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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在商业上很精明，但无法保证自己在技术浪潮中安然无恙。软件公司的各级经理最好既精通技术又懂管理。
一个出色的领导，加上一支技术过硬的队伍，才有可能创造业绩。不能光指望请来孙子或诸葛亮当教练，就能让弱不禁风的男足去捧世界杯。不少人总喜欢自吹中国人很聪明，最适合搞软件开发。可至今也没有做出几个很光彩的软件来，这与十三亿人口不呼应啊。新中国历来喜欢与可怜的印度相比较来展现丰富多彩的优越性，可是软件产业没法与人家比。工作在第一线的程序员与程序经理应该意识到：好兵好将都不是天生的，是后天练出来的；既要学会冷静地分析问题，又要充满激情地去工作。
软件公司总希望能物色到既精通技术又善长商业的优秀人才做经理。但已经出名了的优秀人才难以请到，也难以留住。所以把公司中的普通员工培养成为优秀人才是重要的举措。公司的老板不要对程序员抱有偏见，以为他们只配与机器打交道。一个高水平的程序员既然能学好数字逻辑，能理得清楚软件中很多象“嵌套”这类“鸡生蛋并且蛋又生了鸡”的错综复杂的关系，从理论上讲当个县长也不成问题。
现在很多女士不会烧菜，却能把菜的营养讲得头头是道。虽然这是个值得哀叹的社会问题，但我们应该有信心期待：如果她们非得天天烧菜不可，那么不久就能把菜烧得又好吃又有营养。许多程序员不懂商业，不是智力上的原因，主要是个人兴趣和环境所致。软件公司的老板应该这样鼓励有灵气的员工：“你能把技术做得那么棒，还怕搞不好管理？放心干吧！”的确，很多技术人员是在工作中领悟如何管理的，他们经过挫折与磨练，逐渐升为组长、项目经理，乃至成为公司重要的决策者。
优秀的程序员喜欢与优秀的程序员一起工作，这是一种理想的愿望。一个普通的软件公司不可能有非常多的优秀程序员，即便有，他们也不可能天天聚在一起干同一件事并且和睦得无法形容。中国自封建社会起就有喜好内斗的风俗习惯，几千年下来早已渗透到社会各个角落，那怕黄河水流断了，估计这民风也会延袭下去。要使程序员队伍稳健，必须有合理的等级制度来维护。等级制度并不限制自由和民主，它能让自以为聪明绝顶、谁也不服的人们懂得如何合作与奋斗。就象有了一架梯子，每个人才有机会爬上墙头摘下那向往已久的野花。当梯子散成一堆木棍时，只可能造就几个卖炭翁。
下面我们尝试着建立一个程序员队伍的等级制度。
把技术水平分为四级，第一级最低，第四级最高。第一级技术水平的程序员主要考核编程基本功，要求质量合格（他们主要来自刚毕业的大学生）。第二级技术水平的程序员编程质量要高，做过几个软件项目，有数年的工作经验，并能指导新手的工作。第三级技术水平的程序员主要考核系统分析与系统设计的能力，要求其技术有足够的深度和广度。第四级技术水平的程序员是成功的软件产品的设计师，他不仅技术超群，并且能使技术转化为有价值的商品。
把管理（这里仅指软件业务的管理，不考虑行政事务）水平也分成四级。第零级最低，第三级最高。第零级管理水平的人没有管理职务，就是普通员工。第一级管理水平的人是开发小组的组长，可带领几名程序员工作。第二级管理水平的人是项目经理。第三级管理水平的人决定某些产品是否要开发，以及如何去占领市场。
每个程序员都有明确的技术级别和管理级别。技术级别与管理级别有一定的联系。一般地，第一级技术水平的人只能做普通员工；第二级技术水平的人可以当一名组长；第三级技术水平的人可以当一名项目经理；第四级技术水平的人可成为公司产品的决策者。如图2。1所示。本书作者目前的技术水平当属第二级，管理水平符合组长的要求。作者在读中学和大学时就曾美滋滋地当过课代表，也就是组长级别。
技术级别 管理级别
四级 决策者
三级 项目经理
二级 开发组长
一级 普通员工
图2。1 技术级别与管理级别
2。5 向错误与失败学习
不管是生活或工作，人们都应该向错误与失败学习，目的是让我们在短暂的健康年华中少犯错误、少失败，多做几件正确的对社会有贡献的事。
导致软件项目失败的因素很多，如果不去找借口的话，就会发现错误的根源在自己身上：知识贫乏、才能低下、经验不足、骄傲自负……。我们必须正视自身的不足与缺点，才会学到经验教训。可人们常有太多的虚荣，为了克服心理障碍，白白浪费了很多本该用于创造的精力。
假设犯错误的人是诚实的并且是勤奋的。他愿意不带虚荣地改进自己。当这个人突然面对失败时，可能觉得自己一无是处，也许会不知所措，也许会病急乱投医。程序员都有一种共同的体会：在调试程序时，时常碰到只有十几行的程序竟会产生上百个编译错误；最后发现这么多的错误其实是由某一行程序错误引发的。当我们在工作中碰到挫折时，先要冷静地分析问题（事出有因哪），找出问题的内因与外因。内因是最主要的，应该予以最先解决。
前几年，中国出现了一个叫“法轮功”的邪教，教徒达数百万之多，人民群众深受其害。不久前，全国的主要媒体对“法轮功”进行连续数月的声讨与揭露。目睹了很多受害人的哭诉后，相信人们能够明白“法轮功”是邪恶的、反动的。但在愤怒与心痛之余，我们不禁要反思：为什么那么多人轻信邪教？人们是否接受了教训？
在电视上看到很多人的确作了深刻的检讨：“我真是后悔啊，跟错了李洪志（法轮功的头头）这个坏蛋，我对不起社会……。以后我一定要听党组织的话，党叫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决不上坏人的当。”
我觉得这些受害人一点都没有醒悟：他只知道法轮功是个邪教，并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信了邪教。有些事情只要用脑袋去想一想就能分辨是非，可人们就是不去思考，却渴望能跟对“福星”，甘愿把自己的脑袋拴在别人的裤带上。难道这就是人民的纯朴与可爱吗？回顾一下历史，在“文革”时期，亿万人民跟着合法的党组织大干伤天害理的事，一干就是十多年哪！可见世界上哪个人哪个组织都不能确保绝对的英明。
所以说“迷信”是傻子碰到骗子的结果。傻是内因，被骗是外因。傻子碰到好人未必能做出好事，傻子碰到另一个骗子就会做出另一件傻事。为了不让自己“傻”，善良的人们应该用脑子去多学一些知识，努力让自己来把握命运，不要急着把一生托给某个人或某个组织。
软件人员在遭受项目失败并开始反省时，不要只是就事论事地仅把眼光锁在特定的项目上，吃一堑应该长好几个智才对。本书作者刚刚失败过，乐意乘热讲讲感受。
我在读本科和硕士研究生时，一直信奉“创造性的事业要靠激情来推动”。我把这个口号贴在办公室里，并扔掉物理学专业天天编程。在读硕士研究生的第一年，我卖出了第一份软件。到我读博士研究生的第一年，我心想事成地获得了全国大学生电脑大赛软件展示第一名。那时候我自以为翅膀已经硬了，再回顾前些年的艰苦，不禁有“媳妇熬成婆”的悲壮感觉。于是我在杭州这个小地方略作宣传，在1997年10月份开了一家软件公司。
我开始把“振兴民族软件产业”列入日程，并且提前担忧将来钱挣得太多用不完该怎么办。半年之后，我开始为软件产品作宣传，可并没有出现订单如潮、接应不暇的形势（事实上压根就没有反应）。我已经意识到市场没找对，但仍觉得软件中的技术很有价值，准备再开创“东方不亮西方亮”的新局面。于是我向只有一面之缘尚在北大方正工作的一位朋友求助。他是真真的软件高手，当我小心翼翼地展示约10万行C＋＋代码的软件时，他竞在十几分钟内就指出多处重大的设计错误，使我目瞪口呆地意识到整个软件系统的价值为零。那种心痛啊，就象眼睁睁看着孩子被狼吃掉一样。
1998年10月，这位朋友再一次从北京飞到杭州，三下五除二替我把只活了一年的公司给关闭掉。他放心不下，觉得我“恶病需用猛药补”，于是意尤未尽地把我捉到北大方正插在他管辖的部门，让我学习怎样做事情。北京寒冷的冬天可以营造一种凄凉的气氛，冲去一切可以自我原谅的借口。我并不是太爱虚荣的人，知道这次失败是我的毛病积累到一定水准忍不住喷发出来的结果。我绝不能以年纪尚轻不太懂市场与管理为理由轻率地敷衍过去。我把自己察觉到的数十个毛病列出来，日后一个一个克服掉。……本书的大部分内容取自我在一年前的教训录。
改错之后，现在我不仅不难过而且挺快乐。觉得第一次失败很浪漫，值得怀念。刚开始写这本书时，我那位北京的朋友把脚伸到杭州来散步，顺手又给了我几帖药，可以用到我毕业。看来缺点是改不完的，补短和扬长要一起来。
2。6 提高综合素责
前面给软件开发人员加了过多的赞誉。一个技术出色的程序员可以自豪，但不可以目空一切。上天不可能赋于一个人太多的优点，以致于他没有表示谦虚的余地。
我们在求学时可能太功利太挑剔，导致知识结构非常单薄，只怕到了晚年也成不了大器。当程序员擅长技术时，还要时刻留意弥补自己并不擅长的非技术才能。扬长补短才能提高综合素质。
假如能回到中学时代，我希望能把文科学好。那时侯盛传“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我读中学时很无知，鄙视一切文科，现在后悔莫及。高考语文成绩54分（只比我的期望值低6分）。写作文的最高目标就是不逃题，考试前我总是反复祈祷：我没干过坏事，保佑我作文不逃题吧！上大学的第一天我竟然无法用普通话说出“去洗澡怎么走”，只好晃动澡票与辅导员打哑语。中学的历史、地理课也被我糟踏了，考试时只会填写任课老师某年某月某日在我家乡英勇就义，比谁的成绩更接近零分。更让我沮丧的是，这些行径都不是我发明的，我顶多是个跟屁虫而已，一点回忆的自豪感都没有。
扔掉文科只学理科并不等同于“放下包袱，轻装前进”，倒象是摘掉了控制系统的机车，开不了多远就翻车了。我搞了八年的软件开发，没做出象样的软件来。倒是有同行意外发现我的文笔不错，是当作家的料。我发现自己在不该开花的地方结了一颗瘦涩的果子。曹操之子曹彰曾建议：“大丈夫当学卫青、霍去病，立功沙漠，长驱数十万众，纵横天下，何能为博士耶？”要后悔的事情太多了，只能现在做得勤快些。明知自己不成大器，但愿意亡羊补牢，力求学得更深更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