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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朱仲甫出资1。5万银元，占股50％，荣宗敬和荣德生各出资3000银元，各占股10％，其余30％招股，很快凑齐3万银元。他们考察一番，在无锡西门外三面环水的太保墩购入薄田17亩，以作建厂之用，工厂拟名“保兴”，取保证兴隆之意。朱仲甫任总经理，负责向清政府申请立案和10年期专利，荣德生担任经理，负责厂房建设，荣宗敬负责订购机器和产品销售。
三人分头行动。朱仲甫通过官场关系，最先传来好消息。紧接着，荣宗敬订购的4台法国石磨、2部麦筛、2部粉筛有了眉目。一切顺利得令人生疑，但就在此时，荣德生这边发生意外。
当时无锡面粉的来路不外乎两条，一条是传统的石磨作坊，另一条是进口，均掌握在本地豪绅手中，已经形成稳定格局。因此，只要有人开办新厂，或者进口洋粉，都将打破业态平衡，利益受损的先入者便会奋起还击。靠这种联盟关系，本地豪绅长期把持本地面粉市场。
荣家兄弟开办面粉厂，实际上是将竞争引入无锡，既得利益者自然不会坐以待毙。地方乡绅大加阻挠，放出各种谣言，譬如，“烟囱正对大成殿和学宫，破坏地方的文风，今后当官者必定大减”，“烟囱乃不祥之物，须以童男童女祭奠方可建立”，“保兴厂额外占用田地，侵占私产”，诸如此类，不一而足。面粉厂还未建成，便遭遇地方势力强烈抵制。
荣家在无锡素有口碑，并无世仇，荣德生不知为何建厂如此艰难，遂向市井打听，得知详情：面粉厂开建时未向本地土豪打招呼，触怒了地方一霸的颜面，决定给兄弟两人颜色，纠集乡绅从中作祟。他们唆使地痞恶棍到处闹事、造谣，并放言： “万万不准在太保墩建厂。”
荣德生走投无路，将此案诉诸公堂，奈何乡绅恶霸与官府关系盘根错节，官司竟然一拖再拖，建厂工程也慢了下来，雨季来临，工地被河道溢出的洪水淹得一塌糊涂。发誓“决不屈服”的荣德生一面忙于诉讼，一面为施工计划忙得焦头烂额，就连妻儿生病也顾不得回家，幼子最终夭折。
最终朱仲甫出面，找到江苏抚台陈述详情，向偏袒地方乡绅的无锡知县施压，才推动案件的进展。双方约定三个条款： 不准将码头泊岸伸向河中，不准将煤灰抛入河中，不准制造噪音。荣宗敬满口应下，工程得以重新施工，并顺利完工。1902年3月17日，保兴面粉厂正式开工。
“毒 粉” 风 波
关于保兴面粉厂的流言并未终止，反而随着第一批面粉上市而疯狂传播，让这家新生的小厂出师不利。
流言的源头是本土豪绅，他们不能容忍这家工厂在自己眼皮底下运转，尽管官府的协调早已宣告双方和解，并找到一条看似可行的方案，但势力庞大的乡绅都是气量狭小的“地头蛇”，流言蜚语一刻不曾停止，反而变本加厉。于是人们便听到这样的传话，“保兴厂曾用童男童女祭厂”，“面粉太白、太细，一定掺了什么东西，吃了必定生病”，某地传出男女老少中毒的消息，原因就是吃了这种机器磨出来的面粉。思想愚昧的百姓轻易被煞有介事的传言吓住，他们宁愿多花几文钱购买石磨坊产的面粉，也不想触碰“洋机器吐出来的毒粉”。
乡人唯恐避之不及，即便降价沽售，问津者少之又少。保兴面粉厂开工伊始便遭遇如此劫难，实在超乎荣宗敬与荣德生的想象。荣宗敬详查事因，认为当务之急，乃是迅速打消市场的顾虑，一旦百姓在心理上接受“便宜又精细”的面粉，流言不攻自破，销路自然大开。
荣宗敬派人走访无锡街巷的面馆、面店、点心铺，向这些面粉大户许诺： 先试用，后付款，不满意，不收钱，每包面粉回扣5分钱。此举巧妙抓住商家唯利是图的心理，在犹豫不决之际许以薄利，并用小动物做实验，推翻“有毒”谣言。商家纷纷试用，待食客用餐完毕告知面粉出自保兴。如此，一传十，十传百，保兴面粉厂“毒粉”传言冰消瓦解，本地市场销路大开。
随后，为打开广阔的北方市场，荣宗敬物色到无锡乡下一名24岁的年轻人，此人名叫王禹卿，自幼不喜读书，对人情世故天生敏感谙熟，是个推销奇才。王禹卿还有个兄弟，也是经商高手，兄弟两人曾在营口、烟台、天津等地跑市场，对北方市场相当熟悉。当时他们在乡下经营一家麻油店，荣宗敬到店里拜访，请王氏兄弟出山，在天津、营口、烟台等地开设面粉批发处，没过多久就在北方市场闯出名堂，人人都知无锡有家保兴面粉厂产品不错。
看到面粉厂起死回生，全厂上下信心倍增，唯有朱仲甫忧心忡忡。他并非实心经商，眼看面粉厂接二连三遭遇波折，渐生退意。一次，朱仲甫对荣宗敬说： “此厂与我前途，似难发展，做惯了大差使，觉得乏味。”
年底盘点账目，收支相抵，几无分红，心生倦怠的朱仲甫接到广东厘金局同僚邀请，决心重返广东，临行前找荣德生商量： “粉厂的事我想交他人处理，我的股份出让。如果你也觉得这里没希望，可以到广东任职，帮我料理杂事。”结果，朱仲甫一个人跑到广东上任去了。
朱仲甫是大股东，占了一半股份，他拆股撤出，资金实力大减，刚有起色的面粉厂面临散伙之险。
日俄战争中的一家小厂
当保兴面粉厂的窘境辗转传入当地巨贾祝兰舫耳中的时候，他开始盘算接收这家工厂了。
祝兰舫在上海打拼多年，为老牌的英国怡和洋行做买办，不仅家底殷实，而且颇具商业眼光。他看中面粉市场的前景，托人给荣氏兄弟带话，想要全资收购保兴面粉厂。但兄弟二人认为工厂日后“必可发展”，不愿放弃自家股份，祝兰舫于是认购4000银元股份。荣氏兄弟增股至2。4万银元，其余股东亦不同程度地增持，填补了因朱仲甫退出造成的股份空白，将面粉厂从散伙边缘拉了回来。
1903年的一个夏天，面粉厂机器轰鸣，人群熙攘，在沉闷的喧嚣中，门口的那面木制旧厂牌被从容取下，一面写有“茂新面粉厂”的新厂牌挂了上去。锣鼓敲响，“茂新时代”开始了。
经营管理权仍归荣氏掌管，荣德生担任经理，荣宗敬在上海担任批发经理。开工厂几经波折，他们更感实业不易，不免小心翼翼地经营。这个时候，日俄战争给其提供了进入东北市场的难得契机。
沙俄与日本在东北一带勾心斗角多年，互有胜负，但彼此不服。一切利益争斗最终以战争方式解决。1904年2月，日本率先攻击旅顺港的俄国军舰，日俄战争爆发。两个国家在第三方领土展开对决，东三省陷入火海，正常生产、经营秩序被迅速破坏，这个以面食为主的广阔区域面粉需求量暴增。茂新面粉厂趁机派人到东北推销，产品很快占领东北市场。
毕竟求大于供，荣德生渐感生产乏力，提升硬件水平的愿望日趋强烈。资金有限，利用祝兰舫的关系，茂新面粉厂以分期付款的方式向怡和洋行订购了6座18英寸英国钢磨，拆除厂房，重新建造一座3层楼房，将英国钢磨安置进来。为节约成本，一些简单辅助部件尽量自己制造。经过几个月的改造，茂新面粉厂日产能从原来的500包面粉提升到800包，通过上海港源源不断运入东北。
俄国在东北建有面粉厂，专供侨民和军队，战争期间尽数毁灭，开战后，由于物资供应不足，为缩短时间，不得不在中国本土采购。后来，日本军方也改为在中国采购。所谓物以稀为贵，交战双方的采购进一步提高了面粉市价，大大抵消了运输、包装和人工成本。
在战争刺激下，茂新面粉厂的营业额大增，每日纯利500两白银，1904年年底，盘点账户，共赚6。6万两白银。这是荣氏兄弟涉足商业以来的最大一笔盈余，多年来，笼罩在他们头顶的阴云一扫而光。
日俄战争于1905年秋天结束，但战争对东北大地造成的破坏却非短时间可以修复。借助战争期间树立的口碑，茂新面粉厂在东北市场取得领先优势，地盘不断扩大，收入自然水涨船高。依靠在东北市场取得的胜利，回头开拓耕耘华东市场，茂新面粉厂在面粉制造业迅速脱颖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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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成名
引言
成功的商人大都有机会主义者的禀赋，将看似无解的处境变为生财的通道。荣氏兄弟无疑是其中的佼佼者。
时局不利，行业危机，茂新面粉厂再次上演撤股闹剧。荣氏兄弟坦然接盘，将茂新变为自家企业，尔后励精图治，提高产品质量，以“兵船”杀出洋粉重围。与此同时，振新纱厂亦拨云见日。
荣氏企业在1910年遭遇的信用危机不过是兴盛的前奏。20世纪初期，辛亥革命、第一次世界大战，创造了巨大的空白市场，等待那些得风气之先的先行者占领。在荣氏兄弟精心经营下，面粉、棉纱事业两面开花，远销欧洲市场，由此赢得“面粉大王”、“棉纱大王”之名。
茂新面粉厂浴火重生
荣宗敬与荣德生比谁都清楚，茂新面粉厂迅速做大固然有其可取之处，但根本原因是匮乏竞争。仿佛自觉背后有无数双眼睛盯着他们，生意越好，越有紧迫感，他们想着要赶在竞争激烈前提高自身实力。
可惜的是，他们还是慢了一步。刚跨过1906年的年关，坏消息便一个接一个地传来。
日俄战争让茂新等小厂突然崛起，即便感觉迟钝的人们也认识到这个行业的潜力，于是在战争后期，江南一带出现开办面粉厂的热潮，一夜之间，涌现出数十家面粉厂，对小麦的争夺，变相抬高了小麦收购价。据《荣家企业史料》记载： “在阜丰、华兴开设初期，小麦市价极低，每石常在2（银）元左右。后来裕丰、裕顺、中兴、立大等厂相继设立，户数日多，用麦量激增，麦价上涨到3。5（银）元左右。”
夏天，小麦歉收的消息加重了本土面粉制造商的忧虑。与此同时，洋面粉大肆倾销，进一步加剧竞争程度。而随着日俄战争的结束，东北市场面粉需求大减，供过于求致使面粉价格迅速跌落。在原料涨价和洋面粉倾轧的夹缝中，连年亏损的本土面粉生产商自发地结合起来。在某种程度上，产业结盟既是抵御外部竞争的手段，也是上游谈判的筹码，从而让更多的企业走上结盟之路。各式“联盟”纷纷成立之际，如果不愿加入其中，最好的办法就是成立新的联盟。
茂新面粉厂也不例外。它加入了一个名叫“办麦公会”的组织。从名称上不难发现该组织的目的，即共同压低小麦收购价。事实上那时麦价之高，到了“粉贱麦贵”的地步，多数面粉厂都在亏本。除此之外，组织还包括彼此联系、互不侵扰、约定统一粉价等惯常条例，不外乎形成价格联盟，抵御竞争。“办麦公会”会员均在上海、无锡两地，除茂新之外，还有中兴、华兴、立大、裕丰、裕顺、阜丰等6家，其中阜丰资格最老，茂新次之，约定共进退、同荣辱。
当“联盟”取代单家工厂出现在谈判桌上时，议价能力其实又回到单家工厂水平，因此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产业倒置难题。“粉贱麦贵”的状态持续发酵，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