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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这些就是我对死亡的想象，那么，我何以如此难以接受他已然去世的现实呢？是因为我从未想到死亡也会发生在他身上吗？是因为我依旧未曾想到死亡会发生在我身上吗？
生活改变很快。
生活瞬间改变。
你坐下来吃晚饭，而你所熟知的生活已经结束。
自怜的问题。
现在你将看到，自怜的问题早就出现了。
在事故发生后的春天，有一天早晨，我拿起了《纽约时报》，从头版直接翻到了填字游戏。那几个月间，我总是以这样的方式开始一天的生活，以这样的方式看，或者毋宁说不看，《纽约时报》。先前我从未有耐心去玩填字游戏，但如今我觉得玩填字可能有助于我恢复正常的认知能力。那天早上，第一个引起我注意的线索是竖向6，〃有时候你觉得像……〃答案太明显了，我立即就想起来；答案很长，将会填满很多个空格，将会证明我那天状态不错：〃一个没有母亲的孩子〃。
没有母亲的孩子日子真难过……
没有母亲的孩子日子这么难过……
不对。
竖向6只有四个空格。
我放弃了这次填字（没耐心的习惯很难改掉），第二天，我查看了答案。竖向6正确的答案是〃一个坚果〃。〃一个坚果？〃坚果？有时候你觉得像一个坚果？我自己在正常反应的世界之外已经走了多远？
注意：这个近乎立即浮现的答案（〃一个没有母亲的孩子〃）是一声自怜的哀号。
这一次失败并不意味着我将无法正确地领悟事物。
卷动的烈焰贪婪地向前冲！
我父亲和伊勒娜在哪里呢？
去世七年的他们已不在了，
那么他们如今哪里去了呢？
不在了吗？不在了吗？
……德尔摩尔·施瓦兹Delmore Schwartz（1913…1966），美国诗人。
《我们安静地走过四月天》
他相信他就要死了。他曾反复地这样告诉我。我说这是无稽之谈。他情绪低落。他的小说《小城凶案》Nothing
Lost，约翰·格里高利·邓恩最后的一部小说，于2004年出版。业已完稿，交给了出版社，但情理之中，出版日期推迟了。他当时开始写一本新书，反思说不出来动因的爱国精神的意义。也在情理之中，他对创作这本书的信心有点不足。那一年，他多数时间都在和一系列削弱他身体的疾病做斗争。他的心率越来越高，不知不觉间已经变成了心房颤动。窦性心率通过电击除颤手术便可恢复正常。这种手术并不需要住院，医生只需在电击他的心脏期间用普通麻醉药将他麻醉几分钟就好了，但像感冒或者长时间坐飞机之类引起的轻微身体变化会致使心率再次失常。2003年4月，他最后一次进行这种手术，当时他的身体状态已经迫使医生对他进行了两次而不是一次电击。做了电击除颤手术之后，他的心率依旧稳定地加快，这意味着这种手术不再是一种有用的选择。6月，经过一系列咨询之后，他进行了一种更为彻底的心脏干预治疗。先是用射频切除了心房与心室之间的房室结，然后植入了美敦力公司的Kappa 900SR型号起搏器。
那年夏季，金塔娜结婚给他带来的欢乐和起搏器明显的疗效让他振奋起来，他的心情似乎好转了。到秋天，他又是意兴阑珊。我记得有一次，我们为了要不要在11月去巴黎而争吵。我不想去。我说我们的事情多得做不过来，又没什么钱。他说他有一种预感，如果他11月不去巴黎，那么他今生就再也不会去巴黎了。我觉得他是在要挟我。那你去安排吧，我说，去就去。他离开了桌子。我们冷战了两天。
结果，我们在11月去了巴黎。
我跟你说过我活不了两天啦，加文说。
几个星期前，在第68号街和派克大道交界处的外事关系委员会，我见到对面有人在看《国际先驱导报》。我的回忆又滑进了错误的轨道：我不再想着第68号街和派克大道交界处的外事关系委员会，而是想起了2003年11月，我和约翰面对面地坐在巴黎布里斯托酒店的餐厅吃早饭。我们各自看着《国际先驱导报》，报纸是酒店派送的，还订着一张显示当天天气状况的卡片。11月我们在巴黎的那些早晨，每张卡片上都有一把雨伞的图案。我们在雨中漫步卢森堡公园。我们走进圣叙尔皮斯教堂避雨。里面正在举行弥撒。约翰领取了圣餐。我们在若内拉赫公园被雨淋得着凉了。在飞回纽约的班机上，约翰的围巾和针织衫都散发出一股湿羊毛的味道。起飞时，他紧紧抓住我的手，直到飞机开始平飞。
￣文〃√
￣人〃√
￣书〃√
￣屋〃√
￣小〃√
￣说〃√
￣下〃√
￣载〃√
￣网〃√
他总是这样。
他怎么再也不抓住我的手了呢？
我在某份杂志看到一个微软的广告，其图案是一张巴黎里拉大门地铁站站台的照片。
昨天，从一件尚未穿过的外套口袋中，我找到一张11月去巴黎旅行时的地铁票。〃只有圣公会教徒才会〃领取〃圣餐。〃我们离开圣叙尔皮斯教堂时他最后一次更正我。四十年来，他一直在更正我这一点。圣公会教堂〃领取〃，天主教教徒〃接受〃。他每次都解释说，这是一种不同的态度。
去世七年的他们已不在了，
那么他们如今哪里去了呢？
最后一次电击除颤手术是在2003年4月。这一次进行了两次电击。我记得有个医生解释为什么手术需要进行麻醉。〃因为否则的话，他们会从手术台上跳起来。〃他说。2003年12月30日，医院的急救人员在客厅地板上使用除颤仪时，出现了一声突然的跳动。它是一次心跳吗？或者只是电流而已？
他去世当晚，或者前一个晚上，我们从贝斯·以色列北院坐出租车回家。在车中，他说了几件事，第一次让我清楚地感觉到他的心情很压抑，一种每个作家在生活中总会碰到的压抑。
他说，他做过的一切事情全都毫无价值。
我依然试图将它当作胡话。
这也许不正常，我心里想，但我们刚刚离开金塔娜，我们的处境也不正常。
他说那本小说毫无价值。
这也许不正常，我心里想，但一个父亲眼见自己的孩子饱受折磨却爱莫能助，这种处境也不正常。
他说他刚登在《纽约书评》杂志上的文章，一篇评论加芬·兰巴特撰写的纳塔丽·伍德传记的文章，也毫无价值。
这也许不正常，可是过去几天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他说他不知道自己在纽约干什么。〃我干吗要浪费时间去写一篇关于纳塔丽·伍德的文章呢。〃他说。
他说这句话的时候没有带着疑问的口气。
〃你当时说到夏威夷是对的。〃他当时说。
也许他指的是前一两天我说等金塔娜好转之后（这是我们对〃如果她能活下去〃的委婉说法），我们可以去凯露亚海滩租一座房子，在那边她的身体会康复过来。也许他指的是20世纪70年代我打算在檀香山买房子的想法是对的。在那个时候，我情愿认为他说的是前者，但他用了〃当时〃这个词，指的显然是后者。这些话，是他在一辆从贝斯·以色列北院开向我们的公寓的出租车上说的。至于说这些话的时间，要么是在他去世前的三个小时，要么是在他去世前的二十七个小时，我试图弄清楚，却已经想不起来了。
7
既然事情一点都不正常，我为什么还一再强调哪些是正常的、哪些是不正常的呢？
在这里，让我试试将事情按时间先后排列出来。
2003年12月25日，金塔娜住进了贝斯·以色列北院的重症监护中心。
2003年12月30日，约翰去世。
2004年1月15日近中午时，在贝斯·以色列北院的重症监护中心，医生设法摘掉了金塔娜的呼吸管，降低镇静剂的剂量，让她能够慢慢苏醒过来；然后，我告诉她他已经死了。本来没打算那天就告诉她的。医生说过她将会时醒时昏迷，起初神智只能部分地恢复，将会有好几天她只能吸收有限的信息。如果她醒来时看到我，她将会想知道她父亲哪里去了。杰里、托尼和我仔细讨论过这个问题。我们决定她第一次苏醒的时候，只让杰里陪着她。她会把注意力放在他身上，放在他们共同的生活上。她也许就不会想到这个关于父亲的问题。我可以等等再见她，也许等上好几天。我可以到时再告诉她。她将会更加坚强一些。
如同计划，她初次苏醒时，杰里陪着她。但在计划之外的是，有个护士告诉她，她母亲在外面的走廊。
当时她想起来了，她想知道答案。
我走进去。
〃爸爸在哪儿？〃看到我，她低声说。
因为三个星期来的插管损伤到她的声带，她的低语几不可闻。我把发生的事情告诉她。我强调他早就患了心脏病，我们一直以来都很幸运，但现在运气用光了，这事故虽然突如其来，但实际上是不可避免的。她哭了。杰里和我都扶着她。她又躺下，睡着了。
那天夜里，我见到她的时候，她低声问：〃爸爸怎么样了？〃
我又说了起来。心脏病发作。病史。事故的发生让人措手不及。
〃但他现在怎么样呢？〃她的声音很低，努力想让我听清楚。
她只听进了突然病发那一段，却不知道结果如何。
我又告诉她。到头来，我将会第三次告诉她，在另一个重症监护中心，在洛杉矶加利福尼亚大学（UCLA）。
事情的先后次序。
2004年1月19日，贝斯·以色列北院的人把她从六楼的重症监护中心转移到十二楼的一间病房。2004年1月22日，她还是很孱弱，无法站立，得有靠背和扶手才能坐着，而且还因为在重症监护中心受到感染而发热。我们给她在贝斯·以色列北院办了出院手续。杰里和我将她带回我的公寓，让她躺在她原来的房间的床上。杰里外出，按照医生给她开的处方去给她配药。她从床上起来，想从衣柜里再拿一床被子，结果摔倒在地板上。我没力气把她抬起来，只得在那栋楼里面找人帮忙，这才将她抬回床上。
2004年1月25日早晨，她醒过来，依然在我的寓所；她胸口疼得厉害，体温也越来越高。当天她住进了哥伦比亚长老会医院的急诊室，被诊断出来患了肺栓塞，然后住进了该医院下属的米尔斯坦医院。她在贝斯·以色列北院出院之前，曾拍过片。考虑到她在该院身体不能动弹的情况持续了很久，这种病症当时完全可以预料得到，而不用等到三天之后长老会医院急诊室再次拍片才诊断出来。这我现在知道了，可当时并不知道。住进米尔斯坦医院之后，医生还给她的腿拍片，看看是否还有更多凝结的血块。医生给她服用了抗血凝剂，以免在让现有的血块溶解的同时产生更多的血块。
2004年2月3日，她从长老会医院出院，还在服用抗血凝剂。她开始了物理疗法，以恢复体力和活动能力。托尼、尼克、她和我共同筹备约翰的葬礼。葬礼举办的时间是2004年3月23日星期二下午的四点钟，地点是圣约翰大教堂。也是在这个地方，当天下午三点钟，教堂的人依照计划，当着家属的面，将约翰的骨灰安置在主祭坛旁边的灵堂。葬礼之后，尼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