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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这类的课题和实验证实了鲁温对社会心理学坚实的影响。（场论使他能够设想到这些研究，可是，这个场论从没有能够成为这门学科的中心课题。）里昂·弗斯丁格（1919－1989）是鲁温的学生、同事和学术继承人，他说，鲁温的主要贡献是两方面的。一方面，他选择了非常有趣和重要的课题；很大程度上，社会心理学正是通过他的努力才开始探索集体粘接、集体决策、专制与民主管理、态度转变技巧和冲突解决。另一部分是，他“执著地尝试在实验室里建立有力的、可以发出巨大变化的社会情形”，和他在设计方法时超凡的创造性。
尽管鲁温的努力起了催化剂的作用，可在若干年里，社会心理学只在少数较大城市的大学里站稳了脚跟。在其它地方，行为主义仍然是心理学研究之王，而行为主义的信徒们觉得社会心理学太注重于心理过程，因而无法为人接受。可是，在二战期间，军事需要促进了社会心理学中最为重要的士兵行为和士气研究，战后，一系列社会影响和社会问题引出对年轻一代进行纪律教育的极大兴趣。其中有：美国人口不断增强的流动性及其引发的一系列社会及个人的问题；在不断扩大的商业世界里寻找一种新的、更有说服力的销售技巧；社会科学家们了解纳粹进行种族灭绝活动的努力以及范围更加广泛的进攻性的起源及控制法；认知主义对心理学的缓慢回归；麦卡锡参议员的崛起，因而刺激了对顺从主义现象的兴趣；还有连续不断的国际谈判，它使社会心理学家的注意力转向了集体动力学和谈讨理论的研究。
到50年代，社会心理学积极地拓展开来，美国各处的心理学系纷纷开设这门课程。美国60年代青年的反叛、越战引起的思想混乱、黑人、妇女和同性恋激进主义及其它社会问题使它成了越来越紧迫的研究领域。可是，更为经常的情形是，当生意人和立法者转向社会心理学家寻求答案时，他们在一些听证会上夸大说，社会心理学家们只刚刚开始其工作，并没有现成的答案可以提供。可是，不久之后，研究者们获取的数据就已经开始对美国社会产生深刻影响了。如下列所示。美国高级法院在其1954年的布朗诉教育委员会案中说，“现代权威”的证据表明，黑人孩子正受到种族歧视教育的毒害，并引用了大量社会心理学研究的成果，说种族隔离学校哪怕是平等的，也让黑人孩子感到次人一等，他们的自我估价很低，还有对自己的怨恨。鲁温如果在世，他一定会为其后继者感到自豪。
定案
许多心理学家都感觉到，他们的领域太容易受到潮流的影响了。“热门话题”作为一门领导潮流的学科在其简短的40年中来来去去，而曾经好像是社会心理学的精髓的一些课题，如今也归入仓库、束之高阁了。
然而，主要的原因并非是作为社会心理学的本质的潮流。在其它的大部分学科当中，有关某个特定现象组的知识会逐渐积累起来，并不断深化下去，可是，社会心理学要处理的是一系列各个不同的问题，它们之间互不关联，其知识也不会增长起来。结果，许多现象捕捉到了社会心理学家们的兴趣，被人们加以深刻研究，而后加以本质的解释。而只有一些详细情况必需了明，对于所有的意图和目的来说，这文件上都标着“解决了”，案子也就告一段落，权作了结。
这里有三个著名的定案。
认知失谐
这无疑是社会心理学中最有影响的理论，也是这个专业从50年代末期到70年代早期各杂志中最热门的话题。自此之后，它慢慢失去了自己作为焦点的位置。今天，它是已经被接受下来的知识体却不再是活跃的研究领域。
认知失谐理论说，人类如果有互为矛盾的想法时，会感觉到紧张和不愉快（比如，“某某是个饶舌妇，很是令人心烦，”不过，“我需要某某作自己的朋友和伙伴”），他会想办法减轻不和谐（“要是你了解他，某某并不一定就那么坏，”或者，“我并不是真的需要他；没有他，我也过得挺好的。”）
30年代，鲁温差不多就要接触到这个课题了，当时，他在探索人的态度如何受到其作为某个决策团体一员而发生改变，以及这样一个人如何就因之而坚守这个决定，从而忽略以后与之相矛盾的信息。鲁温的学生里昂·弗斯丁格把这个研究推向了深入，并发展了认知失谐的理论。
弗斯丁格1933年去艾荷华大学专门投奔鲁温，当时他是位年轻的研究生，对社会心理学没有什么兴趣，他是要跟鲁温学他早期在动机和灵感上面的工作。可是，在鲁温的影响下，他被吸引到了社会心理学上，1945年还成了鲁温在麻省理工学院集体动力学新研究院的助教。
鲁温死后，弗斯丁格去了明尼苏塔大学，在随后的几年里，他继承鲁温的衣钵，继续进行此类研究。由于他生性聪明，他带给教学中的激动兴奋，他进行越轨研究，以获取否则就无法获得的数据时的大胆，最终都安全无事。从一个方面来说，他是在与鲁温大胆的竞争，可是，还有一部分是表达了他自己的性格。他是个性子火辣辣的中等个子，喜欢玩纸牌和象棋，玩起来都是非赢不可的样子。他身上有一股子男人常见的强劲、性急和进攻型的精神，这是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纽约东下区暴风雨般的生活中长大的人中常有的性格。
有一个例子可以说明弗斯丁格的率直和不同凡响。他搞了一个研究项目，他和两位学生，亨利·W·莱厄肯和斯坦利·沙切特（曾是他在麻省理工学院的学生）一起当了7个星期的假间谍。他们曾在1954年9月的一份报纸上读到一条新闻，说一位名叫玛丽安·基切（并非她的真名）的家庭主妇宣称，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她一直在接受来自超级存在物的信息，这些存在物被她认出来是克拉利昂行星上的守护者。（这些信息是她在恍惚状态下以自动写作方式传过来的。）她对媒介说，12月21号，按照守护者的说法，一场大洪水即将到来，淹没北半球，所有生活在这里的人们都将消失，只留下少数几个选民。
弗斯丁格当时正在编制他的学说，他年轻的同事们看到了一个研究认知失谐的黄金机会到手了。他们在《当预言落空时》这篇于1956年出版的报告中提出一个假说：
假设有某人真心真意地相信某事情；再假设他受此信仰的约束，从而采取了某些不可逆转的行动；最后，假设他确有证据在手，一种毫不含糊、不可否认的证据，证明他自己的信仰是错误的：会发生什么事呢？这个人会不断地出现，而不是消沉下去，反而比以前更加确信他的信仰的正确性。
这三位社会心理学家觉得，基切夫人公开的声明和接下来的事实，正好就是一个活生生的、十分宝贵的例证，说明对一种相反证据互相矛盾的反应是如何形成的。他们给基切夫人打电话，说自己一个是商人，另外两位是朋友，他们对她的故事十分好奇，想知道更多的情况。莱厄肯说了自己的真名，可是，沙切特是个幽默得要命的人，他说自己是里昂·弗斯丁格，这使大吃一惊的弗斯丁格没有选择，只好说自己是斯坦利·沙切特，并在与基切夫人和她的信徒的一切接触中都使用这个身份。
他们得知，基切夫人早已集合了一小圈子人，他们定期聚会，已经在为将来筹划，正在等待着来自克拉利昂行星的最后指令。这个小组起草了一份研究计划，让三个人都参加，再加上5个学生助手来当“不公开的参与观察家。他们披着真正信仰者的外衣，访问这个小团体中的成员，参与他们的活动，在7个星期的时间内参加了60次会议。有些访问只有一两个小时的时间，可是，其它一些却像是降神会一样无休无止，一开就是12－14个小时。这个研究无论在身体或者情绪上都令人精疲力竭，一方面是因为必须在会议期间对一些荒诞不经的事情掩盖自己的反应，另外一方面是，要记录由基切夫人和其他人在恍惚状态中读出来的守护者的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弗斯丁格后来回忆说：
我们三人轮流去厕所记笔记，进出的频率控制得好，不会引起别人说三道四，而厕所是在这个房子里惟一谈得上有什么隐私的地方。我们当中的一个或两个会不时地说出去走动一下，呼吸一点新鲜空气。然后，我们会飞快地直奔旅馆房间，把记下来的笔记录下来……到研究结束时，我们都已经差不多累垮了。
最终，基切夫人接受到等待已久的信息了。太空飞船将于某时在某地降落，以解救信仰者，并把他们带到安全地带。可是，飞船既没有在特定时间到来，也没有在后来数度更改的地方降落，而12月21日也最终过去了，没有发生任何洪水。
这时候，基切夫人也接到话了，说由于信徒的良善和信徒创造的人，上帝已经决定收回这场灾难，让世界得以安宁。其中一些成员，特别是一直就心存怀疑或者不太确信的人，他们无法承受自己信仰所托的预言的失败，最终退出去了，可是，一些坚信不疑的信徒——有些人甚至辞掉了工作，卖掉了家产……他们的行为正如研究者们所料。他们最终更加坚定不移地信仰由基切夫人传达出来的真理，这样就消弥了他们曾经信仰的东西与令人失望的现实之间的冲突。
弗斯丁格继续发展和出版（1957年）他的认知失谐理论。它立即成了社会心理学的中心问题，并在15年多的时间内一直是实验研究中主要的课题。1959年，他和一位同事，J·麦里尔·卡尔史密斯，进行了另一项研究，它后来经常作为古典认知失谐实验而被引用。他们巧妙地哄骗了志愿受试者，不让他们知道实验的真实目的，因为这些受试者如果知道研究者们想知道他们是否会改变其对某些话题的观点，以减少认知失谐的话，他们也许会因为太不好意思而不这么做。
弗斯丁格和卡尔史密斯让本科的男大学生受试者做一件极端烦人的工作：他们得把十几把汤匙装进一只盘子，然后再一把把拿出来，然后又放进去，一直重复半个小时。然后，他们得转动记分板上的48个木钉，每根都顺时针转动四分之一圈，再转达四分之一圈等等，一直工作半个小时。每个受试者都弄完以后，研究者之一会告诉他说，实验的目的，是要看看人对某件事情有多么有趣的想法，是否会影响到他完成这件事情的效率，还对他说，他是在“无期待组”里，而其他人会被告知说这工作很有兴趣。不幸的是，研究者继续说，本应该去把这个情况告诉下一个受试者的助手刚才却打来电话说他不干了。研究者说，他需要人来接替助手的工作，并要求受试者出来帮忙。有些受试者得到一美元来干这事，有些得20美元。
几乎所有的人都同意把明显是说谎的内容告诉下一个受试者（而实际上，这人是串通好的。）他们这样做了之后，有人会问受试者说他们自己觉得这件事干得有没有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