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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与特征理论和心理动力学理论都有所不同，原因在于，它还是把经验和情境——外部的影响——看作是性格和行为的主要决定因素。
可在50年代，由朱利安·罗特（1916一）提出了有关性格的社会认知近似特征修正的观点。他当时三十五六岁，在俄亥俄州立大学当教授。罗特即是一位心理治疗学家，也是一位实验主义者，尽管他在实验室里是位行为主义者，作为一位治疗者的经验却让他去尊重认知过程和情感，而这是天天与老鼠打交道的研究者们所经常缺乏的。跟大多数临床医生们一样，罗特发现，病人的基本人生态度通常因为一些关键性的经历而形成，有些是好的经历，有些是不好的。按照行为主义术语来理论化就是，当一个特别的动作得到或者没有得到回答，人们会对什么样的环境和行为会或者不会得到回报形成“总体的预想”。一个认真学习也得了高分，得了奖并自我感觉良好的学生，他可能会慢慢地形成这样一种预想，即在其它情境下如果同样努力工作也会得到相应回报。而一个认真学习但没有得高分，也没有得到与之相联系的好处的学生，他可能会慢慢地形成这样一个总体看法，即努力干活也是白干。
罗特和他的研究生们进行了一系列的实验，来显示这些总体的预想产生的普遍影响。在一项典型的研究中，他或者他的合作者会告诉志愿者们——即该大学的男女本科生——说，他们接受的是超感试验。（这只不过是个幌子，以掩盖他们真正的目的。）实验者举起一张卡片，卡片背对着志愿者，上面是一个方形或者一个圆圈，让志愿者来猜，猜完后，实验的人会说对或者错。进行一组10次以后，他会问受试者估计一下他在后面的一组中会猜对几个。有些学生通常会猜测说他们会做得更差，因为，如他们后来在问卷和面试中所说的一样，他们认为自己是凭运气猜中的。其它一些人估计他们下次会做得好些，因为他们把正确的猜测归因于自己在超感方面的技巧，而这种技巧他们认为会随着练习而更加熟练。
约在同一时期，罗特督导一位接受培训的心理治疗医师杰里·费里士。费里士有位40来岁的单身病人，他总抱怨自己缺乏社交。费里士敦促他去参加一个免费的校园舞会。他去了，好几位女孩子跟他跳了舞，可他告诉费里士说：“这完全是碰运气－这样的事再也不会发生了。”当费里士向罗特报告此事时，一直索绕在他脑海里的一个想法突然明朗了。最近，在他回忆约30年前的这件事时，他提到了那个时刻：
我意识到，在我们的实验当中，总有一些受试者，就跟这位病人一样，他们在哪怕成功以后也不会形成预想。我和我的研究生们先前进行过各种各样的实验，我们在受试者的成功与否上做文章——我们在超感系列当中欺骗他们，我们在角度对比游戏当中哄他们，因为我们可以控制“正确”或者“错误”的反应，因为角度非常接近，看起来都差不多，受试者完全相信我们所说的一切。有些志愿者，不管我们告诉他们大部分时间是正确或者错误的，他们总认为自己在下一轮的实验当中会做得更差。另外一些人，不管我们怎样告诉他，他总认为自己下次会干得更好。
到这时，我把自己工作的两方面——作为习医者和一位科学家——都合并起来了，我假设，有些人感觉到，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情都是由一种或者另外一种外部力量决定的，而另外一些人却感觉到，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都是他们自己的努力和技巧造成的。我和费里士于是编制了一套测试法，用来检测一个人因为自己的行为结果或者不是因为自己的行为结果而感知到回报或者没有感知到回报的程度。
罗特把这个重要的态度——他一生中最重要的发现——叫做“控制位”。他和费里士为检测它而设计的测试，即“内－外控制位（I－E）标尺”，由29个项目构成，其中的每一个都有两句话，接受这项测试的人要说出哪一对说法最适合他自己。这里是一些典型的说法：
2。
a．人生不幸多是运气不佳所致；
b．人生不幸是他们自己所犯错误的结果。
4．
a．天长日久，人总会得到应得的尊敬；
b．很不幸，一个人的价值经常会被埋没，不管自己多么努力。
11．
a．成功是努力工作的结果，与运气无涉；
b．得一份好工作主要取决于合适的时候与合适的地方。
25．
a．我常常感到对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无能为力；
b．我几乎不可能相信运气会在我的生活中起什么重要作用。
选择2a，4b，11b和25a表明，受试者感觉到他或者她对事件无能为力，选择其它一些则表明他感觉到他自己是生活的主人。在外部控制位得高分的人倾向于把成功和失败归结为命运。运气或者其它人的力量；在内部控制位得高分的人倾向于把成功和失败归结为自己的智力、勤奋工作或者其它个人特征。控制位，因为它是影响性格和行为的许多方面的总体态度，因此就像奥尔波特方案中的“中央特征”和卡特尔方案中的“根本性特征”。
控制位概念和I一E标尺在性格心理学家中引起了很大反响。自从标尺在1966年出现以后，约有两千多份利用它进行的研究发表了出来，它在很长的时间内，一直到现在都还是最受欢迎的性格测试办法。许多研究结果都显示了控制位预想对行为的影响。比如，评为内部者的小学学生会得比评为外部者高些的分数；“无望的”学生（外部者）在一个包含了困难问题的测试中考糟了以后会表现更差，而“把握自己的”学生（内部者）会更加努力并有更好的表现。在有些实验中，志愿者会面对一个两难的情境，内部者多半会去寻找有用的信息，而外部者会依靠别人来帮助他。在患肺炎的住院病人中，内部者更知道他们的病情，而且比外部者向医生问的问题多。内部者刷牙的次数比外部者多。内部者比外部者坐汽车时更容易戴上安全带，做更多的防范工作，参加更多的体育练习活动，进行更有效的生育控制。
其负面的效果是，有些研究发现内部者比外部者更不太可能去同情一个需要帮助的人，因为内部者相信，这些人是不思进取，自寻烦恼。而且，尽管内部者在成功的时候感到自豪，他们却在失败时感到羞耻或者有过。而对比起来，外部者对于成功与失败的感觉却没有那么强烈。（有些研究相信，正常的健康性格在内部和外部两者间有平衡，他们以一种如果不准确的话就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方式来解释自己：社会心理学家费里茨·海德曾说，他们会告诉自己说：“我使好事发生了，坏事是被强加的。”）
社会认知理论和控制位研究导致了性格理论和临床心理学上一些引人注意的发展。其中一个就是，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有意识的态度和想法，而不光是无意识的态度和想法，都能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一个人的特征和行动。心理学家乔治·凯利叫做“个人观念”的东西是性格和行为的重要决定因素，这个个人观念是指，一个人对自己的能力和性格的有意识的一系列想法，在不同的情境之下人们对我们的行为的预想，别人多半会怎样对我们作出行为反应，他们所说的话是什么意思，等等。
以这个观点为基础的研究在最近几年已经产生了非常有趣的一些发现，1978年，爱德华·琼斯和史迪文·伯格拉斯进行了一项自我保护战略的实验室演示，他们把它叫做“自我残障”。自我残障者在面对一个他们担心会失败的情境时，为了保护自己的自我形象，会把事情弄成一个让别人看起来是因为他们不能控制的一些力量造成了他们的失败的样子。一位中等水平的网球手只会选择明显比他强的人来作为对手，这样的话，输了球就算不得什么了。一个快要面对期末考试的学生，他可能不去学习而突然背上许多的校园杂工负担，这样，如果他考不好的话也能得到保护内心自我的理由。自我残障者在保护自己的过程中打败他自己。
控制位理论有个特别值得注意的副产品是对叫做“学会的无助”这种让人失去能力的现象的解释。我们大家都知道一些无助和消极的人，他们拥有足够的解决问题的能力和资源，可就是无法想出办法来对付这些问题。许多临床医师都曾提供过有关此种消极情形的解释，可是，1967年，宾夕法尼亚大学一位21岁的大学生马丁·塞利格曼突发奇想，之后，经过许多年的工作，这个奇想引导出对于这种消极性有价值的理解。
塞利格曼第一次去教授的实验室就发现教授及其助手有大麻烦。他们的实验狗就是不按要求行动。通过同时使用音调和电击来形成条件反射，直到它们把音调与电击联系起来。现在，这些狗被关在一个“隔断笼”里，即一个大笼子里有一排低层隔栏分成两隔，使它们在这里只受音调的影响。把狗放在这样一个笼子里，让它们在一个隔间里受到电击而在另一边不给电击，狗很快就学会翻过隔栏逃避电击。实验的目的是要找出，它们在听到音调而不被电击时是否也会做同样的事。可是，狗听到音调后，蹲着不动，发出呜呜吠声。没有人能够理解这种现象，可是，年轻的塞利格曼突然有了一个主意。狗以前被加以音调和电击时，它们知道无论自己干什么都无法逃脱电击。现在，在一个新的情形之下，它们逃脱了电击，但它们还是像以前一样，就好像自己无论干什么都逃不出被电击的厄运。
塞利格曼进行了一系列的实验，企图生成学会的无助，先是与一位叫史迪芬·梅尔的同学，后来又与一位叫布鲁斯·奥弗米亚的同事合作。有一项重要的实验是把狗一次一只放进笼子里，挂上它们使其无法脱逃，再通过金属地板从蹄子上对其施以电击。再然后，每一只狗都和其它几只没有施以电击的狗一起关在一个隔断笼里，笼子里装有狗的那一边有一只灯不时打开，10秒钟后跟进一次电击。所有的狗都很快把灯光与电击联系起来。当电灯打开时，没有经过处理的狗都挤作一团，它们很快发现跳过隔栏跑到笼子的另一边可以逃脱电击，而那些遭到过无法逃脱的电击的狗就只好呆在原地让自己挨电击，不知道作出任何努力去逃脱。它们已经形成一个预想，即，不管做什么事情，终究难逃被电击的下场，它们知道自己无能为力。
这好像就可以解释人类和狗身上存在的无助情形了。可是，奥弗米亚和塞利格曼走得更远。他们大胆地假设，人类存在的压抑感，其原因可能更多地要归咎于学会的无助——一种无可奈何的感觉或者信念，而不是因为他们实际上无法解决自己的问题，或者克服自身的悲伤情绪。这个理论立刻被心理学家和精神病学家们所反驳。这些人指出，有些人在遭到不幸时从不感到无助，有些人的确感到无助可很快又回复到以前的状态；有些人不仅在既定的情形里感到无助，而且在新的和不同的情形下同样感到如此。有些人把不幸归咎于自己，一些人把不幸归咎于别人。
塞利格曼与他的评论人之一约翰·梯斯戴尔这位英国心理学家以及另外一位同事合作，开始着手寻找更好的办法来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