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证据支持这一观点，但是我发现，类似的现象已经出现在汤钊猷教授的实验室中。汤是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肝癌研究所所长，同时还是中国工程院院士。过去几十年，他以外科手术加上化疗、放疗的方式治疗肝癌，功高望重。可是他发现，尽管他领导的肝癌研究所完成的小肝癌切除病例增加了至少十倍，患者的“五年存活率”却没有明显提高。于是，他开始检讨自己的治疗方法是否有弊端。2009年10月，汤钊猷教授在医学前沿论坛上提醒他的同行，手术、化疗和放疗这类传统疗法潜伏着巨大的危险，因为它们在治癌的同时“也可能致癌”。
在人的各种特质中，我最佩服的就是自我反省的精神，尤其那些功成名就、资深位重之人，还能从容平和地检讨自己的得失，就更加令我敬重。汤钊猷教授在中国肝癌治疗领域里享有极高声誉，兼有医生和科学家的双重身份，所以他的“反省”对我来说分量格外重。他连续15年的研究令人惊讶地证实，某些手术，尤其是那些已经错过根治的最佳时期，只是勉强完成的“姑息性切除”，可能促发残癌细胞的侵袭转移。在另一项动物模型研究中，他还发现，在肝癌小鼠接受放疗的两天内，癌细胞停止生长，可是等到30天后，癌细胞迅速显示出肺转移倾向，居然比那些未经放疗而休养生息的肝癌小鼠更高、更活跃。（详见2009年10月15日《健康报》，记者胡德荣报道）
这是小鼠，人会怎样呢？汤钊猷教授没有断言，只是用了“也可能”三个字。我以自己见到的癌症患者来考量，其中很多人的情形，和汤钊猷教授实验室里小鼠的情形竟是如出一辙。
也许正是由于有了这些研究结果，美国临床肿瘤学会才会在2006年洛杉矶年会上指出，肿瘤患者根本就无须采用化疗。（详见2006年6月14日《科技日报》，→文¤人··书·¤·屋←记者倪永华据《德国世界报》报道）在临床治疗领域里，即使是化疗最坚定的维护者，也不得不承认，这是一种不分青红皂白的治疗手段。它能杀死癌细胞，同时也在肆意摧残病人的健康细胞。
但是在我看来，问题的关键还不在这里，而在于，化疗的结局不论成败顺逆，其潜在逻辑都是一样的。那就是，认定癌细胞是我们不共戴天的敌人，必须将其彻底剿灭。蒋介石当初肃清共产党时有个口号：“宁可错杀一千，决不放过一个。”“化疗”也是这个逻辑。为了杀死一个癌细胞，甚至可以把病人折腾得吃了就吐，滴水难进，全身衰竭，羸弱不堪。这不符合我刚刚建立起来的理念：癌症不是绝症，只不过是种慢性病（关于这一点，我在后面还会详细谈到）。我需要的是“持久战”，甚至是“与癌细胞和平共处”。任何速战速决、你死我活的想法，只是一种奢望，其结果很可能适得其反。
见到冯奉仪大夫时，我脑子里全是这些想法，既坚定又模糊。
冯是肿瘤医院胸内科的资深医生。在肿瘤治疗的领域里，如果说外科医生“就知道动刀子”，那么内科医生就是对“化疗”情有独钟了。所以，我做好准备听她大讲一番化疗的好处。可是很快我就发现，冯奉仪大夫不是这种有偏向的人。她在对病人叙述化疗的好处时，不会回避那些不利的事实，同时还能以相当专业的立场，把一些模糊不清的事实表述得异常清晰。这一切对我做出正确决定至关重要。
她先是阅读我的肺切除手术病历，然后听我叙述发病的全过程。没想到，这位胸科专家被我的脑片吸引了全部注意力。她盯着那个乒乓球似的阴影，好一会儿，又抬头把我打量一番，眼里满是疑惑，似乎不相信这个病人现在还能这样坐在这里，还能这么清晰地陈述病情。
在把注意力重新转到那堆胶片之后，她很快发现我的颅内病灶已经明显缩小，忍不住连声说：“有意思，有意思。”同时把胶片一一摊开，招呼她的几位学生过来，“你们看，你们看。”
“多长时间了？”她再次确认我的病史。
“一年半。”我回答。
“做过什么治疗吗？”她又问。
“你是说在开胸手术前？”我反问。
“对。”
“没有。”
“就是说，你没有对脑子里的病灶采取过任何治疗？”她将信将疑。
“喝‘牛筋汤’算吗？”我说。
她笑了，不置可否。
我也笑了。我想这是用不着回答的问题。让一个西医专家说，“牛筋汤”能治肿瘤，那就好比让一个天文学家说，蚂蚁能让太阳消失。
冯奉仪大夫的专长并非神经科，可是，我的“脑瘤”有如此乐观的表现，已经足以让她认定，这是一个孤立现象，不是转移瘤，进而断定，我的肺部肿瘤尚未转移，因而属于“早期”。
一个胸内科专家如此明确地把我的肺癌和脑瘤分别对待，这是第一次。
我大大松了一口气，看来我基本上可以摆脱“晚期”的困扰了。
我试探着提出那个最迫切的问题：“还需要做化疗吗？”
她回答得很干脆：“可做可不做。”
“化疗的副作用我知道一些。”我问，“我现在想知道，它有多大的好处？”
“像你这种情况，可以把治愈率从60％提高到62％。”
这答案既清晰又精确。然而她还是担心我不明白，接着解释，医生所说的“治愈率”，更专业的说法叫“临床治愈率”。癌症患者经过治疗后，在五年之内没有再发现可见的转移或复发病灶，叫“五年存活”，在医学上就叫“治愈”。早期肺癌患者手术后的“五年存活率”为60％。而手术之后再做化疗的病人，可以把这个数字提高到62％。
“提高两个百分点。这是一个平均统计数。”她尽可能客观地向我表述化疗的作用，然后，用征询的眼光看着我，等待我的决定。
“那我还是不做了吧。”我说，“冒那么大风险，只为两个百分点，好像不值。”
冯奉仪大夫所说“60％的五年存活率”，我不是第一次听到。可以说，这是一部早期肺癌患者的“生死簿”。我还听说，这个数据涵盖了全世界迄今为止全部的治疗成果。所以也可以说，这是现代医学的“生死簿”，而非阎王老爷的“生死簿”。
一种药物的疗效如果真正科学可信，它就应该具有足够多的临床病例统计，并且加以对照。比如说，我们在一项临床试验中，将2万个完成全切除手术的肺癌患者分为两组，每组1万人。其中一组采用化疗，而另一组不化疗。最后我们可以在“化疗组”中得到6200个存活五年以上的病人，而“非化疗组”里只有6000人。如此，我们就可以说，“治愈率从60％提高到62％”。
然而，如果认为这场试验的结论到此为止，那就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从理论上说，“62％的五年存活率”，同时意味着还有“38％的五年死亡率”。
可是，既然这是一个平均数，实际的进程也就很自然地具有差异性。具体到“化疗组”的每个病人，都有更多生的希望，也有更多死的危险。医学所谓把“五年存活率”提高两个百分点，是在表明它增加了“生的希望”。
现在需要追究的是，“化疗组”中那“未能存活五年以上”的3800人，如果没有采用化疗手段，是否有人能“存活五年以上”呢？换句话说，化疗在延长了一些人生命的同时，是否也缩短了另一些人的生命呢？
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在于，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从60％提高到62％”，这些数字虽然在统计上没有错误，却极有可能掩盖了另外一个事实：化疗也增加了死亡的危险。
我曾拿这个问题问过很多医生，可惜没有人能够给我一个答案。
我对医学完全是个外行，要想为这样的疑问找到答案，只能依靠逻辑和常识。
现在，我们可以对上述那次临床试验做一个假设：“1万人的化疗组”中有200个人原本是可以存活五年以上的，却因为化疗摧毁了体内的免疫系统，导致并发症，或者是全身衰竭之类的问题（这是我们在癌症患者临死之前常见的现象）更快地死亡了，同时还有另外200人经过化疗把生存期延长到五年以上，那么，最终结果还是“3800∶6200”。
“治愈率从60％到62％”的结论没有改变。可是具体到每个病人，“化疗”的结果就不会是一个，而可能是三个：
1。延长了存活期——你花钱受罪得到了回报。只不过概率很低，你只有2％的机会。
2。没有延长也没有缩短存活期——你除了花钱和受罪之外，一无所获。根据统计，这种可能性很大，达到98％，也即本来就该活的60％，再加上本来就该死的那38％。
3。缩短了存活期——你花钱受罪的结果是更快更痛苦地死亡。这种结果，迄今为止没有人能给我们确切的统计，所以我们只能借用医生诊断疾病时常用的那个词——“不排除”。
从统计学的角度看，第三种结果和第一种结果的概率应当是正相关的——在平均数“62％”不变的情况下，“延长存活期”的人数增加或者减少，也就意味着“缩短存活期”的人数会相应增加或减少。
我猜想，冯奉仪大夫应当是考虑过这些可能性的，不然她就不会对我说“可做可不做”。
可惜大多数医生不是这样。他们的问题在于，当他们把化疗这种治疗手段摆在病人面前时，只不过描述了“生的希望”，却不能表述“死的危险”，也不能让病人清晰地意识到多种可能性。
换句话说，如果我选择成为“化疗组”中的一员，我就有2％的可能性成为幸运的人——原本活不过五年，结果是延长生命到五年以上；有98％的可能性是花钱受罪，却根本不会改变本来的结果——该活还是活，该死还是死；当然还有可能成为更倒霉的人——原本还能多活几天，结果弄巧成拙，花钱受罪还找死。
我有时候会恍惚产生一种感觉：癌症患者的治疗如同博彩。你想想，当赢的概率只有2％，而输的概率高达98％的时候，你会下注吗？
更何况现在我们不是博彩，而是在选择拯救生命的道路。
所以，当医生们信誓旦旦地描述某些治疗方法的效果时，我们必须彻底弄清他们的话到底意味着什么。
16个月前，医生们告诉我必须实施开颅手术。那时候他们认定，我的脑袋里长了肿瘤。“恶性”的可能性在98％以上，“良性”的可能性不能说没有，即使有，也不超过2％。我还记得医生们当时坚决主张立即手术的理由：“作为医生，我们不可能考虑一个2％的可能性，而放弃98％的可能性。”
现在，在谈论化疗的时候，医生告诉我，它可以使“五年存活”的概率提高2％。我理解这话的潜在含意是，它有98％的可能性是完全无用的，甚至是有害的。
这前后两个2％，如果分开来看，医生说得都不错，在病人听来也是理所当然。可是如果把它们合起来加以对照，就会发现，这里面有一种颇为奇特的逻辑：同样是“2％”，在前一种情形中，医生“不可能考虑”；在后一种情形中，它却成了医生出手下药的理由。同样是“98％”，在前一种情形中，医生可以力主采取坚决措施；在后一种情形中，却又可能完全被漠视。
所以，我决定不化疗。
我不是第一次“拒绝治疗”。就像此前提到的，我曾经拒绝了开颅手术，拒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