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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亚子诗的最后两句，有着明显的撒娇意味。其实，这整首诗，都与其说是在发牢骚，毋宁说是在撒娇。正因为是在撒娇，所以“分湖便是子陵滩”云云，不过是说说而已。毛泽东当然体味到了这种撒娇之意，所以他非常清楚地知道并不需要实质性地满足柳亚子的要求，就能稳住他。
“倘遣名园长属我”
毛泽东3月25日到达北平，柳亚子28日便写了这首诗。那时的毛泽东，用日理万机来形容一点也不过分，所以并没有马上理会柳亚子的牢骚。查柳亚子日记，可知这期间，柳亚子火气越来越大。例如，4月7日日记写道：“以后当决心请假一月，不出席任何会议，庶不至由发言而生气，由生气而骂人，由骂人而伤身耳！”＇1＇4月25日，柳亚子从六国饭店搬到了颐和园内的益寿堂，居住条件大为改善。但搬出六国饭店而移到更好住处的，并非柳亚子一人。柳亚子4月25日日记写道：“寰老（引按：即俞澄寰）言明日亦将他迁，圣陶、墨林、云彬、彬然来辞行，言今天上午即走，从此六国饭店，将成云散风流之局面了。”＇2＇可见当时有许多人都被重新安排了住处，并非因为柳亚子发了“牢骚”而对其特别照顾。但柳亚子能入住条件特别好的颐和园，却又不能不说因发“牢骚”而受到了特别的安抚。4月29日，毛泽东写了《七律·和柳亚子先生》，并派秘书田家英送给了柳亚子。全诗如下：
饮茶粤海未能忘，索句渝州叶正黄。
三十一年还旧国，落花时节读华章。
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
莫道昆明池水浅，观鱼胜过富春江。
毛泽东的和诗，比柳亚子的原诗要好懂得多。1926年四五月间，毛柳相识于广州，第一句说的即是此事。柳亚子在1941年《寄毛润之延安》诗中，有“云天倘许同忧国，粤海难忘共品茶”之句，故毛泽东有“饮茶”之语。第二句说的是1945年“重庆谈判”期间，柳亚子向毛泽东索诗事。在重庆（旧称渝州），柳亚子曾向毛泽东索诗，后来毛泽东手书了《沁园春·雪》寄柳亚子。这两句以忆旧的方式表明自己并没有忘记老朋友，表明自己还记得二人间的交情。第三、四两句，说的是眼前的事。毛泽东于1918年初次到北京，1949年回来，相隔31年。“读华章”则指读到了柳亚子发“牢骚”的诗。只是“落花时节”有点费解。柳亚子发“牢骚”的诗，写于公历的3月，相当于中国旧历的“早春二月”，正是百花初发之时，不知毛泽东何以称之为“落花时节”。第五、六两句，语浅意明，不用解释。第七句的昆明池即柳亚子正居住的颐和园中的昆明湖。富春江是严子陵垂钓之地。因柳亚子发“牢骚”的诗中有学严子陵归稳之语，故毛泽东说昆明湖“胜过”富春江。
柳亚子发“牢骚”的诗，只是说了些气话，看不出他具体的诉求。但知情者的回忆，却让人觉得柳亚子不仅仅只给毛泽东写了这首诗，还提出了具体的要求。曾彦修在《关于柳诗“牢骚”问题致编者》一文中说：
对于此事（引按：柳诗“牢骚”事），我也有一个比较可靠的资料来源，这便是田家英同志（毛主席的秘书，当时常在毛柳之间传送书信、诗稿等），当时即对我闲谈过这件事。1949年3至6、7月，进城后我住在北京西郊香山上。当时每饭都要在大食堂遇见田家英同志，因系老熟人，他有时也偶把一些无关党和国家机密的艺文琐事对我闲吹之。有一天，他好像是下山去送毛主席答柳亚子先生的诗回来，晚饭后同我一起散了一会步，他极力称道毛主席最近做了一首好诗，并把这诗念给我听了，这就不能不顺便解释一下“牢骚”所指何事了……但田已不在人世，我无权公开私人间的闲谈；同时我更无权迳谈此事。这是无可如何的事，只能对读者表示歉意。现在知道此事内容的人固然不会太多了，但我估计也不会太少。现在把田家英同志对我谈的事情，抽象地、原则地谈谈，我想还是可以的……
据田告诉我，诗里谈的完全是有关柳亚老任职的事。柳要求解放江南后，到江南某地方任职。当时中央领导诚心挽留他，认为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后，以柳老之身份、名望，自然以留在中枢任职为好。这一点，我们只要认真反复细读柳、毛之间的赠答诗，也可以多少体味出来。赠答诗的关键，都是末联二句，这里已明显地反映出柳毛二人谈的是柳亚老的出处问题。柳诗“安得南征驰捷报，分湖便是子陵滩。”是说的气话（全诗都是说的气话），是说解放江南后，他就想回老家江苏吴江县（分湖在吴江县境）去归隐了。柳在这首诗中语气都是很重的，当然是有大不快的事存于心中……＇3＇
柳诗“牢骚”一事，既然已成学术问题，知情者实在应该知无不言，不必顾忌的。不过，从曾文的欲说还休中，我们至少可以肯定：柳亚子当初向毛泽东提出了到江南“某地方”任职的要求。这“某地”，就是柳亚子的故乡江苏。以柳亚子罕见的狂傲和自负，这职务的要求，决不会很低，应该是江苏省的主要领导吧。用老话说，就是“封疆大吏”了。
尽管毛泽东并没有满足柳亚子的要求，但自己愤言相逼，毛泽东却温言相劝，还是一时间令柳亚子很兴奋和激动。柳亚子当即又写了《次韵奉和毛主席惠诗》和《叠韵寄呈毛主席一首》，表达自己的感激之情。毛泽东诗最后两句，说昆明湖比富春江好，意在劝柳亚子打消归隐吴江的念头。归隐云云，本就是“气话”。毛泽东一挽留，柳亚子便表示欣然从命。实在可说是就坡下驴。但他似乎又抓住了毛泽东诗的最后两句不放。《次韵奉和毛主席惠诗》最后两句是：“昆明湖水清如许，未必严光忆富江。”颐和园是暂住之地，这是十分明确的。但柳亚子却大有在此安居之意。如果说这两句还不足以说明想要长住下去，那《叠韵寄呈毛主席一首》的最后两句，却把这意思表达得很充分了：“倘遣名园长属我，躬耕原不恋吴江。”
怎样解释这两句，也存在着争议。一种解释是：柳亚子要求毛泽东把颐和园送给他。从字面上看，这种解释是很自然的。所谓“长属我”，当然就是“从此属于我”的意思。把这两句诗翻译成白话，那就是：“如果这颐和园从此属于我，我就不想归隐吴江了。”如果柳亚子真有此意，那就不仅是就坡下驴，同时又在顺竿上爬了。——这大概是毛泽东始料未及的。但柳亚子的一些亲友却不同意这种解释。柳无忌、柳无非、柳无垢三人共撰的《我们的父亲柳亚子》一书中就说：柳亚子这样写仅只“表示他有定居北京之意。文化大革命时听说有人用以上诗句批评我父亲，说他向毛主席‘索取’颐和园，可谓奇谈、趣闻。”＇4＇说柳亚子这些诗句的意思仅仅表示要定居北京，是不能服人的。也许柳亚子的确没有独占颐和园之心，但长住此园之意，却是肯定有的。
即便柳亚子想要独占一座颐和园，也决非不可思议的“奇谈、趣闻”。下面我们将看到，比起柳亚子的其他一些奇思妙想，一座颐和园，真不过小菜一碟。
“诗人毕竟是英雄”
柳亚子生于1887年，长郭沫若5岁，长毛泽东6岁。从少年时期起，柳亚子就有着强烈的反清思想，并积极投身于反清的宣传活动。1903年，在上海参加由章太炎、蔡元培领导的“爱国学社”；1906年加入“同盟会”，后又加入“光复会”；1909年，与高天梅、陈去病等共同创立了“南社”；1924年，加入改组后的中国国民党；1925年，任国民党江苏省党部常务执行委员兼宣传部长，也算是一省的政要。柳亚子是国民党内强硬的左派，在国共相争中，总是坚定地站在共产党一边。
虽是一介文弱书生，但柳亚子却自少年时代起，就有着异常强烈的“英雄情结”。在柳亚子诗中，“英雄”二字，出现的频率是很高的。金石家曹立庵在回忆柳亚子时，说起过这样一件事：
亚子先生对共党人充满了信任和热爱，而对国民党的达官贵人则深恶痛绝。记得是在1945年秋的一天，亚子先生和郭沫若同志带我一同上街溜达，走到重庆一座著名的酒楼前，只见出入酒楼的，都是些达官权贵。亚子先生十分气愤，有意拉我们坐在酒楼对面一处卖牛尾汤的小摊前喝黄酒。当时，亚子先生和郭老早已是海内知名诗人和社会贤达，他们的这一举动，无疑是对那些达官权贵的无声嘲弄和谴责。亚子先生数十年攻诗，出口成章。那天，当他边喝黄酒边抨击时政，并颇为自己敢于同那些丑类斗争而感到自豪时，不觉脱口吟道：“才子居然能革命！”郭老对亚子的道德文章历来推崇，赞应曰：“诗人毕竟是英雄！”我在一旁，深为两位长者的斗争精神所鼓舞，许诺说，我要为这副“联句”治枚印章，明天交卷。第二天上午，柳、郭二老便来我处看印章。走前，亚子先生书赠我一首诗，郭老为我作了一幅指画。此后，这枚“联句”印章便常见于亚子先生的手书诗文条幅。如1945年冬，他书赠给本村的诗条幅首端，就盖有这枚“联句”印章＇5＇。
“诗人毕竟是英雄”虽出自郭沫若之口，但却极为柳亚子所欣赏，不但常钤于手书条幅，还数次用于自己的诗中。从这一点也可看出，柳亚子一向是以“英雄”自命的文人小说下载。郭沫若脱口而出的“诗人毕竟是英雄”之所以令柳亚子喜爱不已，还因为它与柳亚子家传的另一句恰成对照。柳亚子曾写过《“英雄末路作诗人”两首》，诗前有序云：“余家旧藏石印，文曰：‘英雄末路作诗人’，盖乡前辈杨龙石先生为高祖粥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