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姆斯的去世，随着那个时代的结束，有关保守和激进的纷争也自然熄灭了。这两位
生前水火不相容的作曲家，在他们死后，在勋伯格这一代人眼中，也在勋伯格之后
的那一代人眼中，他们似乎亲如兄弟，他们的智慧相遇在《升华之夜》，而且他们
共同去经历那些被演奏的神圣时刻，共同给予后来者有效的忠告和宝贵的启示。
事实上，是保守还是激进，不过是一个时代的看法，它从来都不是音乐的看法。
任何一个时代都会结束，与那些时代有关的看法也同样在劫难逃。对于音乐而言，
从来就不存在什么保守的音乐和激进的音乐，音乐是那些不同时代和不同国家民族
的人，那些不同经历和不同性格的人，出于不同的理由和不同的认识，以不同的立
场和不同的形式，最后以同样的赤诚之心创造出来的。因此，音乐里只有叙述的存
在，没有其他的存在。
1939年，巴勃罗·卡萨尔斯为抗议佛朗哥政府，离开了西班牙，来到了法国的
普拉德小镇居住，这位“最伟大的大提琴家，又是最高尚的人道主义者”开始了他
隐居的生活。卡萨尔斯选择了紧邻西班牙国境的普拉德小镇，使他离开了西班牙以
后，仍然可以眺望西班牙。巴勃罗 ？卡萨尔斯的存在，使普拉德小镇成为了召唤，
召唤着游荡在世界各地的音乐家。在每一年的某一天，这些素未谋面或者阔别已久
的音乐家就会来到安静的普拉德，来到卡萨尔斯音乐节。于是普拉德小镇的广场成
为了人类音乐的广场，这些不同肤色、不同年龄和不同性别的音乐家坐到了一起，
在白雪皑皑的阿尔卑斯山下，人们听到了巴赫和亨德尔的声音，听到了莫扎特和贝
多芬的声音，听到了勃拉姆斯和瓦格纳的声音，听到了巴尔托克和梅西安的声音
只要他们乐意，他们可以演奏音乐里所有形式的叙述，可是他们谁也无法演奏音
乐史上的纷争。
一九九八年十二月十三日
音乐影响了我的写作
二十多年前，有那么一、两个星期的时间，我突然迷上了作曲。那时候我还是
一名初中的学生，正在经历着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我记得自己当时怎么也分不清
上课和下课的铃声，经常是在下课铃响时去教室上课了，与蜂涌而出的同学们迎面
相撞，我才知道又弄错了。那时候我喜欢将课本卷起来，插满身上所有的口袋，时
间一久，我所有的课本都失去了课本的形象，像茶叶罐似的，一旦掉到地上就会滚
动起来。我的另一个杰作是，我把我所有的鞋都当成了拖鞋，我从不将鞋的后帮拉
出来，而是踩着它走路，让它发出那种只有拖鞋才会有的漫不经心的声响。接下去，
我欣喜地发现我的恶习在男同学中间蔚然成风，他们的课本也变圆了，他们的鞋后
帮也被踩了下去。
这大概是1974年，或者1975年时期的事，文革进入了后期，生活在越来越深的
压抑和平庸里，一成不变地继续着。我在上数学课的时候去打篮球，上化学或者物
理课时在操场上游荡，无拘无束。然而课堂让我感到厌倦之后，我又开始厌倦自己
的自由了，我感到了无聊，我愁眉苦脸，不知道如何打发日子。这时候我发现了音
乐，准确的说法是我发现了简谱，于是在像数学课一样无聊的音乐课里，我获得了
生活的乐趣，激情回来了，我开始作曲了。
应该说，我并不是被音乐迷住了，我在音乐课上学唱的都是我已经听了十来年
的歌，从《东方红》到革命现代京剧，我熟悉了那些旋律里的每一个角落，我甚至
都能够看见里面的灰尘和阳光照耀着的情景，它们不会吸引我，只会让我感到头疼。
可是有一天，我突然被简谱控制住了，仿佛里面伸出来了一只手，紧紧抓住了我的
目光。
当然，这是在上音乐课的时候，音乐老师在黑板前弹奏着风琴，这是一位儒雅
的男子，有着圆润的嗓音，不过他的嗓音从来不敢涉足高音区，每到那时候他就会
将风琴的高音弹奏得非常响亮，以此蒙混过关。其实没有几个学生会去注意他，音
乐课也和其它的课一样，整个教室就像是庙会似的，有学生在进进出出，另外一些
学生不是坐在桌子上，就是背对着黑板与后排的同学聊天。就是在这样的情景里面，
我被简谱迷住了，而不是被音乐迷住。
我不知道是出于什么原因，可能是我对它们一无所知。不像我翻开那些语文、
数学的课本，我有能力去读懂里面正在说些什么。可是那些简谱，我根本不知道它
们在干什么，我只知道我所熟悉的那些歌一旦印刷下来就是这付模样，稀奇古怪地
躺在纸上，暗暗讲述着声音的故事。无知构成了神秘，然后成为了召唤，我确实被
深深地吸引了，而且勾引出了我创作的欲望。
我丝毫没有去学习这些简谱的想法，直接就是利用它们的形状开始了我的音乐
写作，这肯定是我一生里唯一的一次音乐写作。我记得我曾经将鲁迅的《狂人日记》
谱写成音乐，我的作法是先将鲁迅的作品抄写在一本新的作业簿上，然后将简谱里
的各种音符胡乱写在上面，我差不多写下了这个世界上最长的一首歌，而且是一首
无人能够演奏，也无人有幸聆听的歌。这项工程消耗了我几天的热情，接下去我又
将语文课本里其它的一些内容也打发进了音乐的简谱，我在那个时期的巅峰之作是
将数学方程式和化学反应也都谱写成了歌曲。然后，那本作业簿写满了，我也写累
了。这时候我对音乐的简谱仍然是一无所知，虽然我已经暗暗拥有了整整一本作业
簿的音乐作品，而且为此自豪，可是我对着音乐的方向没有跨出半步，我不知道自
己胡乱写上去的乐谱会出现什么样的声音，只是觉得看上去很像是一首歌，我就完
全心满意足了。不久之后，那位嗓音圆润的音乐老师因为和一个女学生有了性的交
往，离开学校去了监狱，于是音乐课没有了。
此后，差不多有十八年的时间，我不再关心音乐，只是偶尔在街头站立一会，
听上一段正在流行的歌曲，或者是经过某个舞厅时，顺便听听里面的舞曲。1983年，
我开始了第二次的创作，当然这一次没有使用简谱，而是语言，我像一个作家那样
地写作了，然后像一个作家那样地发表和出版自己的写作，并且以此为生。
又是很多年过去了，李章要我为《音乐爱好者》写一篇文章，他要求我今天，
也就是11月30日将文章传真给他，可是我今天才坐到写字桌前，现在我已经坐了有
四个多小时了，前面的两个小时里打了两个电话，看了几眼电视，又到外面的篮球
场上去跑了十圈，然后心想时间正在流逝，一寸光阴一寸金，必须写了。
我的写作还在继续，接下去我要写的开始和这篇文章的题目有点关系了。我经
常感到生活在不断暗示我，它向我使眼色，让我走向某一个方向，我在生活中是一
个没有主见的人，所以每次我都跟着它走了。在我十五岁的时候，音乐以简谱的方
式迷惑了我，到我三十三岁那一年，音乐真的来到了。
我心想：是生活给了我音乐。生活首先要求我给自己买一套音响，那是在1993
年的冬天，有一天我发现自己缺少一套音响，随后我感到应该有，几天以后，我就
将自己组合的音响搬回家，那是由美国的音箱和英国的共放以及飞利浦的CD机组织
起来的，卡座是日本的，这套像联合国维和部队的音响就这样进驻了我的生活。
接着，CD唱片源源不断地来到了，在短短半年的时间里，我买进了差不多有四
百张的CD。 我的朋友朱伟是我购买CD的指导老师，那时候他刚离开《人民文学》，
去三联书店主编《爱乐》杂志，他几乎熟悉北京所有的唱片商店，而且精通唱片的
品质。我最早买下的二十来张CD就是他的作为，那是在北新桥的一家唱片店，他沿
着柜台走过去，察看着版本不同的CD，我跟在他的身后，他不断地从柜子上抽出CD
递给我，走了一圈后，他回头看看我手里捧着的一堆CD，问我：“今天差不多了吧？”
我说：“差不多了。”然后，我就去付了钱。
我没有想到自己会如此迅猛地热爱上了音乐，本来我只是想附庸风雅，让音响
出现在我的生活中，然后在朋友们谈论马勒的时候，我也可以凑上去议论一下肖邦，
或者用那些模棱两可的词语说上几句卡拉扬。然而音乐一下子就让我感受到了爱的
力量，像炽热的阳光和凉爽的月光，或者像暴风雨似的来到了我的内心，我再一次
发现人的内心其实总是敞开着的，如同敞开的土地，愿意接受阳光和月光的照耀，
愿意接受风雪的降临，接受一切所能抵达的事物，让它们都渗透进来，而且消化它
们。
我那维和部队式的音响最先接待的客人，是由古尔德演奏的巴赫的《英国组曲》，
然后是鲁宾斯坦演奏的肖邦的《夜曲》，接下来是交响乐了，我听了贝多芬、莫扎
特、勃拉姆斯、柴可夫斯基、海顿和马勒之后，我突然发现了一个我以前不知道的
人布鲁克纳，这是卡拉杨指挥柏林爱乐演奏的第七交响乐，我后来想起来是那
天朱伟在北新桥的唱片店拿给我的，当时我手里拿了一堆的ＣＤ，我根本不知道有
这么一张，结果布鲁克纳突然出现了，史诗般叙述中巨大的弦乐深深感动了我，尤
其是第二乐章，使用了瓦格纳大号乐句的那个乐章，我听到了庄严缓慢的内心的力
量，听到了一个时代倒下去的声音。布鲁克纳在写作这一乐章的时候，瓦格纳去逝
了。我可以想象当时的布鲁克纳正在经历着什么，就像那个时代的音乐正在经历的
一样，为失去了瓦格纳而百感交集。
然后我发现了巴尔托克，发现了还有旋律如此丰富，节奏如此迷人的弦乐四重
奏，匈牙利美妙的民歌在他的弦乐四重奏里跳跃地出现，又跳跃地消失，时常以半
个乐句的方式完成其使命，民歌在最现代的旋律里欲言又止，激动人心。巴尔托克
之后，我认识了梅西安，那是在西单的一家小小的唱片店里，是一个年纪比我大，
我们都叫他小魏的人拿给了我，他给了我《图伦加利拉交响曲》，他是从里面拿出
来的，告诉我这个叫梅西安的法国人有多棒，我怀疑地看着他，没有买下。过了一
些日子我再去小魏的唱片店时，他再次从里面拿出了梅西安。就这样，我聆听并且
拥有了《图伦加利拉交响曲》，这部将破坏和创造，死亡和生命，还有爱情熔于一
炉的作品让我浑身发抖，直到现在我只要想起来这部作品，仍然会有激动的感觉。
不久之后，波兰人希曼诺夫斯基给我带来了《圣母悼歌》，我的激动再次被拉长了。
有时候，我仿佛会看到1905年的柏林，希曼诺夫斯基与另外三个波兰人组建了“波
兰青年音乐协会”，这可能是世界上最小的协会，在贫穷和伤心的异国他乡，音乐
成为了壁炉里的火焰，温暖着他们。
音乐的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