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叶努基泽指示亚戈达和扎波罗热茨把基洛夫加以消灭的。
当1936年在工会大厦十月大厅里进行审判时，我还是一个学习历史的大学生，我当时16岁，父亲50岁。他对基洛夫的死感到很悲痛。进入工会大厦的入门证发给了这位俄罗斯联邦的检察长，他回到家后面色阴沉，心情沮丧。
斯大林逝世后仅仅过了3年，即在1956年，就第一次公开地对官方关于基洛夫被杀害的说法的可靠性表示了怀疑。是尼·谢·赫鲁晓夫在第二十次党代表大会上这么作的。5年之后，在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他又把帷幕稍稍撩起了一点。但是他没有敢于向前再走一步，捅破对主要罪犯不敢明说的暗示。可是要知道他已经掌握了中央主席团专门委员会关于这一案件的调查材料。赫鲁晓夫答应要把该委员会的材料和结论公布出来。加入这个委员会的有Ｈ．Ｍ．什维尔尼克（主席）、苏联总检察长Ｐ．Ａ．鲁坚科、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克格勃）主席Ａ．Ｈ．谢列平、中央行政机关部部长Ｈ．Ｐ．米罗诺夫和监察委员会委员Ｏ．Г．沙图诺夫斯卡娅。
专门委员会在莫斯科、列宁格勒及其他城市询问了几百个见证人。委员会的委员们在获得了进入中央档案馆的许可后，研究了堆积如山的文件。而基里利娜却无视这些事实。在涉及到赫鲁晓夫在第二十二次党代表大会上作的闭幕词时，她写道：他“没有掌握斯大林参与1934年那场悲剧的有力罪证”。据她说，中央主席团专门委员会也“没有发现有力的证据”。只有不知道专门委员会的材料和该委员会委员沙图诺夫斯卡娅所提供的证词的人才能够作出这种断言。
1959年冬季，专门委员会的委员们来到了列宁格勒。他们请司机沿着通往斯莫尔尼宫的大道，顺路把他们送到沃伊诺夫街。瞧，这就是仓库的那堵墙，1934年12月3日那大，基洛夫的警卫员鲍里索夫就被杀害在这堵墙的旁边。委员们把汽车停了下来。司机以理解的目光笑了笑说：“哎呀……原来你们就是委员会呀……您们是受委托来调查基洛夫被杀害事件的吧。可是这有什么可调查的——全列宁格勒都知道基洛夫是斯大林杀害的。”难道说当时即在米罗内奇——工厂的工人们都这样称呼基洛夫——被杀害之后，彼得格勒的劳动人民没有低声地、小心谨慎地歌唱如下一支民歌吗？这支民歌的歌词是：“哎呀，小黄瓜呀，小番茄呀……斯大林把基洛夫杀害在小走廊里呀。”
该专门委员会根据调查的材料，准备了一份总结性文件，由Ｈ．Ｍ．什维尔尼克和Ｏ．Г．沙图诺夫斯卡娅签了名。在这份文件里，斯大林被揭露为杀害基洛夫的组织者。这份文件散发给了中央主席团的各位委员。在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之前，党的领导已经掌握了在斯莫尔尼宫中实施罪行的可靠情况。赫鲁晓夫如果愿意的话，他是能够说出主犯的名字来的。但是那些热烈捍卫对斯大林崇拜的人当时占了上风，后来他们把赫鲁晓夫本人排斥于政权之外。新的时代来到了……
第六章
●斯大林是私生子
●斯大林幼年所受的家庭影响及在宗教学校所受的教育和种种恶劣表现
●斯大林的“科巴”这一名字的由来
●斯大林早期在外高加索各地进行活动期间的种种恶劣表现
●斯大林对权力的渴望
●斯大林是沙皇警察机关的暗探—奸细
斯大林要求历史学家们在评价政治人物时不要根据他们在大庭广众之中发表的言论，而要根据他们日常的所作所为，因为他们的日常行为有时候是见不得人的。我们现在也就按他的这个主张来作吧。而在斯大林的每一个行动中表现出他是这样一个人：他成了（而在某些人看来，至今还是）尊敬的对象，而且在很多情况下，人们对他的尊敬不是由于受到威胁，而是出于内心。因此专门来谈谈这个人的某些特性，并不是多余的。
一个人的性格自然是在很早的童年时代，即在一生的最初几年中形成的。小索索在上学前和上学期间在家中遭受了些什么对待呢？这就是受抽打，受残酷和粗暴的对待，以及经常遭受屈辱。
为什么在描写斯大林的许多书中，甚至在官方为他写的一本传记中，竟没有一幅维萨里昂·朱加施维里的相片，却多次出现他母亲的相片呢？对于一个“鞋厂的工人”只是含含糊糊地提了一下，而这就是人们关于这位后来的领袖的父亲所知道的一切。
斯大林避而不谈自己的父亲显然是有其充分有力的理由的。在上了岁数的格鲁吉亚人中，关于总书记真正的父亲，流传着各种说法。据说，他是沙皇时代一个有势力的官吏，他同自己的女仆克托有过一段恋爱史，克托是加姆巴尔苏雷村的一个年轻女农民。她的全名是叶卡捷琳娜·格奥尔吉耶夫娜·格拉德泽。当他们同居关系的后果无法进一步掩盖下去时，便给克托找了一个丈夫，他就是梯弗利斯省季齐一洛洛村的维萨里昂·朱加施维里。还为他买了一个鞋靴作坊，并举行了结婚仪式。
今天已经没有剩下一个见证人了，但是在1954年时，一个格鲁吉亚的老布尔什维克涅斯托尔·梅纳布杰还活着。他在监狱里服满了第二刑期或第三刑期后，去到了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区的流放地，在斯大林逝世后，他向自己在流放地时的同志们吐露了一些情况。例如，他说，在朱加施维里的鞋靴作坊里干活的有几个技术熟练的手艺人。作坊主开始喝起洒来，不久，他在酒醉后与人吵架时被打死了。过去，谁也不隐瞒这一点。但是，当需要领袖有一个洁白无暇的个人经历时，他的继父的污点就在象叶姆·雅罗斯拉夫斯基和П．Ｈ．波斯别洛夫这样一些党内有经验的、善于虚构传奇故事的人的帮助下被洗刷掉了。在斯大林亲自监督下写出并由官方出版的那本《斯大林传略》中说，维萨里昂·朱加施维里是一个农民的儿子。他的“职业是鞋匠，后来他在一个鞋厂里工作。”
伊拉里翁·姆格拉德泽（他的笔名是瓦尔金，1906年入党的党员，对青年时的科巴很了解）的遗孀塔季扬娜·彼得罗夫娜·瓦尔金娜对丈夫讲述过的一些事牢记在心。姆格拉德泽曾经肯定地说，斯大林是一个富裕公爵和他的女仆生的儿子。公爵让她嫁给一个鞋匠后，分给她丈夫了一块土地，并对索索予以保护。①
①引自塔·彼·瓦尔金娜姆格拉德译的《回忆录》。
另一种说法是：斯大林的父亲是雅科夫·叶格纳塔什维利，他是一个二等商人。他住在哥里，雇了年轻的叶卡捷琳娜·格拉德泽作洗衣女工。叶格纳塔什维利这个商人为了掩盖自己的不良行为，把克托嫁给了一个“冷酷的”鞋匠维萨里昂·朱加施维里，后者是一个害狂饮病的酒徒，脾气暴躁，对人粗暴。索索经常受他的气。在最初几年里，母亲常带他到主人家里去，主人不禁止自己的几个儿子同洗衣女工的儿子友好相处。这里不排除这样一个情况：正是叶格纳塔什维利安排索索先是进了哥里的宗教学校，后来又进入梯弗利斯的宗教学校。未来的总书记对自己的出身非常苦恼，杂种①的状况使他感到难受，产生怨恨。叶格纳塔什维利的大儿子从事商业，在实行新经济政策年代里，他掌管了一个大饭店，这是在梯弗利斯沃龙措夫大桥旁边的一座三层楼房。他曾读完了中学，在军队里当过军官。
①生物上把不同种类的雌雄、牝牡所产生的后代称为杂种。这里是说斯大林的母亲是一个穷洗衣女工，而他的父亲则或者是如前一种说法，是一个有势力的公爵，或者是如后一种说法，是一个二等商人，他们都是有钱的人，有钱的人同穷洗衣女工这两种不同种类的人所生的孩子被叫做杂种。——译者注
斯大林达到权力的项峰后，把叶格纳塔什维利的大儿子带到了莫斯科，让他在克里姆林宫警备司令部工作，他官至中将。死时以隆重的仪式埋葬在哥里。叶格纳塔什维利的小儿子叫瓦索，他先是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机关报《共产党员报》编辑，后来是格鲁吉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的秘书。他是斯大林的最可靠的情报员之一。
斯大林毕生都背着他那个不光彩的家谱的包袱。192７年时，有一次他来到了梯弗利斯，在车站上欢迎的人群中他见到了自己的母亲，便激动地叫道：“你也在这里呀，老……？！”当时立即给叶卡捷琳娜·格奥尔吉耶夫娜派去了两名受信任的女共产党员，委托她们来照顾总书记的母亲。其中的一个叫采齐利娅，她后来回忆到了这件事。她们三人乘车来到城外领袖的官邸。此处距梯弗利斯有几公里，官邸座落在山上，在这里比较容易经受夏天的炎热。稍高处，在曼格利斯，那里办了一些训练班，时值夏季，党的积极分子们正在训练班里学习。
斯大林那座科德若里的别墅相当宽敞。战友们居住在与他的办公室紧连着的一个大房间里。那一天，格鲁吉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菲力浦·马哈拉泽也在那里。科巴见到自己的母亲后，决定对马哈拉泽开一开玩笑，便说：“菲力浦，你怎么还让……这位老……？”马哈拉泽唾了一下，把椅子推倒在地，走出了办公室。在供居住的那个大房间里，这时也挤满了客人，他十分放纵地对大家说：“总书记算什么？他只不过是一个粗暴的金托。”①但是，这个快活的金托，在格鲁吉亚笑话中和独幕轻松喜剧中经常出现的主角，这个爱开玩笑的人和好淘气的人，与科巴相比，却是一个安琪儿……
①“金托”是格鲁吉亚语，意思是街头英雄、碎嘴子、无赖汉和进行最卑鄙的阴谋的人。早在1923年时，格鲁吉亚的一些老布尔什维就给斯大林起了这样一个绰号。——译者注。
在20年代初，有一次在斯大林的克里姆林宫的家里，有一位哲学家扬·埃·斯泰恩，总书记把他向母亲介绍时，说：“扬·埃内斯托维奇①，她应当先配一个好丈夫，是吧？”②
①杨·埃内斯托维奇是斯泰恩的名和父名。——译者注
②瓦列里娅·利沃夫娜·斯泰恩的证词。
斯大林从不放过一个机会来公开侮辱自己的母亲。斯韦特兰娜·阿利卢耶娃关于斯大林对父母的眷恋的说法是毫无根据的。各家报纸也广为宣扬对这个家庭所虚构的奇谈，说什么父母对斯大林充满了爱，尽心竭力地关怀他的教育。而斯大林同志本人“总是对自己的母亲体贴入微，经常对她表现出儿子的温暖与关怀。”
叶＃捷琳娜·格奥尔吉耶夫娜于1937年夏季去世，终年82岁。在悼词里是这样说的：9岁前她住在农村，早年丧父，生活贫困。1864年在农奴制废除后，她同母亲迁居于哥里。10年之后，她嫁给了阿杰利法诺夫鞋厂一的工人维萨里昂·朱加施维里。约瑟夫是她的第三个儿子（前两个儿子米哈伊尔和格奥尔吉皆夭折）。由于缺食少衣，母亲便在白天给一些业主干活。1888年，她把9岁的儿子送进哥里宗教学校学习，6年之后，她克服很大困难又把儿子送进梯弗利斯宗教学校学习。
《东方曙光报》还报道说，1903年夏，在斯大林被捕后，母亲到库塔伊西省监狱去看望他。该报肯定地说，在革命年代里，她是受欺压的。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