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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女不再看画。她看着我。至少是视线对着我所在的空间。从我这边读不出她的表情。云絮游移，月亮随之摇曵。应该有风，但风声传不来耳畔。
“佐伯！”我又叫了一次。我被一种极其刻不容缓的东西推向前去。
少女不再手托下巴，右手拿到唇前，仿佛在说“不要出声”。但那真是她想说的么？如果能从旁边切近地盯视那眸子、能从中读出她此刻的所思所感、能理解她想通过那一系列动作向我传达什么暗示什么该有多好！然而所有的意义似乎都被凌晨三时前浓重的黑暗劫掠一空。我突然一阵窒息，闭起眼睛。胸口有一团硬梆梆的空气，就好像囫囵吞进了一块雨云。数秒钟后睁开眼睛时，少女的身姿已然消失，唯有无人的空椅剩在那里。一方云影悄然划过桌面。
我下床走到窗外仰望夜空，一时思绪纷纭。思索一去无返的时间，思索流水，思索海潮，思索林木，思索喷泉，思索雨，思索雪，思索岩，思索影。它们都在我心间。
翌日偏午便衣刑警来图书馆。我因为关在自己房间里，所以不知道此事。刑警问了大岛约二十分钟，问完回去了，大岛随后来我房间告诉我。
“当地警察署的刑警，打听你来着。”大岛拉开冰箱门，拿出一瓶沛绿雅矿泉水，拧开盖倒在杯里。
“怎么晓得这里的呢？”
“你用手机了吧？你父亲的手机。”
我梳理着记忆，然后点了下头。倒在神社树林里T恤沾血的那个晚上，我用手机给樱花打过电话。
“就一次。”我说。
“警察根据通话记录得知你来了高松。一般说来警察是不会一一讲得这么细的，但还是在聊天中告诉了我，怎么说呢，我如果想热情，还是可以做得非常热情的。从话的前后关系分析，警察好像没能查明你所打电话号码的机主，或许是用现金卡的手机。但不管怎样，你在高松市内这点是被把握住了。本地警察挨家挨户查了住宿设施，结果在同YMC有特约关系的市内商务宾馆查出有个叫田村卡夫卡的和你相像的少年住了一段时间，住到五月二十八日即你父亲被谁杀害的那天。”
警察未能根据电话号码查出樱花身份，着对我多少是个安慰。作为我不能再给她添麻烦。
“宾馆经理记得曾为你的事问过图书馆，打电话确认你每天是否真来这里查资料。这你记得吧？”
我点头。
“所以警察到这儿来了。”大岛喝了口矿泉水，“当然我说谎来着，说二十八日以后一次也没看见你。那以前天天来这里，而以那天为界再没出现。”
“对警察说谎可不是好玩的。”我说。
“可是不说谎你就更不好玩了。”
“但作为我不想给你添麻烦。”
大岛眯细眼睛笑道：“你还不知道——你已经给我添了麻烦。”
“那当然是的……”
“所以别再谈麻烦不麻烦了；那东西业已存在。时至如今；再谈那个我们也哪里都到达不了。”
我默默点头。
“总之刑警留下一张名片，说你再出现在这里的话马上打电话报告。”
“我是事件的嫌疑人？”
大岛缓缓地摇了几下头：“不，我想你不至于成为嫌疑人。不过你是父亲遇害案的重要参考人这点是毫无疑问的。我一直看报纸跟踪破案经过，但似乎搜查没取得任何进展，警察相当焦急。没有指纹，没有遗留物，没有目击者，剩下的线索也就只有你了，所以他们无论如何想把你找到。毕竟你父亲是名人，电视也好周刊也好都大加报道，警察不好就这么袖手不管。”
“可是，如果你说谎的事给警察知道了，因而不被认为是证人，那么我那天不在现场的证据就失去了，我有可能被当成罪犯。”
大岛再次摇头：“田村卡夫卡君，日本的警察并不那么傻，他们的想象力也许很难说有多么丰富，但至少不是无能之辈。警察应该早已像过筛子一样查阅了四国和东京间的飞机乘客名单。另外，你可能不知道，机场门口都安有摄像机，逐一录下出入的乘客，出事前后你没有返回东京这点应该已被确认。假如认为你是罪犯，那么来的就不是本地警察，而是由警视厅刑警直接插手了。那一来，人家动了真格，我也不敢随便搪塞了。眼下他们只是想从你口中了解出事前后的情况。”
细想之下，的确如大岛所言。
“不管怎样，暂时你最好别在人前出现。”他说，“说不定警察已经在这周围目光炯炯地走来走去了。他们有你的复制相片，从中学生名册上复印下来的，很难说长得像你本人，样子好像……非常气恼似的。”
那是我留下的唯一相片。我千方百计逃避照相的机会，但全班集体照无论如何也掉不逃。
“警察说你在学校是个问题少年，曾跟同学闹出暴力事件，三次受到停学处分。”
“两次，而且不是停学，是在家反省。”我大大吸了口气，慢慢吐出，“我是有那么一段时间。”
“自己克制不了自己？”
我点头。
“并且伤了人？”
“没打算那样，但有时候觉得自己身上有另一个什么人似的，而注意到时已经伤害了人家。”
“什么程度？”大岛问。
我叹口气说：“伤没有多重，没严重到骨折或断齿那个地步。”
大岛坐在床沿架起腿，扬手把前发撩去后面。他穿一条深蓝色粗布裤，一双白色阿迪达斯鞋，一件黑色半袖运动衫。
第27章 十五岁的佐伯与五十岁的佐伯（下）
“看来你是有许许多多应该跨越的课题的啊！”他说。
应该跨越的课题。想着，我扬起脸：“你没有必须跨越的课题？”
大岛向上伸出两手：“跨越也好什么也好，我应做的事只有一件：如何在我的肉体这个缺陷比什么都多的容器之中活过每一天。作为课题说单纯也单纯，说困难也困难。说到底，就算出色完成了，也不会被视为伟大的成就，谁都不会起身热烈鼓掌。”
我咬了一会儿嘴唇。
“没想从那容器中出来？”我问。
“就是说出到我的肉体外面？”
我点头。
“是在象征意义上，还是必须具体地？”
“均无不可。”
大岛一直用手往后压着前发。白皙的额头全部露出，可以看见思考的齿轮在里面全速旋转。
“莫非你想那样？”大岛没回答我的问题，反而问我。
我再次深吸一口气。
“大岛，老老实实说来，我一点儿也不中意自己这个现实容器，出生以来一次也没中意过，莫如说一直憎恨。我的脸、我的两手、我的血、我的遗传因子……反正我觉得自己从父母那里接受的一切都该受到诅咒，可能的话，恨不得从这些物件中利利索索地抽身而去，像离家出走那样。”
大岛看着我的脸，而后淡然一笑：“你拥有锻炼得那么棒的肉体。无论受之于谁，脸也足够漂亮。唔，相对于漂亮来说未免太个性化了，总之一点儿不差，至少我中意。脑袋也运转得可以，小鸡鸡也够耀武扬威的。我哪怕有一件都美上天了。往后会有为数不少的女孩子对你着迷。如此现实容器究竟哪里值得你不满呢？我可是不明白。”
我一阵脸红。
大岛说：“也罢，问题肯定不在这上面。其实么，我也决不欢喜自己这个现实容器。理所当然。无论怎么看都不能称为健全的物件。若以方便不方便的角度而言，明确说来是极其不便。尽管如此，我仍在内心这样认为——如果将外壳和本质颠倒过来考虑（即视外壳为本质，视本质为外壳），那么我们存在的意义说不定会变得容易理解一些。”
我再次看自己的双手，想手上沾过的很多血，真真切切地想起那黏乎乎紧绷绷的感触。我思索自己的本质与外壳，思索包裹在我这一外壳之中的我这一本质，然而脑海中浮现出的只有血的感触。
“佐伯怎么样呢？”我问。
“什么怎么样？”
“她会不会有类似必须跨越的课题那样的东西呢？”
“那你直接问佐伯好了。”大岛说。
两点钟，我把咖啡放在盘子上，端去佐伯那里。佐伯坐在二楼书房写字台前，门开着，写字台上一如平时放着稿纸和自来水笔，但笔帽没有拧下。她双手置于台面，眼睛朝上望着，并非在望什么，她望的是哪里也不是的场所。她显得有几分疲惫。她身后的窗开着，初夏的风吹拂着白色花边窗帘，那情景未尝不可以看作一幅精美的寓意画。
“谢谢。”我把咖啡放在台面时她说。
“看上去有些疲劳。”
她点头：“是啊。疲劳时显得很上年纪吧？”
“哪儿的话。仍那么漂亮，和平时一样。”我实话实说。
佐伯笑笑：“你年龄不大，倒很会讨女人欢心。”
我脸红了。
佐伯指着椅子。仍是昨天坐的椅子，位置也完全一样。我坐在上面。
“不过，对于疲劳我已经相当习惯了。你大概还没有习惯。”
“我想还没有。”
“当然我在十五岁时也没习惯。”她拿着咖啡杯的手柄，静静地喝了一口，“田村君，窗外看见什么了？”
我看她身后的窗外：“看见树、天空和云，看见树枝上落的鸟。”
“是哪里都有的普通景致，是吧？”
“是的。”
“假如明天有可能看不见它们，对你来说会不会成为极其特别和宝贵的景致呢？”
“我想会的。”
“曾这样思考过事物？”
“思考过。”
她显出意外的神色：“什么时候？”
“恋爱的时候。”我说。
佐伯浅浅地一笑，笑意在她嘴角停留片刻，令人联想起夏日清晨洒在小坑坑里尚未蒸发的水。
“你在恋爱。”她说。
“是的。”
“就是说，她的容貌和身姿对你来说每天都是特别的、宝贵的？”
“是那样的。说不定什么时候会失去。”
佐伯注视了一会儿我的脸。她已经没了笑意。
“假定一只鸟落在细树枝上，”佐伯说，“树枝被风吹得剧烈摇摆。那一来，鸟的视野也将跟着剧烈摇摆，是吧？”
我点头。
“那种时候鸟是怎样稳定视觉信息的呢？”
我摇头：“不知道。”
“让脑袋随着树枝的摇摆上上下下，一下一下地。下次风大的日子你好好观察一下鸟，我时常从这窗口往外看。你不认为这样的人生很累——随着自己所落的树枝一次次摇头晃脑的人生？”
“我想是的。”
“可是鸟对此已经习惯了，对它们来说那是非常自然的，它们没法意识到，所以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累。但我是人，有时候就觉得累。”
“您落在哪里的树枝上呢？”
“看怎么想。”她说，“不时有大风吹来。”
她把杯子放回托盘，拧开自来水笔帽。该告辞了。我从椅子上立起。
“佐伯女士，有一件事无论如何都想问问您。”我果断地开口。
“可是个人的？”
“个人的。也许失礼。”
“但很重要？”
“是的，对于我很重要。”
她把自来水笔放回写字台，眼里浮现出不无中立性的光。
“可以的，问吧。”
“您有孩子吗？”
她吸一口气，停顿不语。表情从她脸上缓缓远离，又重新返回，就好像游行队伍沿同一条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