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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科恩
译者:佟景韩、范国恩、许宏治
自 我 论1
作者前言
变幻无常的影子,你们又跟踪而至,你们早已使我不得安宁。
莫非我的青春烈火已经冷却,你们究竟何时才会消停?
歌 德
前言的写法各有不同。有时候,首先论证一下命题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是必要的。然而本书似可不必如此,因为关于个人社会道德教育和个人品德教育心理条件的意义问题,在苏共第二十六次代表大会和苏共中央六月全会(1983)上已经有过相当详尽的讨论。这篇前言也不可能就这个问题的文献史进行考察,因为认真评述有关著述势必需要好几大卷的篇幅,而简单列举一些书目又不会有多大实际价值。
但是,作者从事这一专题的研究和著述工作既已有年,因此有一个责任是他在读者面前不可推诿的,这就是要说一下,他这本新著与他先前的著作有什么不同。
三十年前,我发表了研究个人问题的第一本小册子,但写得没有什么意思,没有提出什么问题,只是引用一些例证来说明一些众所周知的道理。自撰写《哲学百科全书》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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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1964)的“个人”这一条目时起,特别是在列宁格勒大学开设专题讲座以来,我开始有了比较认真的理论思考。政治书籍出版社出版的《个人社会学》(1967)一书,就是在列宁格勒大学专题讲座的基础上产生的。
此书多蒙读者厚爱,荣获了苏联社会学学会的一等奖,已经译成几种外文译本,其中德文译本(1971)并且作了重要的补充和修订。
在60年代,“社会学”和“个人”
①这两个词有过特殊的吸引力。此外,《个人社会学》一书还提出了前此我们没有讨论过的某些问题。社会角色这个范畴被个人社会学理论所采用,从众行为问题的讨论促使苏联心理学家作了这方面的实验研究,教育、个人形成和社会化这几个概念的相互关系引起了热烈的争论,等等。
但是,由于考察问题的角度过于宽泛,在一些具体问题的处理上不可避免地陷入了表面化和笼统化。
该书刚一出版,我就感到有必要重新改写了。可是,如果完全依照原来的规模继续讨论这个问题,对我说来不仅力不从心,而且也是不明智的。在60年代,许多问题还只是刚刚提出,到这时已经有了大量的专著。根据显然不完全的文献统计材料,仅自1975年至1979年间,苏联就出版了两千多种研究个人社会学、个人心理学、个人经济学和个人法学问题的专著和论文②。因此,我没有改写和增订《个人社会学》一书,而是着
①,或译“人格”。——译者A B C D E F G H②参见国家萨尔帮科夫—谢德林公共图书馆(劳动红旗勋章获得者)
《社会科学著作年鉴》,列宁格勒,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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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深入研究思考个人问题的各个方面,不仅从社会学的角度进行考察,而且从跨学科的广阔角度进行考察。
结果就产生了若干主题互相连贯而又各自独立的论著。
在一系列论述不同年龄期和社会化诸过程的论文中,在《青年心理学》(莫斯科,1979)
和《高年级心理学》(莫斯科,1980、1982)这两本教学参考书中,在集体著作《童年民族学》(莫斯科,1983)中,论述了个人形成(特别是在青少年时期)的年龄期问题。在研究青年友谊问题的几篇专论和《友谊伦理心理学概论》(莫斯科,1980)一书中,讨论了人际交往与个人形成和人格显示的问题。最后,在《发现“自我”
》(莫斯科,1978)一书中,探讨了个人的深层核心和个人自我意识发展的规律性。现在这本书则是对个人问题这一侧面的进一步研究结果。它以更多的文化史材料和心理学材料来说明问题,提出了一些新的社会心理学问题。
用专门学科的材料讨论实质是哲学性的问题,而又想避免抽象的哲学思辨——斯库拉这个六头女妖,同时避免过分尘世化的经验主义——卡律布狄斯这个海神与地神的女儿,这么做是困难的和冒险的。
更何况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自我”问题不仅是一个科学认识的问题,而且也是一个个人的问题,因而也给自我中心主义留有广阔的余地。文化史的自我中心主义往往会使一个学者把他那个时代所特有的人的形象绝对化,把它当作普遍标准:如果我们非常重视个人的独特性和积极性,并且认为到处都应该是这样,那么东方的“无为”和“无自”原则就会显得非常奇怪。职业的自我中心主义往往会使一个学者把他那门学科的特殊认识手段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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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对化,例如,凡是不能用心理学实验取得和验证的东西,有些心理学家就干脆不予考虑,而历史学家有时又会认为心理学实验毫无意义。最后,个人的自我中心主义往往会造成各自年龄、性别和个人特点的绝对化,例如,一个喜欢反思的人往往会把自我分析视为个人成熟的必要素质,而对于另一个人来说,自我分析却可能是一种有害的“自我苦思”。
还有其它种种困难。
其中一个就是专业文献浩如烟海。
仅以1979年这一年而论,国际资料索引《心理学文摘》在“自我概念”
、“自尊”
、“自我评价”和“自我知觉”这几项栏目中,就载录了一千多种学术论著(1969年只有约四百种)
①。
新的文献就是新的信息。近十——十五年来,学术界对个人的恒定性与可变性的辩证关系提出了很多新的看法。人种学和语言心理学的“自我”研究等等揭开了进一步发展的远景。
然而,还是歌德说得好:“人们只是在知识很少的时候才有准确的知识。
怀疑会随着知识一起增长。“
我们的知识分配极不平衡。论述儿童和青年自我意识的著作汗牛充栋,在这个背景上,对成年和老年人生命世界运动情况的不甚了了显得格外突出。经验知识同理论知识脱节以及隔行如隔山的情
①并见下列评述性著作:怀利,R。
:《自我概念》,林肯,1974—1979,第1—2卷;韦格纳,D。
M。
和瓦拉切,R。
编:《社会心理学中的“自我”
》,纽约,1980;林奇,M。
D。等编:《自我概念》,剑桥(马萨诸塞)
,1981;罗森堡,M。和卡普兰,H。
B。编:《自我概念社会心理学》,阿灵顿海茨,1982;苏尔斯,A。
J。和格伦华德,A。
G。编:《“自我”心理学透视》,希尔斯代尔,1982—1983,第1—2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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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也很严重。
研究人的各门科学甚至还没有统一的术语。
例如,“羞耻文化”和“过失文化”这两个文化学术语,虽然是派生于羞耻和过失这两个日常概念的,同心理学对这两种体验的解释却并不一定吻合,同时,这种心理学解释本身也是众说不一的。如果一个古典语文学方面的专家写道,古代希腊人没有“良心”
这个术语和概念,这并不意味着他认为古代希腊人没有现代伦理学意义上的良心。一部跨学科专著的作者必须了解清楚,哪里是用不同的术语讨论着同一些问题,或者与此相反,哪里是用同一些术语讨论着不同的问题。
最后,谈一下本书的读者对象和风格问题。如果这是一部单科性的专门著作,那么作者自然首先必须面向他的同行,而如果还有其他一般读者要读的话,这些读者就须自己努力达到这门学科专家的水平。一部具有跨学科性质的著作,在相当程度上执行着一种媒介性的功能,它向某一知识部门的专家介绍他们所关心的问题在其它学科领域是怎样提出的,以及从各门学科的交叉中可以汲取什么新的、具有科学普遍性的东西。有鉴于不同的学科有不同的新旧标准、术语和思考方式,在材料的引证方面当然还要做到通俗化,但又不是庸俗化。此外,在我的读者当中,除了专家以外,一向还有一般求知者,其中包括青年人——大学生和中学高年级学生。
可是,一个思考人生的青年在“寻找自我”这个题目下所寻找的东西,与专门研究个人和自我意识问题的哲学家或心理学家相比可能完全不同。能否把两者的兴趣兼顾起来呢?老实说,我每一次都在这个问题上感到惶惑和不满:同样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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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有时显得过于专门,有时又显得过于简单化。
不拘是否得体,这些设想促使作者在本书中放弃讨论一些纯专门性的技术问题,并且在学术性的引证和结构方面仅限于指出一些最重要的评述性著作,有兴趣的读者可以从这些著作本身找到更详尽的文献资料信息。尽管如此,本书也并非所有章节都容易读懂。
“导言”
中的哲学史回顾和术语性问题可能会使某些读者觉得枯燥。如果发生这种情况,读者不妨略过这些部分,直接从具体论述人的“自我”历史那一部分读起,术语的涵义差别将会在继续阅读的过程中逐渐明朗起来。
本书讨论的一些问题在各种不同程度上与每一个人相关。个人究竟是自然天成的,还是产生于社会和个体的一定发展阶段?人怎样意识到自己同他人的区别以及怎样评价他的“自我”?
人的恒定性与可变性有什么辩证关系?
客观地认识自己是否可能,以及自我意识的生命功能何在?个人自主性有哪些前提和界限,以及“我”与“我们”的相互作用机制是什么?
这些问题的科学提出不同于它们在一般日常意识中的发生方式,同时,分析的方法不仅有优点,而且有缺点。研究人和社会的各门科学已经习惯于首先分析可以用客观方法描述和解释的客观现实。然而,人的“自我”尽管有它的客观“给定性”
,而且这种“给定性”甚至比任何物质对象都难改变,但它毕竟又是一种特殊的主观现实。人的“自我”的本质不仅是由制约它和“进入”它的东西(心理生理素质、社会条件和教育等等)规定,而且还由“出自”它的东西、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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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创造积极性所创造的东西规定。
在哲学和一般理论的层次上说,这是众所周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把个人看作主体即积极创造的活动因素而非客体,不是偶然的。
但是,在具体的社会学和心理学著作中,这个观点在一定程度上一直只是停留在宣言的状态。这些著作阐述影响人们性格和行为的客观条件以及人们掌握和改造外界信息的各种心理过程,总是比阐述个人的自我调节和个人的积极性更具体、更深刻。
现在情况正在改变。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不再只是跟在哲学家的后面重复人的“活动本质”这一命题,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