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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人能驯服自然，使其听从人的驱使，为什么独独屈服于人为力量而听其摆布呢？人类智力逐渐提高，对人与人的关系方面，也开始探索它的作用及其根源而不予放过。于是，圣贤之言，也不足全信，经典之教也不无可疑，尧舜之治也不足景慕，忠臣义士的行为也不足为典范。古人是在古代作古代事的人，我们是在现代作现代事的人。何必学习古代而施用于现代呢？明白了这些道理，自然胸怀开阔，仿佛天地之间没有任何东西能妨碍我心的自由。既然获得了精神的解放，又何必受身体的束缚呢？既然暴力失去了权威，智力逐渐占据了上风，二者已不再是势均力敌，那么，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发生旦夕祸福的情形也减少了。从此社会上如有横行霸道的，就可以用道理来说服他，如果仍不接受，可团结群众的力量加以制裁。既然可以以理制暴，则以暴力为基础的名分关系也就不攻自破了。因此，所谓“政府”，所谓“人民”，只不过是名义不同，职业不同而已。在地位上，不应该有高低的区别。政府保护人民，制裁强暴，扶助弱小，都是其应尽的职责，并非分外的功劳，这无非是符合于社会分工的精神罢了。再者为国君者自修其德，欲以礼乐征伐以示恩威时，人民首先应认识国君为何物，分析其恩威的实质，不应接受的私恩就应予以拒绝，不应恐惧的暴威，就不要恐惧，丝毫不取，丝毫不予，只根据道理为其所当为而已。有智力的人能自己掌握自己，恰如恩威行于自身，而不必仰赖他人的恩威。譬如，为善则能获得心情愉快的赞誉，了解为善之理，所以自然而然地为善，既非谄媚他人也非景慕古人；作恶则内心要受到羞耻的惩罚，知道不应作恶之理，所以才不作恶，既非畏惧他人也非恐惧古人；何必仰赖偶然人为的恩威而有所恐惧或喜悦呢？如果向文明人士询问政府和人民的关系，必然得到如下答复。国君，也是同样的人，不过由于偶然的诞生而登上了王位，或者由于一战功成而跃居政府之上而已。国会议员，本来是经我们选举任用的全国人民的公仆，何必听从这些人的命令而改变自己的道德品行呢！政府是政府，我是我，关于我自己的私事，一点也不容许政府干预！又如兵备、刑典、惩恶等法律，对我来说，都是无用的东西。为此而纳税，并非怪我，不过因为居住在坏人多的社会上，不得不这样做，实际上所纳的税不过是白送给了坏人而已。何况政府为了管理宗教和学校，指导农工商的经营，甚至指点日常家务，或者为了向我们劝善和指导谋生的方法，而要我们出钱纳税，那更是没有道理。哪有向人屈膝请求他来对自己劝善的呢？谁肯出钱哀求无知识的人指教自己谋生之道呢？文明人士的心情大抵如此。向这些文明人施行无形的德化或以私人的恩威来使其顺从，岂不是徒劳无益？固然按目前世界的情况，不论哪个国家的人民，并不全是有智慧的，然而，距离原始时代愈远，这个国家的文化只要不退步，人民的智慧必然会提高和普及。所以，纵然人民积习甚深，习惯于仰赖君主的恩威，勇气也非常不足，但是，每一接触事物，就会产生怀疑。譬如，称一国的君主为圣明，其实往往并不圣明，口头上说爱民如子，其实是，这个为民父母者在和赤子争执税额的多寡，父母掠夺赤子，赤子欺骗父母，常常闹得丑态百出，令人作呕。处在这种情况下，即使中人以下的愚民，也会怀疑其言行之间的矛盾，纵然不进行反抗，也不能不对其措施表示怀疑。既然产生了疑心，则信仰依赖的心理就会烟消云散，所以，再用德化当作御民的妙法就行不通了。这可以从历史上得到证明。不论在日本、中国或西洋，所谓善于治国的圣明君主都是出于上古时代。日本和中国，直到近代，虽然还在盼望圣明君主出现，但始终不能如愿。西洋各国，自从公历十七八世纪以后，仁君逐渐减少，到了十九世纪，不仅仁君，就是智君也不见了。这不是由于国君一族的道德衰微，而是因为人民的智德普遍提高，君主失去了炫耀仁德的场所。譬如说，西洋各国，现在即使出现了仁君，也不过是象月夜打灯笼而已。所谓仁政，如果不在野蛮不开化的时代，是不会起作用的；所谓仁君，若不面对着野蛮不开化的人民，是不能显其尊贵的。私德是随着文明的进步而逐渐丧失其权威的。
道德虽然是随着文明的进步而逐渐丧失其权威，但这并不等于社会上的道德分量减少了。随着文明的进步，智德同时都增加了分量，把私扩大为公，将公智公德推广到整个社会，逐渐走向太平，谋求太平的方法越进步，争斗的问题就会越来越少。真正达到了太平盛世，就没有人再去争夺土地，贪财好货，更不会有争夺皇帝宝座那种卑鄙行为了。到那时，君臣的名义这类东西早已被人遗忘，就连儿童在游戏中也不会提到它。战争消灭了，刑法也废除了。政府已经不再是惩治坏人的工具，而是为了管理事务，研究如何节省时间、劳力而设置的。社会上没有违约背信的人，借据只不过是为了备忘，并不是拿它作为日后诉讼的证据。社会上没有盗贼，门窗并不需要锁钥，只是为遮避风雨和防止猫狗的进入。由于路不拾遗，警察只是忙于捡拾遗物和寻找失主。不制造大炮而制造望远镜，不建筑监狱而建筑学校，士兵和罪人的形象，如果不是从古画或戏剧上看到，简直是不可想象的。家庭内彬彬有礼，不需要听传教士的说教。全国如同一家，家庭如同教堂，父母如同教主，子女如同教徒，全世界的人民恰如被礼让的风气所抱拥，又如同沐浴在道德的海洋。这就是“文明的太平”。经过几千几万年以后是否真能达到这个地步，非我所知。这固然是一个梦想，但如果真能用人力达到这种高度太平的境界，则道德的功用可以说是宏大无比了。所以说，私德在野蛮的原始时代，其功用最为显著，随着文明的进步，逐渐丧失权威，而转化为公德，想象数千万年以后文明达到顶峰时，则又可普遍地蒙受其德泽。
以上讨论的是道德的时间性。下面再谈谈其空间性即地点的问题。“野蛮的太平”既非我之所欲，期待几千万年以后的“文明的太平”，又不过是迂阔之谈。因此，根据目前文明的情况，区别道德所能实现的地点及其不能实现的地点，是研究文明问题最重要的关键。本来，一国人民，距离野蛮时代愈远，就应该愈能明了这个区别。但是，有很多无知的人，往往不了解这个道理，而大大地弄错目标，企图在野蛮的太平状态下，直接达到文明的太平。比如，一些研究古学的人们，生活在现代而向往古代，其原因就是弄错了这种区别和顺序。这样作法，简直如同缘木求鱼，无梯登屋。因为他们心里所想的和实际所作的总是互相矛盾，所以他们不仅不能公开地对别人讲自己的思想，而且自己也不能回答自己的问题。心情错乱思想纷纭，一生陷于混沌糊涂之中，摸不着方向，随建随毁自论自驳，如果用加减乘除之法计算其一生事业，简直就等于零，岂不可怜！这种人并不是实行道德的人，只能说是道德桎梏下的奴隶。其理由如下。
夫妇父子同居一家，谓之家庭。家庭之间以感情相结合，物无定主，授受无常规，失之不足惜，得之不足喜，无礼貌不受责备，即使笨拙也不以为羞耻，妻子的满足即为夫父的喜悦，夫父的痛苦，即为妻子的忧愁。或者薄待自己而厚待家人，看到家人的满足，自己才觉得愉快。比方说，爱子患病正在痛苦之际，如果有人有办法能把病苦分给父母使爱子减轻痛苦，则天下父母心，必宁愿牺牲自己的健康来救治子女。总而言之，在家庭间，既没有维护私有制的思想，也没有只顾个人面子的想法，甚至贪生怕死的意识也没有。因此，家庭间既不需要规则，也不需要契约，更不需要权谋策略，即使想用也没有施展的余地。智慧仅用于处理日常家务，一家之内，是完全依靠道德实现风化之美的。
如果血缘关系稍远，情形就稍微不同。兄弟姐妹比夫妇父子疏远，叔侄比兄弟更远，到了堂兄弟便疏远如外人了。血缘愈远，相互间的情感也就愈淡薄。因此，兄弟成家立业以后就各有私产，至于叔侄、堂兄弟之间更不用提了。再如朋友之交，也有志同道合情谊深厚的，所谓刎颈之交、莫逆之友，其情谊之深厚，几乎与父子兄弟相同。然而在现阶段的文明情况下，这种友谊范围非常狭窄，几十个朋友能够长期保持深厚友谊的例子，在古今的历史上还没有见过。又如世上有君臣的关系，其情分也有如家属骨肉一般，同甘苦、共患难，甚至精忠的忠臣，还有所谓大义灭亲以效忠君主的。关于这一点，古今舆论总是完全归于君臣的情谊，而不再去寻求其他原因。实际上，这种论调，完全被君臣的名义所蒙蔽，只看表面，未能了解具体事实。倘用另外的观点去究明事实，一定会发现其他更大的原因。这个原因是什么呢？就是人类天赋的“党派性”和那个时代所流行的“风气”。最初君臣的人数极少，例如北条早云携部属六人杖剑东来时，他们的情谊必然十分深厚，甚至比父子兄弟还要亲密。但是，在据有一州一国之后，臣属的人数逐渐增加，到了君位依次传于子孙后代以后，君臣的关系就不象当初那样亲密了。这时，君臣都争相宣扬祖先的创业情形，君主企图借臣属的力量来保持其家统，臣属则尊崇皇室的系统而甘为其奴仆，这样自然而然地形成一种党羽。一旦发生事变，就竭尽全力来保护皇室，同时也取得一己的利益。有时因根据当时的风气可以建立功名于一世，甚至还要粉身碎骨。但并不见得这样君臣之间存在着“刎颈”之交。正如忠臣义士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