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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是克鲁普斯卡娅的名和父名。——译者注
②格里戈里·伊万诺维奇是彼得罗夫斯基的名和父名。——译者注
在列宁最亲近的身边的人中，有一个人了解斯大林的真相，这个人就是雅柯夫·斯维尔德洛夫。他从图鲁汉斯克流放时期起就避免和科巴接触，并且在整个1917年中都同他断绝往来。①但是，斯维尔德洛夫很早就去世了（他是在革命胜利一年半之后去世的）。而如果他还活着的话，他也许会有足够的原则性和勇气来最终关闭斯大林进入中央委员会和政府的大门吧？
①《维尔德洛夫选集》1957年莫斯科俄文版第1卷第268、276～277页。
捷尔任斯基在逝世前不久，即在1926年春，就感觉到党面临着分裂的现实威胁，开始敲起警钟。但是他把托洛茨基看成了肇事者。捷尔任斯基去世后，令人担心的事日益严重起来
越来越多的党员看到了危险来自何人。1928年夏，布哈林一再使加米涅夫相信：“如果我们不联合起来的话，科巴就会象成吉思汗那样，割断我们所有人的喉咙。”但是，“右派”终究未能同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联合起来。他们谈了一阵又一阵，最后还是散伙了……
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托洛茨基……布哈林、李可夫、托姆斯基……索柯里尼柯夫、皮达可夫、拉柯夫斯基……伏龙芝、捷尔任斯基、彼得罗夫斯基……斯克雷普尼克、鲁祖塔克……这些党的领袖（我远未说出全部领袖来）在列宁逝世后，如果采取一致行动的话，是有可能堵住斯大林走向个人独裁的一切道路的。斯大林第一个消灭的是伏龙芝：1925年10月，把他杀死在了手术台上。接着捷尔任斯基猝然死去，随后是瞿鲁巴。斯克雷普尼克和托姆斯基被总书记迫害后，都自杀了。在新的一代党的领导人中，这个杀人凶手的毒手选中了基洛夫。稍晚一些时候，这个主宰者把其余党的领导人都干掉了……
列宁在逝世前不久，看到了科巴的恶劣行径后担心起来：战友们的内证将把党引到何处？而他们都把希望寄托在他的身上。政敌们无所作为使斯大林走了运。当时斯大林甚至产生这样一种印象，就是他身边那些天真幼稚的人都把自己的命运、自己的生命寄托在他的身上。
1903年8月2日，列宁在第二次党代表大会上《就党章第1条进行辩论的笔记》中强调说：一我再说一遍，中央委员会的力量和权力，党的坚定性和纯洁性——这就是实质之所在。”①斯大林“抓住了”这个“实质”，彻底地利用了中央委员会的权力，非常坚决地实行了“清党”路线。铁的纪律成了斯大林赖以爬上独裁者宝座的一把梯子。这种铁的纪律束缚住了那些企图把党这艘船开回到集体领导道路上去的共产党员们的意志。怎么能够发生这种情况呢？
①《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7卷第412页。——译者注
列宁逝世后，斯大林感到广泛利用第十次代表大会“关于党的统一”这项决议①的时候已经来到了。任何派别或集团活动都受到严格禁止。有一项决议授权中央委员会可以把任何一个“从事派别活动”或违反党纪的共产党员、直至中央委员开除出党。这项决议在斯大林的手里变成了一个随时都可以使用的工具，它使整个党服从于少数政客的意志，服从于斯大林的任性要求。
①《苏共决议汇编》俄文第9版第2卷第536一337页。
几乎在每一次党的代表大会上，斯大林都要发出维护党的统一的号召。他在攻击反对派分子时，每一次都要指责他们企图破坏党的队伍的统一。臭名昭著的争取统一的斗争逐渐地变成了一种巩固斯大林个人独裁的手段。任何打算批评总书记的企图都等于分裂列宁的党的企图。
当弗拉基米尔·柯秀尔在第十二次党代表大会上建议取消对各派别和集团的禁令时，他根本没有想到要放弃党的统一。遗憾的是，象布哈林这样一个聪明人都企图对他加以嘲笑。季诺维也夫、接着是布哈林要代表们相信，现在党比任何时候都更健康，它是所有政党中最好的一个党。①
①《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速记报告），1968年莫斯科俄文版第47页、103—105页、186—188页其他各页。
捷尔任斯基在第十四次党代表大会上号召说：“我们无论如何必须保持我们党的统一”。他在逝世的两周以前写给古比雪夫的信中说：“只有党和党的统一才能够决定任务。”①这成了以后历次代表大会的主旨。第十六次党代表大会委托中央委员会今后“要对一切动摇和破坏党的钢铁纪律和列宁党的统一的企目给以无情的回击”。②
①《捷尔任斯基选集》俄文版第2卷第360－361页；H。博夫《捷尔任斯基传》1965年莫斯科俄文版第404页。
②《苏共决议汇编》俄文版第5卷第132页。
斯大林指望利用党内纪律和无产阶级专政（实际上是党的专政）这种强有力的杠杆，来扭转历史的进程，使历史按照他个人所需要的方向发展。要想破坏斯大林的前程，要想解除他的任何负责职务，必需由多数人投票赞成才行。因此斯大林以极快的速度到处安插自己的人，并消除那些意志坚强的和忠诚的因而是危险的人。
多数人总是正确的，少数要服从多数。这个公理很适合斯大林王朝的心意。党的权力的集中制用强硬的纪律束缚住了党员。这距离个人独裁只差一步了。斯大林走了这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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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玛·瓦·福法诺娃的《回忆录》发表出来的时候来到了。她是列宁所亲近的一个人，1917年9—10月间列宁曾躲藏在她的住宅里。她同克鲁普斯卡娅很友好。下面就是玛格丽塔·瓦西里耶夫娜①在1973年即在她逝世前不久对我讲的话：
①玛格丽塔·瓦西里耶夫娜是福法诺娃的名和父名。——译者注
“在1920年年初，有一次我的一位熟人即工农检查院院务委员会委员雅库波夫同志打电话给我。应该说，当时工农检查院的工作进行得极不顺利。
雅库波夫说：‘工农检查院正在改组。决定让一位政治上的大人物来领导这个部门，而院务委员会的成员都应是党员专家。我提你作为负责农业的候选人。’
我感兴趣的是，他们将到什么地方物色到共产党员专家。我请他让我对他的建议考虑一些时候。3个星期后雅库波夫又打来了电话。
我在电话里对他说：‘我很难下决心，我不知道那个将领导工农检查院的人会如何对待你的建议。’‘我要同斯大林谈一谈，你同意吗？看来他将是这个部门的首脑。’一星期之后，雅库波夫又打来了电话。他说：‘斯大林同意你作为候选人。’‘这很好。不过我要同人商量一下。’‘同谁商量？’‘同谢列达商量’。
谢苗·帕夫努季耶维奇·谢列达是农业人民委员，没有别的什么人比他更称职了。过去他是地方自治局的一个干部，是一位经过考验的老布尔什维克。他了解农村，懂得农业，是一位有威望的领导人。国内战争快结束啦，一些前线的共产党员纷纷转业从事农业工作。在这种情况下，某些同志却没有想到自己会担任低于人民委员的职务。正是在这个时候，谢列达遇到了种种与‘陷害’有关的不愉快的事。
我见到谢苗·帕夫努季耶维奇时，他的心情极坏，他甚至不能够平心静气地讲话。这使我感到很难受。我对他说：‘唉，难道你不想把自己的意见讲出来吗：那我就给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打个电话。’接着我就在‘转盘’上拨了列宁办公室的电话号码，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个人问题上我有话要对你讲。’列宁笑了笑回答说：‘你有个人问题？……行呀，你准备什么时候来？’‘如果可以，现在我就去。’‘好，你来吧。’
我在办公室里见到伊里奇时，那里只他一个人。他站起身来迎接我。他问：‘你有什么个人问题？’当我把雅库波夫的话重说了一遍，说领导工农检查院的应当是一位政治上的大人物时，列宁站起身来，开始在办公室里来回走动起来。他的面孔变得阴沉，显出忧虑的神情。最后他停住脚步说：‘斯大林就是这位政治上的大人物，对这一点你是怎样认为的呢？’我说：‘我对斯大林了解很少，而据雅库波夫说，他正在从事工农检查院的改组工作。’列宁说：‘玛格丽塔·瓦西里耶夫娜，我应当认真地考虑一下。请你给我两天的时间。’
……第三天傍晚，我来到谢列达的办公室，开始在电话机旁等候。这时列宁的电话打来了，他问：‘是玛格丽塔·瓦西里耶夫娜吗？我在等你哩。’我来到伊里奇的办公室时，看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象第一次一样，神经紧张地在办公室里来回走动，他一直在走动，一句话也不讲。后来，他在我面前停了下来说：‘玛格丽塔·瓦西里耶夫娜，对你说的事我考虑了很多。我甚至征求过娜捷施达（列宁的妻子当时正在病中）的意见。我们决定，你不应当同斯大林在一起工作。你不了解这个人。他对任何与自己不同的意见都容忍不了。’列宁又忧虑地在办公室里走动起来，并补充了一句话：‘你还知道什么吗？斯大林是一个爱报复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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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明显地不相信斯大林，瞒着斯大林。1922年12月24日，玛·阿·沃洛季切娃在值班秘书日记中记道：“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又叫我去。他提醒说：昨天……和今天……口授的东西是绝密的。”①
①《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第463页。——译者注
领袖在口授出《遗嘱》之前很久，就开始看清科巴的性格了。列宁总是把战友们的业务品质①看得高于一切，因此他只是在太晚的时候才看清了斯大林那凶狠的报复心理和不容异见的性格。
①这里说的“业务品质”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工作能力”。——译者注
几乎在整个1922年中列宁都在研究工农检查院的情况，他最后决定由瞿鲁巴来代替斯大林，不过他建议负责干部们在改组下农检查院时应征求斯大林的意见。
在列宁一生的最后3年里充满了尖锐的政治冲突，而斯大林总是处在这些冲突的中心。
1921年。斯大林加入了民族问题的辩论。他不去努力寻找论据，而是使用了一个一贯进行蛊惑的人的伎俩：把理论庸俗化，故意歪曲，政治上扣帽子，甚至进行恫吓。
格·瓦·契切林就超帝国主义的倾向和超民族国家的产生发表了一些深刻的、有预见性的意见，并对民族问题进行了分析（契切林的文章发表在1921年3月6、8、9日的《真理报》上），斯大林在第十次党代表大会上却把契切林的这些意见和分析称之为“舞文弄墨”①。当契切林证据确凿地驳倒了斯大林那些站不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