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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男孩——如今在我这个快40岁的老太婆眼里他那时的确是个男孩——他怎么会被我这个部队里人人娇惯的女娃迷住，我不得而知。可当时我们确实到了一日不见如隔三秋的地步。我每天早晨起床后立刻跑到飞行员宿舍。大家隔窗望见我，就朝弗洛德卡喊：“你女朋友一大早就来看你了，还不快接她去。”
弗洛德卡便跑到门口迎接我，将我一把抱起来，然后才一同到食堂吃早饭。他盘子里的好吃的，一般是一两块果脯什么的（这在战时都是难得的佳肴），常常理所当然地归我享用，因为我是他的“女朋友”呀。我父母不让他这么惯着我，有一次居然一整天都没放我出去，怕我打扰他。我在家里又哭又闹。当弗洛德卡出现在门口时，他们都吃了一惊。他在门口向父亲行军礼，说：“报告司令员同志。请允许我把女朋友带走；到了我们检查飞机的时候了。”
他们便放我跟弗洛德卡走了。我们俩兴高采烈地奔向机常弗洛德卡清理、维修他那架飞机。那是一架U2型侦察机，他的同伴们给它起了个外号叫“书橱”。他检修发动机，拧拧这儿，弄弄那儿；我呢，爬上机身，拿块抹布四处擦灰。弄完之后，弗洛德卡又把我抱进机舱，我们就绕机场转上两圈。
这也得到了父亲的允许。下了“班”，我们俩一起去吃晚饭。
食堂里的飞行员们就会逗我：“喂，劳卡，你的飞机怎么样？”
“一切正常。”我郑重其事地回答。
一次，弗洛德卡为了我和另一位飞行员干了一仗。那天我玩累了，跑到他房里去喝水。
有几个人在宿舍里偷着喝酒，可他们并不避我，弗洛德卡教过我要对朋友讲义气。单位里的事我都知道，有时甚至比我父亲的消息还要灵通。我进了屋，发现弗洛德卡不在，就随便拉住一个人向他要水喝。这个混蛋喝得醉醺醺的，竟然给了我一杯烈酒。我喝了一大口，呛了，哭得死去活来。弗洛德卡一听到我的哭声就奔了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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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立刻看出事情的原委，把我抱在怀里，给我灌水喝。我不知他在干什么，还继续号啕大哭。等我不哭了，弗洛德卡放我躺在他的床上，然后揪住那个捣蛋鬼的衣领子把他拖到外面，揍得他鼻青脸肿，一星期都没消。当然这件事我父亲压根不知道。从那以后，我愈加觉得弗洛德卡是我的头等保护人，比父亲还高一级呢。
可过了没多久，他和那个女报务员拉伊什卡之间开始了一段罗曼史。这个妖精。我至今还恨她呢，他们常常在我睡着之后幽会。我不知道他们好了多久，好到什么程度，直到一天有人跟我开玩笑：“你那位弗洛德卡和拉伊什卡做对不起你的事了。”
我顿时妒火中烧，满腔愤怒，又伤心绝望。但我还是下决心把弗洛德卡从拉伊什卡手中夺回来，于是便采取了行动。
什么方式？就是直接把他抢过来。每当我看见拉伊什卡接近他，我就跑过去冲她喊：“走开。他是我的男朋友，不是你的。”
人们哄我，劝我，可我心中只有一个念头：我决不让拉伊什卡靠近弗洛德卡。最后，我父亲急了，揍我，把我屁股都打红了。可我的鬼点子多得很。我跑到弗洛德卡那里，当着众人脱下裤子露出小屁股给他看，还告诉他说：“你看看吧，这都是因为你那个傻瓜拉伊什卡。我爸爸还说如果你再跟她见面我还会挨打的。”
我父亲当然不是这么说的。知道后来怎样了吗？不知是因为弗洛德卡对我的情敌没有那么深的感情，还是因为她受不了人们的风言风语——说她在这嘲三角“关系中注定要失败，总之他们之间的关系很快就结束了。从那以后，每次看见拉伊什卡，我都骄傲地转过头去，从不理睬这位败在我手下的情敌。
要问我们的爱情除了这些蠢事之外还包括什么？还包括纯真的爱情。弗洛德卡没有任务时，我们就一同在机场周围散步，有时也到附近的村子里转转。我记不清当时我们尽聊些什么，只记得我们一直不停地交谈着。难以想象什么话题能让一个18岁的青年和5岁的女孩谈个没完没了。我还记得我们谈话时的气氛，是那么单纯、宁静、严肃。有时我们讨论蚂蚱的生活，除我俩之外没有人会对此感兴趣；有时我们谈论战争，谈论成年人的生活。这个大孩子和我一样，被战争夺去了平静的生活。唯有他才能给我带来真正的童年生活——田野，树林，童话。我们自己也编故事，看见什么就编什么。我还记得当时那种绝对的安全感——甚至从父母那里都感受不到的安全感，只有弗洛德卡才能带给我。那时我们常遭到敌人的轰炸。尽管机场伪装成一个小树林，可不知怎么还是被法西斯发现了，所以我们又得搬迁。我是在战火中长大的孩子，对于伤痛、死亡、弹坑、炸毁的房屋、坠毁的飞机之类早就习以为常。我至今忘不了当时飞行员的葬礼，竖在坟墓上的不是十字架，而是一支螺旋桨。可当我和弗洛德卡在一起时，我知道他能保护我，使我天上不受德国飞机轰，地上不挨敌人地雷炸。
遇到弗洛德卡执行任务时——他驾驶U2型飞机在空中进行侦察摄影——我便像个小妇人一样等他回来。我不再玩耍，而是坐在角落里静静地谛听着。我能在很远的地方分辨出他那架飞机的声音。然后飞奔到飞机跑道上高兴地呼喊：“弗洛德卡回来啦。”我一次都没有说错过。
有一次他没回来。有人向父亲报告说他们看见一架德国法西斯的飞机向弗洛德卡开火，打中了他的飞机，在空中就烧了起来。单位里人人都听说了此事，也包括我。他们都非常难过——他的朋友们，我的父母，还有拉伊什卡，出来进去眼睛红红的，可我不相信他牺牲了。结果还是我说对了。没有我的弗洛德卡，我感到寒冷、孤独，心里非常难过。可每当他们劝我、安慰我时，我却说：“我难受、孤独是因为我在等待弗洛德卡。他快回来了。”
几个月过去了。冬季的一天，我母亲回家后对我说：“快，弗洛德卡回来了。”
不知为什么，她讲这些话时并不显得高兴，可我当时也没在意。我立刻跑了出去，连外衣都没穿，直奔营地。我看到了弗洛德卡，向他扑过去时，听到有人喊道：“小心。”
可我已经扑到了他的怀里。我觉出他在抱我的时候踉跄了一步，马上就有人扶住了他。
原来弗洛德卡拄着双拐，只剩下一条腿。这又是一件令人惊异的事，足以使人相信我们之间的纯真爱情。在那次战斗中弗洛德卡受了相当严重的烧伤，刚回来时，没有人能认得出是他。他整个脸被烧成了紧绷绷、亮闪闪的紫皮，面颊上还留下几道深深的青色伤疤。可我根本不用看他的脸就能认出他来，我直扑过去，心中明白这就是我的弗洛德卡。我们坐在桌旁，他将我搂在怀中，讲着他的冒险经历。当时那种完美的平静、爱意和安心的感觉我至今仍然难以忘怀。我伸出手指轻轻抚摸着他脸上的疤痕问道：“这儿疼不疼？这儿呢？我亲一下就不疼了吧？”
因为那次英勇的飞行，弗洛德卡被提升为上尉。我又给他起了个更庄严的新名字：我的彭斯上尉。一个月以后，他安了条假腿，重返蓝天。
跟德国的仗打完了，也到了和彭斯上尉、我的弗洛德卡分别的时候了。我们一家要回到列宁格勒，而他却被派往远东。临分别的日子，弗洛德卡对我说：“和日本的战争很快就会结束。你也会长成美丽的大姑娘，那时我就来找你，娶你作我的妻子。”
我完全相信了他的话，我也不认为弗洛德卡在开玩笑。分手的那天，他只和我一个人讲话。我们的车开动时，我被塞进吉普车，不停地哭着喊着，他说：“再见，我心爱的人。等着我。”
年复一年，时光飞转，可弗洛德卡没有回来。我又长大几岁后，渐渐觉得不好意思向父母打听有关他的事。我不声不响，默默地等着他。到了16岁，我开始自己寻找。我心中知道弗洛德卡并没有忘记我，他也在寻找我。只有一点弄不明白：他是最有本领最聪明的人，为什么至今还没找到我？我向父亲和熟悉的飞行人员打听他的消息，却一无所获，谁都不知道他在哪里。好在搞飞行的人毕竟不算多，我相信迟早会打听得到的。事实正是如此。
你们是否还记得苏共二十大以后，许多秘密都得到了公开？不少孩子们从未听说过的亲友这时出现了；不少妻子至今才得知自己那被发配劳改营的丈夫是死是活。以前，每当我向母亲询问弗洛德卡，她都难过地摇着头，可忽然有一天，她让我坐在身旁听她讲述他的不幸遭遇。那次英勇的飞行之后，弗洛德卡奇迹般地活了下来，被提升并荣获一枚“苏联英雄”
金星奖章。可是后来，当他们“澄清此事”之后，他被送到劳改营。原来弗洛德卡把飞机降落在德军阵线后面，然后他抓起摄影器材，带着烧伤和断腿，穿过重重防线向我们一方前进。开始他们想把他树成第二个马特洛索夫，可后来又决定一个英雄就足够了。于是他就在柯利马消失了。
这就是我初恋的全部。我再也没有过第二次恋爱。我观察过和我同龄的男孩子，长大后又观察男人，可就是找不到弗洛德卡那样的男子汉。有几次我打算结婚，可最终还是作罢。
临到下决心时，我就告诉自己：“不，这个人也不是弗洛德卡那样的人。我还得再等等看。”
可是我终于没有找到弗洛德卡那样的人。获得博士学位后，我决定成立一个没有丈夫的家庭。现在我生下了我儿子，名叫弗洛德卡，我要独自把他抚养成｜人。
“现在我知道了你为什么会这么坚强，这么自信，”瓦伦蒂娜说。她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列宁格勒市的文化处工作。
“对别人的严格要求使你首先加强了对自己的严格要求，并促使你无论在任何事情上都依靠自己的力量。当然喽，国家会给你和孩子提供一点救济的。”
“我谢谢了。”拉丽莎笑道，“我自己大概还能挣到那5卢布。”
“得了吧。”“浪荡女”吉娜笑着插进来，“5卢布能买半升啤酒，或者买三杯白酒呢。”
大家便由此开起玩笑。算着每月5卢布能给孩子买些什么：一只童鞋；4斤国营商店的黄油或2斤自由市场的黄油；2斤自由市场的苹果或6斤公家店里的苹果；小学生校服的一个袖筒或者婴儿车的一只轮子。
唯独娜塔莎没有笑。这也是位现代女性，只是不像拉丽莎那么自信。
“我认为，拉丽莎，”她说道，“你的全部力量来自于你的不安全感，现在许多妇女都处于这种状态。并非我们自己努力使自己坚强起来，而是男人的软弱逼得我们不得不自强。
他们变得越来越没男子气，这太可怕了。在家中，丈夫就是另一个孩子，只不过比孩子更贪婪些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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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又开始数落起自己的丈夫。然后她们让吉娜讲她的故事。
故事之三
由吉娜讲述。她是个流浪女。按官方的说法，是“无业游民”。她准备讲一讲一位英勇的苏维埃战士对她的一片热情，以及他如何把她弄到野地里，成了好事，同时也激起了她的热情。这对情人分别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