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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长史府和平虏侯府因此之故，也不会急于去干预或者制止四川地方当局的施政，而是采取了默许地态度。 静观成效。
有了刚才说的这几条举措，四川执政府的施政，从而也就相应少了方方面面的诸多阻力，自然就可以放手而为了。
另外，四川地方当局征购地主的土地，并不是以‘实物土地兑换赎买券’ 全额支付田主、地主的地价银。 地价银当中的三成到五成左右，是另外以四川执政府，乃至西北幕府手中所掌握地官办商社、官办矿场、官办农庄的部分股份折价给付的。 也就是说。 官方向售地地主支付的‘地价银’，当中的三到五成，其实就是官方当局出具的‘银股所有人转移契约书’和‘银股转移担保确认状’而已。
私人地主现在能够通过购买‘实物土地兑换赎买券’，得到一部分官方商社和官方工场矿场的股份，这其中就包括了‘西北纸坊公社’、‘西北工矿冶炼局’和‘西北官办农牧垦殖总会’等西北幕府所掌握的官办大商社股份；换言之，亦即是将官办商社、官办矿场地官方银股分拆。 并将其中部分股份公开出售给私人所有；当然，我们也可以认为，官方当局是以这种方式，在不支付或者很少支付现金的前提下，迫使售地地主将其所得的卖地收入直接转为官办商社、官办矿场的银股投入。 这一点，也正是吸引四川不少地主出售其私人土地的真正根源，象‘西北纸坊公社’、‘西北工矿冶炼局’、‘西北官办农牧垦殖总会’这些大商社、大商团、大矿场，它们的每一股银股，其红利都远比土地上地获利出息要高，这一点想必大家也都心知肚明。 也是一直颇为让西北黎庶羡慕和眼红的地方。
现在。 既然官方当局给了大家这么一个机会，虽然是与‘实物土地兑换赎买券’一起捆绑搭售。 四川虽然还有不少地主在犹豫观望，但将私人土地出售给官府以换取官办商社股份和‘实物土地兑换赎买券’的地主也很是不少，相当之踊跃。
这个‘实物土地兑换赎买券’，其实就是四川地方当局，在事前为了尽量消除田主、地主的顾虑而预先就作出的安排。
以小弟之见，如果四川一开始完全以官办商社、官办矿场的银股来支付地价银，即使当局强令赎买私人田地，怕是也没有多少地主会起而响应，但是现在当局将两者捆绑在一起发售，尽可能的减少了售地地主的后顾之忧，再加上平虏侯府和西北幕府的信誉向来不错，四川一带踊跃卖地的地主也相当不少了。 ”
“原来如此，听君一席话，令人茅塞顿开。 却不知这‘实物土地兑换赎买券’ 一年出息几何？杨兄可有购买？”杨青地这几位世交故旧至此已经对‘实物土地兑换赎买券’有所了解，便又笑着问道。
杨青等人虽是孔孟儒士，现在倒也并不忌讳‘利’之一字。 有道是，士不言利，道不可久。 方今四海之内，重商纵欲之风薰染已久，许多儒士早已不再耻于言利，而诸派儒学中地‘义’‘利’之辨也有了新的阐释和发见。 不少儒士便如商人一般，见面即问‘获利几何？’‘出息几多？’，也并不是什么见不得人地事情。
“一年的出息，比四川地方‘上田’的收租要稍微高一些。 吾家也卖了一些田地以换购这种赎买券和官办商社的银股，但是吾家田土不多。 所以也有限得很。 至于吾家在西域取得地田地，因为期限未到，暂时也还不能卖给官府，现下亦只能作临渊羡鱼之叹了！”
杨青笑着答道。
“哈哈，杨兄此举，可谓是‘但将万字平戎策，都且换作公家契约书’了！”
“惭愧。 惭愧”
*
画苔藤杖细，踏石笋鞋轻。
行商打扮的杨青手柱赤藤杖缘山而进。 他的身后两名健仆随行。 其中一个仆从肩荷山藤杖，挑着一行三人的行李；另外一个仆从背着一个相当大的藤编背篓，手上亦是柱着一条山藤杖，杖脚镶嵌的铜套钢钎子闪着幽幽的光泽。
云贵巴蜀之地，各种藤材质地坚韧，是制器作具地良材之一。 举凡桌、椅、凳、床等日用什物，乃至餐食具、茶酒器等。 多有以藤、漆等材料制作日常用器者。 譬如天下闻名的筇竹杖、灵寿木杖和赤藤杖，便有两种出自云贵巴蜀之地。 而产自云南之境地赤藤杖，刚柔相济，轻便耐用，不但是年老之人的钟爱之物，也是文人雅士显示其俊雅风姿、悠闲气度的物件，所谓‘朱藤朱藤，温如红玉。 直如朱绳。 自我得尔以为杖，大有裨于股肱！’，诗人骚客溢于言表的得意之情赫然如在眼前。 儒士杨青，虽已仕宦为官数年，却也至今不改其文雅的儒士做派，因之这文人儒士们喜爱的赤藤杖自然是随身携行。 哪怕他此行可能会有凶险不测，也难以令他断然割舍此物。 话说，西北治下类似杨青这样入仕为官的儒生不乏其人。 他们热衷于事业和功名，与‘士林清流’一派儒生惯常以清高耿介刚正不阿自许地性情自然大不相类，亦与从儒家阳明心学流派中分化而出的泰州学派儒士那种布衣傲视公侯，赤手敢缚龙蛇，隐隐与当权柄政者对立乃至对抗的儒侠做派大相径庭。
与杨青的情形相类似，以入世来践行自身学术的这一类儒生，他们投身于汹涌时代的惊涛骇浪当中，自动自发的践言力行。 力图实现他们内心的抱负。 无论穷达显贵。 他们这些人地内心深处都涌动着一股子匡国济世的热诚，渴望为国效力。 建万世之功业，树不朽之声望。 因此西北的儒士，放眼天下，关心国是者，有之；评论时政，为民请命者，有之；兴办工商，以儒商自命者，有之；为人师表，致力于文教者，有之；热心公益，倾力造福桑梓者，亦有之；他们当中更不乏投笔从戎者，入仕为官者，这一类儒士虽不敢说比比皆是，但数量也是极为可观的。
这些西北儒士，虽然有着满腔的书生意气，但更多的则是激昂向上地热诚、渴望和一展胸中抱负的雄心壮志。
“学得文武艺，报与帝王家”，当他们得到当局柄政者的‘认可’，拥有了施展自身才能的真正‘用武之地’之时，‘投之以桃，报之以李’，‘士为知己者死’的上古遗风，也就有意无意的成为他们奉行不悖的座右铭，即是所谓‘美人赠我金错刀，何以报之？英琼瑶！’是也。
杨青即是如此。
从长安启程之时，还是炎炎夏日，等他跋涉剑阁，翻越蜀道，风尘仆仆回到蜀中成都之际，已是将近入秋了。
长安至成都，这归蜀之路的里程何其遥远，其间跋山涉水，旅途劳顿自不必说，但是杨青刚刚回到成都，就马不停蹄的接手了监察院成都衙署的公事，却是不肯有片刻地闲散，不肯有丝毫地懈怠。 只因对杨青而言，入仕为官仅仅是他达成人生抱负的必由路径之一，践行学术、纯粹学术以臻于圣人之至道，才是他毕生地目的和最大的追求，而处置监察院成都衙署的公务，即是践行自身学术的一个过程，他又怎肯懈怠散漫？正因如此，杨青的儒士本色，并不因其入仕为官而有所异化和改变，以前和现在，都始终如一。 说到底，中土儒学在根底上，本就是非常讲究入世践行的一派显学，只有做到了‘知行合一’儒生。 方才是真正的儒学之士，舍此而外，皆是伪儒！
若是纯以儒士地态度看待西北政治，包括杨青本人，在相当大的程度上，都不可能全盘认同西北幕府的种种施政举措，更不可能全盘认同平虏侯的诸般言行。 但这并不影响他个人以入仕为手段践行自身学术，而不是象东林党人、复社中人或者泰州学派儒士那样。 因为政见分歧，便以较为激烈甚至可能是极端的手段，与当局柄政者角力和对抗，很难互相退让、彼此妥协。
许多西北儒士，包括杨青在内，虽然并不怎么认同平虏侯治下的幕府政治，但‘以天下为己任’的这些儒士。 通常都会认为他们身为‘读书人’（读圣贤书地儒生），应该将匡正西北幕府的施政过失，纠察平虏侯治下昏谬、暴虐、冷酷、荒唐之政地责任一力承担起来，以大无畏之心，不畏强权，不惧威武，不忧贫贱，不阴富贵。 为生民立性命，为万世开太平，为往圣继绝学。
前年（甘霖三年），也就是京师变乱、新皇登基之后的第三年，西北幕府大举西征前夕，西北的律例法令又有了一次新的变革。 增删更订了许多律法条例，其中主要部分涉及到了审理院、刑法曹、军府大断事官以及提刑按察行署、审理行署等法司的许多职掌和审案、断案章程。 譬如西北诸法司的审案断案章程，在律法条例中原本就有比较严格的规定，比如每一次地断案，要有审理院官吏、监察院官吏、怀仁社儒士或者军功爵士、民爵士等官吏公士人等参与其中，且必须三人以上到场，与法司主审官一起同堂会审；再比如，法司断案之时，除外涉及机密的案件，都允许乡里父老、里正甲首、报房的‘探事人’‘打听人’等各色人等到堂听审。 等等。 而在甘霖三年新增加的一条律法。 就是诸法司审理判决的各种‘诉’（争刑曰‘诉’）、‘讼’（争财曰‘讼’）官司，只要不涉及西北幕府的机密。 就必需在时限之内将详情一并公布于众，其中就包括了完整的相关案情来由、‘两造’（原告、被告）对质以及证人、仵作、讼师等相关人等的陈述和申辩、法司主审官‘判牍’中地断案判词及主审官断案所依据的具体律法规条。 这一条律法，其实是监察院和‘怀仁社’的儒士们力图利用‘舆情’来制约官吏缙绅、豪强大姓、地主商贾，意图抑强扶弱的一次新尝试，在他们的不懈推动之下，平虏侯亦是‘从善如流’，儒生们的‘合理’建言在甘霖三年颁布地律法中，大体上都予以了采纳——官吏缙绅、豪强大姓、地主商贾，若有怨愤仇恨，其矛头也自然而然指向了西北儒生，至于从善如流的平虏侯却是因此而‘置身事外’了。
当然这些亦不须细说，大抵在律法条例增删更订的同时，监察院所属的巡访使、查访使、风闻使等监察官吏，以及军功爵士、民爵士、‘怀仁社’的儒生，原来就已经拥有的巡访各地民情，纠弹不法情弊的权力得到了更进一步的扩张，他们可以在律法允许的前提下，有权巡视监狱、矿坑、农庄、牧场、果园、作坊等各处，纠弹不法，匡正弊病。
监察院甚至为此还专门编纂了每月一刊的《巡访查察指南实录》，以指导监察官吏、公士和儒生在巡访各地民情，纠弹不法情弊时，增加其巡访查察地针对性、目地性和有效性，另外监察官吏、公士和儒生的巡访查察属于公务，所以还需择期公布巡访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