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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国，他向蝴蝶夫人说：“当知更鸟筑巢的季节，我就会回来与你重聚。”但知更鸟筑巢了两三次，平克顿依然音讯全无。蝴蝶夫人痴痴等待。最后，平克顿终于随着军舰重返长崎，身边却多了个金发妻子。蝴蝶夫人如遭晴天霹雳，悲痛地以短剑刺入自己的胸膛，而将无辜的儿子留给平克顿。
普契尼说：“《蝴蝶夫人》充满了生命与真理。”在剧中，他以细腻的手法对蝴蝶夫人的痴情与平克顿的负心作了入木三分的刻画，而赚人热泪。这是笔者所知最符合“生命悲痛真相”的痴情女子负心汉故事，但若站在东方民族的立场来看，这似乎也是一个“白人中心主义”的故事。当然，普契尼可能并非有意要以白人立场来描述这个故事——在《蝴蝶夫人》之前，他已写过几出以西方为背景的痴情女子负心汉歌剧，《蝴蝶夫人》首演失败，有一个原因就是和过去的戏雷同。普契尼是以西方的悲剧概念来撰写《蝴蝶夫人》的，我们若以这个概念来衡量前述的三个台湾民间传奇，它们显然是比《蝴蝶夫人》差了一大截——故事里的月里、李招娘和宝凤，在死后都不甘休，冤魂又重返人间，毁灭负心的男人；这似乎是一种过度陈述，它冲淡了原本具有的悲剧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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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成过台湾》悲情的解读（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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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有不少人指出，这种画蛇添足式的过度陈述，是使中国缺少真正悲剧（西方概念里的“悲剧”）的原因之一。但这是“西方文学中心主义”者的论调。其实，若换个立场，我们即会发现，普契尼的《蝴蝶夫人》也作了某种过度陈述：他的这类歌剧对女性的痴情、如何饱受折磨而又坚忍其心着墨甚多。从精神分析的观点来看，这正泄露了他“施虐于女性”的幽微心态，而这种心意乃是18世纪以降欧洲浪漫奇情或悲情故事的历史传统，让女性“甘心就死”其实只是其“施虐于女性”心理的外显。中国的悲情故事似乎没有这种传统，最少它不会花很多篇幅去过度陈述女性那无悔的痛苦。在这方面，《周成过台湾》等承袭的是中国的传统，“女性的反扑”才是这个传统的主要关注点。被遗弃的痴情女性，若不是像这三个台湾民间传奇般，以冤魂复仇的方式毁灭负心男子，就是像金玉奴棒打薄情郎般，需对负心男子加以惩罚，始得破镜重圆。
“女性的反扑”与“施虐于女性”这两种不同的心理，使得《周成过台湾》等和《蝴蝶夫人》有着结构上的不同，它们在美学造诣上容或有天壤之别，但要说《蝴蝶夫人》施虐于女性的结构是“悲剧”，而《周成过台湾》等女性反扑的结构是“画蛇添足”，则是难以服人的。早年的台湾大地，并没有孕育那种“悲剧”的土壤。冒着生命危险渡过黑水沟的移民者，怎么会有以“悲剧”施虐于女性的“雅兴”呢？他们需要的是男人禁不住心中那股古老的、奔涌不安的潮骚而负心时，被痴情女子所毁灭的警惕。
中国负心故事的城/乡差别
《周成过台湾》等虽属于中国痴情女子负心汉故事的传统，但仍有一些差别。以下笔者拟以《王魁负桂英》这个故事为例，说明中国传统的“中心”本质，然后再和台湾故事的“周边”特性作个比较。
《王魁负桂英》原来的故事是说，宋朝山东济宁人王魁（王俊民）会试不第，耻于归乡，在莱阳闻妓女桂英貌美而访之，桂英爱王魁之才，托以终身，两人恩爱异常。后以试期迫近，王魁又欲上京，桂英深恐他得官弃己，相约至海神庙互誓情爱不变。王魁上京后，科场得意，高中状元，宰相韩琦欲以女妻之，王魁遂负桂英，不受其寄来书信。桂英愤而自杀，死后鬼魂即上京活捉王魁，后数日王魁遂死。
这个故事的架构和《周成过台湾》等非常类似，但后来却被改写成不同的故事，譬如在《焚香记》里，当王魁中了状元，宰相欲以女妻之时，王魁以已有聘妻辞之，宰相也不再相强。王魁思念桂英，托人送信至莱阳，请桂英来徐州任所，但信却被爱恋桂英的金员外拦截，窃改内容为王魁已入赘宰相家，故与桂英解约。桂英接信，愤而自杀，其魂在冥界诉王魁背誓，海神遣鬼卒与桂英共拘王魁之魂来对质，结果始得恶人奸谋之真相大白，桂英死而复生，有情人终又成眷属。
男人“负心”的故事变成了男人“被误解”的故事，郑培凯先生在评中国一九八五年“百花奖”最佳故事片《人生》时，提到了《王魁负桂英》的原貌与改写。他说：“强调负心与强调不负心两派的社会区别，有助于我们了解负心故事反映的社会意识，因为这里的关键似乎就是‘城乡差别’。谴责负心的类型，一般先出自民间，由‘乡愚’口中说出，便是‘雷劈’或‘活捉’。到了文人的笔下，负心汉便彬彬君子起来，情节出现各种跌宕变化，戏剧冲突也由角色性格的内在变化（负心）转为外在的环境所迫（如困于相府或有人造谣，引生误会）。”
“这种社会道德意识的‘城乡差别’，固然反映了士大夫与乡愚对社会处境的认识有精粗之分，也反映他们所处的地位不同所遭到的命运有别。‘乡愚’大约是要被人‘负’的，因此，咬牙切齿，与负心汉不共戴天；有着生花妙笔的文士，极可能就会经历蔡伯喈或王魁的成功之道，是有机会来‘负人’的，所以希望大家冷静点，为负心找社会根源，有意无意间为之开脱。”（引自《当代》杂志第四期郑培凯《痴心女子负心汉──影片《人生》所反映的社会道德》一文）。
这种“城乡差别”确实有它的见地，《周成过台湾》《林投姊》《阿柳》三个故事都只是民间传奇，并没有经过文人生花妙笔的润饰，所以保留了对负心汉“咬牙切齿”“不共戴天”的道德意识。但这在理解台湾的痴情女子负心汉故事时，仍有所不足。
大陆的这类故事，不管是《赵贞女蔡二郎》《王魁负桂英》或《金玉奴棒打薄情郎》，它们的主角在地理上都是由周边向中心移动的，而其社会地位也是由下阶向上阶移动的（也可以说是由周边向中心移动）。但台湾的这类故事，却有着由中心向周边移动的明显痕迹（从大陆渡海来台谋生而不是“上京赶考”），这种“逆向行驶”所孕育出来的悲情故事，虽然难免会假借大传统的架构，但也应该有它们独特的纹理，除了“城／乡差别”外，更有着“中心／周边差别”。
黑水沟悲情的中心／周边差别
《周成过台湾》这个故事，最能让我们体认这种“中心／周边差别”。他在大陆的泉州三餐不得温饱，因而渡过黑水沟，来到台湾的艋。后来发达了，向“上阶”的社会地位移动，但他别娶的不是“宰相的女儿”，而是“蓬莱仙馆的妓女”，这种在地理上由中心向周边移动的现象，重现于他的负心行为上──由小家碧玉的妻子朝向周边的妓女，而为中国传统的悲情故事带来了某个层面上的逆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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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成过台湾》悲情的解读（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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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柳》的故事刚好可以和《周成过台湾》作个对比，本来也是由中心渡向周边的阿柳，在台湾落难，得到妓女宝凤的义助，两人结为夫妻，但当阿柳重返泉州，又由周边重返中心时，他就开始嫌弃宝凤只是个烟花女子，而入赘金员外家，表现出典型的中国“趋中心式”负心行为。《林投姊》里的周亚思，在回到汕头后，遗弃在台湾的寡妇李招娘，别娶黄花闺女，循的也是同一个模式。
在负心之后，三名男子虽然都得到了被毁灭的报应，但还是有一个重大的差别：周成和元配月里所生的儿子周大石，得到存活的机会，王根抚孤，周大石在台湾落地生根，成为富商。
而回到大陆的阿柳和同亚思，他们的子女虽然无辜，却被冤魂残酷地赶尽杀绝。这种结局，幽微地反映了“中心／周边差别”：这些悲情故事发生于台湾民间，它很自然地站在周边的立场说话，负心男子虽然应该天诛地灭，但对由中心向周边移动的负心汉，却网开一面，让他的DNA在周边得到散播；至于由“周边”向中心移动的负心汉，则情无可恕，连后代都必须受池鱼之殃。这种对负心汉的不同“待遇”跟前述的“城乡差别”大概是来自同样的心理动因吧！
如果我们从分析心理学的观点来看，痴情女子负心汉的故事可以说是人世间男女关系的一种原型。反复出现的原型故事，会在族群里“激发相似的心理反应，发挥相似的文化功能”，在中国这个大族群里，此类故事常被过度陈述成具有教化功能的道德寓言，以发挥她所重视的文化功能。但中国幅员广阔，在大族群里又有很多小族群，他们各有彼此差别甚至相互冲突的立场，亦各有其所重视的次文化功能。
当然，台湾的这三个故事还有另一个“中心／周边”范畴，那就是“男／女”问题。在以男人为中心的社会里，女人是一种周边存在，但作为周边存在的女人，在这些故事里除了被负心外，也有其邪恶而令人惧怖的一面。当痴情女子渡海寻夫时，下手毁灭她的并非丈夫，而是丈夫别娶的女人；而痴情女子在死亡后，立刻摇身变成恐怖的复仇女神，继之以更残酷的毁灭行动。罪过由男人所挑起，但血腥行动却都由女人来承担。编出痴情女于负心汉故事的都是男人，他们把女人描绘成男人的“最佳损友”，这到底在反映什么心态？因它与本文主线较无关系，而且笔者是个男人，自觉并非讨论这个问题的适当人选，只好将它留待高明去解读。
重新安置，增进了解
笔者一开始就表示，是要站在周边的立场来解读台湾的这三个悲情故事的，我是有意循着“中心／周边”“文学／生物学”“西方／中国”“大陆／台湾”这个顺序在下阶“匍匐”前进的，目的是想要打破“中心／周边”惯常的思维模式。
我自知在某些“中心主义”者的眼中，我已对某些理论作了过度陈述，也对《周成过台湾》等作了过度阅读，但有时候正因为过度才能使某些平常不受注意的幽微心思获得凸显，提供了解其可能含意的机会。在两岸开放探亲后，这种“中心／周边”的纠葛也像几百年前一样，重现在四十多年前随国民政府渡海来台的外省籍人士身上，当他们重返故乡时，已被家乡父老和有关单位视为是来自周边的台胞；而“黑水沟悲情”的现代版是：当年在大陆娶妻的外省籍男子，到台湾多年后，因两地阻隔，返乡无望，又在台湾别娶他人；四十年后两岸重新交流，留在大陆的“痴情女子”虽未渡海寻夫，却一状告过来，而台湾的法院作出大陆的元配才是“妻子”，台湾的妻子只是“同居人”的判决。结果让在台湾的外省人和本省人都产生了同样的“心理反应”，期期以为不可，认为这是“大陆中心主义”的法律认知，这就是所谓的“中心／周边”差异。我想如果请台湾和大陆的文人分别编写这种现代版的“李表哥过台湾”的故事，大概也会有不同的观点和结局安排吧！
中心与周边的差别是一直存在的，而其间的矛盾和冲突是人类悲痛的根源之一。不管是小说或现实，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