是个为男人开的酒馆，哈尼坐在里面，闻着空气里淡淡的香水气味和烟草气味，小号和撒克斯管，钢琴和架子鼓，都在炫技，象这里虽然沉默，但可以看出内心洋洋得意的男人们，他们的骄傲，还有挑剔。他看到了一个男人独自听爵士乐时的舒服和尊严，男人们的口味是尊贵的，当他有独处的要求时，他们看上去象一头悠然自得的狮子，皮毛金灿灿的，不可一世。即使是这样动人的歌声，对他们来说，也象微风吹过厚厚的皮毛，只是舒服吧。他看到他们手里大多数是威士忌，或者是葡萄酒。他突然想，要是司机不敏捷的话，也许会撞死自己吧，或者司机太专业了，在自己面前及时刹了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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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将你扔到外国大马路上去（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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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金鱼一样撩人地摇摆着的酒保轻轻路过哈尼的身旁，他的托盘上放着一瓶漂亮的红酒，还有两个亮晶晶的高脚酒杯。看到哈尼默默盯着他看，酒保向他微笑了一下，轻柔地问：“想要什么吗，先生？”
“想要一杯这样的红酒。”哈尼说。
他说了个牌子，但哈尼听不懂，听发音，象是法国酒。哈尼点点头，巴尔扎克的小说里，写过多少贵族喝的法国红酒呀！在最风雅的格林威治村的酒馆里，喝过风雅的法国红酒了！哈尼对自己说。他准备把自己今晚偷来的小费都用在这杯红酒上。
红酒来了，放在玻璃酒杯里。
但那漂亮的红酒没有一点点甜味，满口都是涩的。他心头一惊，不相信似地再喝一口，仍旧是涩的，那酒象轻薄的小刀子，将所到之处都细细的，贴着每个毛孔刮过去，微微皱起来似的，没有一点甜的味道，一点也不甜。哈尼当时的感觉，是自己阳痿不举时的那种深深的沮丧。
“味道好吗？”酒保风一样擦过他的身边，妖娆地问。
“Super。”他不得不说。
渐渐的，他的头有点飘了起来，他问酒保要了一张纸，还有笔，他得留下点什么，万一司机不够敏捷的话。但是，他知道不能留下太明显的痕迹，这关系到那笔赔偿金的问题。“这就是遗书呀。”他握笔的手在纸上比划着，不知如何下手。“爸爸：”他写道，“要是你认为1964年上了大学的人就能如何，那就错了。那些出身不好的，就算进了大学，后来一到文化大革命，也都成了反动学生，我听到分到我们团部的大学生说起过。我从来不愿意你伤心，但是，你的确是错了，错了。而且，要是你不错第一次，也不会错第二次。”哈尼小心地停下笔，将自己的右手吊起来，他心里有许多话奔突汹涌，但他知道不能再写下去了。
奇第二天，上帝来成全哈尼了，天下了雨。深夜，他骑在披萨饼店送外卖的脚踏车上，街灯照亮了那些汽车前排司机的脸，他能看到他们的制服。他看到了一张黑人诚实认真的脸，稳稳地注视着前方，雨刷哗哗地刮着他面前的玻璃。哈尼脚下一用力，自行车便在雨水中向它冲去。柏油地上真的很滑，他小心控制着自己不要用刹车。他特地戴了头盔，因为不想把自己撞成傻子。说起来，他真的没有过一点犹豫和后退。
书在那个下雨的深夜，哈尼终于如愿地被撞到了。那个过程很快，什么都还来不及想。而且，一切就象他希望的那样，没有被撞瘫，没有被撞死，没有被撞傻，但撞得很严重，股骨碎了，肋骨骨裂，连累了肺部，手肘也有粉碎性的骨折。撞他的车是个富翁家的，除了保险外，他还得到一大笔钱作为赔偿。他没有想到，自己在格林威治村的地址让那家的律师减轻了对他成心敲诈的怀疑，他看到那张僵硬的脸在听到他的地址后，虽然没有笑容，但柔和下来了，浮现出一点点大水冲了龙王庙的遗憾。因为纽约人认为，肯去撞汽车的无赖不会住在格林威治村。
他也没想到，撞碎了骨盆并没有想象中的痛苦。在医院里，护士给了他一个可以自己控制的注射推进器，一头连着他的静脉输液管，一头是麻药，要是他感到真正痛了，可以自己多推一点麻药进去，就不那么痛了。他怀着尘埃终于落定的安心，静静躺在医院的病床上，皮肤能感受到烫过的被单的平滑与舒适。虽然和别人合用一个病房，但是他的床边上，有帘子将别人与自己隔了开来。机器在发出微轻的电流声，有人轻声说着英文。哈尼想到，这是他一生中住过的最为舒适和安宁的地方。然后，他肯定这里的确是他一生中最安宁的住所。他不记得自己在生病的时候，曾经睡在烫过的被单里，那烫得平平整整的白色被单光滑，微凉，让人觉得自己的肉体得到了爱惜。这时，他才感到了后怕，要是真的被雨夜里打滑的汽车一下子撞死了，怎么办？他想，“要是真的被车子撞死了，还错过了这个机会呢。”他心里不是没有对这个念头的批评的，这是个奴性的，心酸的念头，但是，哈尼可以肯定，这也是一句对自己生活真实的评价。
手术以后，医生告诉他在他的骨头里打了一些固定用的螺丝和支撑用的板条，但是那些螺丝和板条在他的骨头开始愈合后，会融化在身体里，不用在开刀取出来。医生还告诉他，要是他仍旧疼得睡不着，可以给他加一点几乎对肝脏无害的镇静药。哈尼等着自己的身体轰轰烈烈痛起来，感受着那种火辣辣的痛，存心不加麻药。在新疆时他摔断过锁骨，他知道刚刚断骨的那种巨痛。他等到自己身上的冷汗一阵阵地上来了，再加手里的麻药。塑料的推进器小巧玲珑的，但是十分灵活。他能感到血管里凉凉的，然后，巨痛就消失了，他不必再象从前那样苦挣苦熬。巨痛消失以后，身体象云那样浮起来，喉咙里带有一点干渴。哈尼在床上玩着它，疼痛来了，又消失了，在他的控制下，这让他感到自己的尊严。
这个舒服的病房，还有终于无忧了的将来，让哈尼睡不着。他仰面躺在床上，自豪地想，自己就是王家的基辛格。
当简妮将自己的行李搬到楼上，她看到爸爸撑在拐杖上，靠在大门上，哭得说不出话来，见到简妮，他摇着头说：“不要怕，简妮，我是高兴，是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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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将你扔到外国大马路上去（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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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你一高兴就要哭的。”简妮朗朗地回答。
爸爸哭着，就笑了。他退到门厅里，让简妮将自己的行李搬进去，他能看出来那行李一定是妻子的手笔，他觉得亲切极了。简妮并没有去拉箱子的把手，而是用手帕包住箱子上的细麻绳，伸手抓住，将整个人往后一倒，拉动了那只沉重的大箱子。她的样子，让爸爸想起当年妻子在吐鲁番火车站满是黄土的月台上，拉动她的草纸箱的情形。
“你怎么搬得动啊！”爸爸的声音又哆嗦了。
“我是谁！”简妮回答。
简妮的箱子里装着她的书，她的衣服，她从新疆带回上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