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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的捆仙绳、殷郊的番天印、赤精子的太极图和元始天尊的三宝玉如意等。这些法宝原都藏在名山洞府，是神仙的所有物，经由辗转赠借，而出现在战场上。法宝虽多，反映的却是“异人而后有异宝”此一单纯的传统信念。这些法宝就像阿拉丁神灯及其中的巨人，当拥有者念动真言后，就会变大，并受主人遥控，随他的意志而行动。但无生命的法宝显然只有“魔性”而无“灵性”，它是不“念旧”的，譬如殷郊的番天印原为其师广成子所赠，但当殷郊违背师训，投奔商纣阵营时，广成子下山教训弟子，殷郊祭起番天印，番天印即对广成子照打不误，广成子着慌，只能借“纵地金光法”逃走。
另一是法术，指的是由人施为而具有神奇力量的技术。譬如殷商大将张桂芳具有一种法术，在两军交兵会战时，他口呼“某某不下马更待何时！”某某即乖乖下马，束手就擒；黄飞虎和周纪都是这样身不由己，跌下马来。借“草人”施法，则是大家所熟知的另一种法术。在第四十四回，殷商阵营里的截教门人姚斌，在落魂阵里“设一香案，台上扎一草人，草人身上写姜尚的名字；草人头上点三盏灯（催魂灯）足下点七盏灯（促魄灯）”。姚斌每天在其中披发仗剑，步罡念咒，“连拜了三四日，就把子牙拜得颠三倒四，坐卧不安”。一到了第四十九回，西周阵营里的阐教门人也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姜子牙在陆压的指导下，也在营内筑台扎一草人，上书“赵公明”三字，作法二十一日后，以三支桃箭分射草人双目及心脏，赵公明即“死于成汤营里”。这些法术尽管诡异，反映的也是“异人而后有异术”的传统信念。
魔法思想：错误的联想
神仙和凡人不同的地方，是他们有这些法宝和法术，凡人斗力，仙人则斗法。如果我们说，“诸神的声音”代表的是人类意识发展史上尚未成熟的自我意识；那么“诸神的法宝和法术”代表的，则是人类思想发展史上较为原始的魔法思想。
人类学家泰勒（E。B。Taylor）说，“魔法原则”是“对一件真实事物的错误联想”；另一位人类学家弗莱泽（J。Frazer）更进一步指出，“魔法的本质”是“人们将自己的理想的次序误认为即是自然界的次序，于是幻想经由他们思想的作用即能够对外在事物作有效控制。”精神分析学家弗洛伊德（S．Freud）则从心理学的观点说，“魔法的意图”是“企图利用控制心理作用的定律来操纵真实事物”。
《封神榜》里的法宝和法术，正具有这样的原则、本质和意图。譬如土行孙所用的捆仙绳，平时藏在怀里，看来只是一条普通的绳子；但只要念动真言，祭起空中，经由“思想的作用”，就能对它作“有效的控制”，捆仙绳会飞、会变长变粗，如影随形直至捆住对方。绳子虽可以捆人，但只要将它抛出，它就能自动捆住对方，却是一种“错误的联想”。
“草人法术”也如出一辙：用草扎成一个与人相似的形状，上面标识出敌人的特征，譬如名字、生辰等，然后作法，以残暴的方式对待草人，则对草人某一部位的伤害，就会如数地发生在敌人身上。姜子牙用桃箭射草人的左目，成汤营里赵公明就大叫一声，把左眼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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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神榜》中的魔法与命运（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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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魔法思想至今仍普遍存在于原始地区里，甚至当今的台湾地区还有它的残迹。法国小说家纪德在他的《刚果纪行》里说，当地黑人认为自己的名字具有神秘的本质，凡生病的人在痊愈以后就必须改名，表示生病的那个人已经死了，现在活着的则是健康的“新人”。有一位行政官不知道这种风俗，某天到某村查户口，他用原来的名字叫唤一个女人，那个女人听到自己的旧名字，忽然同死了一般倒在地上。因恐怖而吓昏的她，好几个钟头后才醒过来。这与张桂芳呼叫“某某不下马来更待何时！”简直是半斤八两。在台湾传统的“收惊”（收魂）仪式里，除了需准备病人日常穿着的“衣衫”外，还要扎个“草人”做病人的替身，然后由法师作法，将病人四处飘荡的魂魄收回依附于草人身上，再将魂魄“灌进”病人身上。这种仪式跟姚斌与姜子牙的对“草人”施法，虽然目的不同，但却有着同样的原则。
弗洛伊德认为，“艺术是最后的魔法”。在小说里，作者操纵文字，写出自己或大家向往的情事来。《封神榜》可以说是以魔法来呈现魔法思想的一本书，但这种魔法思想并未像诸神一般在后期的演义小说里消失（《三国演义》里的诸葛亮和《明朝演义》里的朱元璋，仍然具有某些魔法），显然它是一种比神仙更根深蒂固的观念。
命运：真人而后有真知
在《封神榜》里，命运是比魔法更深刻的一个主题。命运也可分为两大类，一是“国家的命运”，一是“个人的命运”：
商朝为什么会灭亡？《封神榜》虽也花了不少篇幅来描述纣王荒淫无道、众叛亲离等情事，但这似乎只是表象的原因。更实质的原因则是“成汤大数已去”，亦即在书中一再透过神仙之口所说出的：“一则成汤合灭，二则周国当兴，三则神仙遭逢大劫，四则姜子牙合受人间富贵，五则诸神欲讨封号。”位阶较高的神仙还一眼就看出此一“天数”的“细部计划”：譬如女娲娘娘被红光挡住云路，“因往下一看，知纣王尚有二十八年气运”；而云中子也在朝歌宫墙上题了一首预言诗：“要知血染朝歌，戊午岁中甲子。”
国家的命运如此，个人的命运亦复如是。姜子牙欲下山时，元始天尊送他八句钤偈：“二十年来窘迫联，耐心守分且安然。溪石上垂竿钓，自有高明访子贤。辅佐圣君为相父，九三拜将握兵权。诸侯会合逢戊甲，九八封神又四年。”结果分毫不爽。文王姬昌也善于用易经占卜，当纣王召他速赴都城时，“起一易课”，即知此去“多凶少吉，纵不致损身，该有七年大难”。到了朝歌后，他替费仲、尤浑两位奸臣算命，说他们“死得蹊蹊跷跷，古古怪怪”、“被雪水身，冻在冰内而死”，结果也都一一应验。其他如闻太师的命丧绝龙岭，土行孙与邓婵玉的系足之缘等，举凡个人的生死祸福、际遇穷达、婚姻钱财等等均属“前定”的说词，在《封神榜》里可说是罄竹难书。
以命运来解释朝代的兴衰与个人的际遇，可以说是一种“心理因果律”的运用。人类对宇宙万象的解释，有两种方法，一是“自然因果律”，亦即现代人所熟知的科学观点；另一则是“心理因果律”，它是指利用两件事物间的“象征意义”，在心里产生一个“理想的次序”，并认为此一“理想的次序”即是“自然的次序”。譬如认为一个人“五官的结构”或“掌纹的结构”反映他“生命的结构”或“婚姻的结构”等。古人常以“心理因果律”来解释自然与人事，而文明的进展即是“心理因果律”（超自然的观点）逐渐让位给“自然因果律”（科学观点）的历史。
但“自然因果律”有它的漏洞，譬如在中国历史上比纣王更荒淫无道的昏君所在多有，但却不见得会亡国；像姜子牙这样才德兼备的高人也所在多有，但却很少像他这样蹉跎青春的。为什么商纣会在“戊午岁中甲子”亡国？为什么姜子牙会在九十三岁才拜将？显然还有别的原因——那就是“老天的意旨”、“天数”、“命运”。这种“推论”虽纯属“心理作业”，但却使很多宇宙及人事上的疑难“迎刃而解”。这也是心灵拙朴的庶民阶级惯用的解释模式，它大量出现于《封神榜》这种小说中，是一点也不足为奇的。
但命运是个很复杂的问题，国家的命运与个人的命运相因相成，自己的命运又和他人的命运相生相克，彼此纠缠成一个极为庞杂的网络；或者说是一个至大无形的“天机”，一般人根本就摸不着边。不过有一类人却得以“窥探天机”，譬如姜子牙、闻太师、姬昌、云中子、元始天尊、太上老君等，而他们“窥探天机”的模式与程度正反映了“真人而后有真知”的传统信念。姜子牙、闻太师与姬昌等“半神半人”或“半圣半人”者，只能借占卜来窥探天机，而且他们所探得的是层次较低的人间小休咎；譬如姬昌虽知道自己有“七年之难”，却不能参透灭纣而王天下的就是他的儿子姬发这种大事。神仙则是未卜先知的，而且技高一筹，像女娲娘娘一眼就看出“纣王还有二十八年气运”。
对命运或天机的参透力，反映了一个人超凡入圣的程度；更高层次的天机，只有更超凡入圣者才能参透。但最重要的是要获得有关命运的“真知”，不管是全部的知识或局部的知识，他必须先是个“真人”。这也是为什么现代人宁可花更多钱，让看起来仙风道骨的命相师算命，而不愿意让根据同一原理做成程式的电脑算命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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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神榜》中的魔法与命运（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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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倾意识形态的命运观
命运是不可违逆的。女娲娘娘在纣王题诗亵渎后，愤而前往朝歌欲兴师问罪，但被红光挡道，在知道纣王“尚有二十八年气运”后，“不敢造次，暂行回宫，心中不悦”。截教的通天教主明知“成汤合灭，周国当兴”，却因受激而助商伐周，逆天而行，结果门人俱遭屠戮。过惯闲云野鹤生活的姜子牙原本不欲下山，元始天尊板起脸孔教训他：“你命缘如此，必听于天，岂得违拗？”
在西周大军东征前夕，清虚道德真君知道爱徒黄天化命运不长，面带绝气，但却不敢说破，心中不忍，只能对他说一些暗藏玄机的偈语，希望他能避开厄运；无奈天命难违，黄天化还是身不由己地奔向他的绝命之所。
第十一回《羌里城囚西伯侯》一节，可以说是一场有关命运的大争辩。文王在应纣王之召赴都前，自己卜知“将有七年之难”，一路谨言慎行；纣王本欲放他归国，谁知在归国前夕与费仲、尤浑纵饮，稍为松懈，而泄露了费、尤两人“冰冻而死”及纣王“不能善终”的天机。第二天醒来，“自觉酒后失言”，认为“吾演数中，七年灾，为何平安而返。必是此间失言，致有是非，定然惹起事来。”纵马欲行，却被纣王圣旨拦下。
纣王指着姬昌的鼻子说：“你道朕不得善终，自夸能寿终正寝，朕先教你天数不验，不能善终！”传旨欲将姬昌推出午门枭首，但却被众臣拦阻，要求先来个“实验”。命姬昌当众“演目下凶吉”，“如准，可赦姬昌；如不准，则坐以捏造妖言之罪”。于是姬昌取金钱一幌，卜出“明日正午时太庙失火”，纣王将姬昌暂下囹圄，并传旨太庙守官仔细防范，亦不必焚香。结果到了明日午时，“只听空中霹雳一声，太庙火起”。众人大惊，纣王无奈说：“昌数果应，赦其死罪，不赦归国；暂居羌里，待国事安宁，方许归国。”于是姬昌在羌里被囚了七年，应了他对自己命运的预卜。
这场命运的大争辩告诉我们，人算不如天算。就像陆西星在书中的旁白：“老天已定兴衰事，算不由人枉自谋。”为什么命运难以违拗呢？这虽只是陆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