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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认为力能回天的柳亚子，以“英雄”自命的柳亚子，性格中最突出的特征，可用一个字概括，那就是：狂。读柳亚子诗文，最大的感受就是狂气冲天。例如柳亚子曾这样评说自己的诗：“我的诗，当然不敢妄自菲薄，并且自以为是‘推倒一世豪杰，开拓万古心胸’，陈龙川的两句话，是可以当之而无愧的。”＇6＇尽管中国的柳亚子与德国的尼采风马牛不相及，但柳亚子在诗文上的这样一种自负和狂傲，还是让我想到了尼采。这样评价自己的诗文，也许真只有尼采可与之相比。
但尼采的狂仅仅表现在对自我文章的评价上，而柳亚子则在政治层面上也狂气逼人，认为自己是时代最前驱，认为在安邦治国上，也具有“推倒一世豪杰”的才华，这就令尼采相形见绌了。“若论时代前驱者，亚子先生第一人。”（《改邓煜诗两首》）不仅在写诗上是第一，在政治思想、政治行为上，也是“第一”的。1940年，柳亚子写过一首《纪梦》诗。诗前有序曰：“廿九年六月廿七夜梦在莫斯科谒斯达林同志，劝其乘德英龙战之际，先定远东。其策以飞机千架，毁灭东京，并遣红军百万，突破东四省，代中国收复失地，则中苏邦交自然巩固矣。国际局势自有其中心政策，友邦领袖老谋深算，成竹在胸，岂外人所宜越俎代谋？存此聊纪书生之狂呓尔。”居然梦见自己到了莫斯科，游说斯大林、告诫斯大林、教诲斯大林，也真可谓狂人自有狂梦。俗云：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柳亚子能做出这样气吞山河的梦，也足见其平时内心的狂态。实际上，柳亚子是真的这样想过。他后来回忆写这首诗的背景时说：“这时候，实际上还远在德苏开战以前，我很想自己去莫斯科一次，亲谒斯大林元帅，凭三寸不烂之舌，扮一出哭秦庭申仓胥呢。”＇7＇这也可谓狂人自有狂想。值得一说的是，柳亚子是自知其狂，并且也常常自知其谬的。但这种“自知之明”却又并不足以阻拦他那些气冲霄汉的狂语。读柳亚子诗，你会觉得他时时有一种说豪语、放狂话的冲动。这回，梦醒之后，他虽也感到了自己的滑稽，但仍要写下这样的诗：“轰炸千机毁帝京，红军百万定辽宁。男儿愧负仪秦舌，寰宇何年见太平。”他自以为有张仪、苏秦之才，为不能真的去面谏斯大林而遗憾，且大有“吾曹不出，如苍生何？”之叹。
柳亚子在1949年3月到北平，此后的一段时间，几次自称“狂奴”。“狂奴故态今犹昔，国策方针定岂摇”（《三月二十一日夜听罗迈部长报告时事问题有作，君即渝沪时代之李维汉也》）；“狂奴肝胆吾轻剖，琐事眠餐汝总成”（《赠邓子平》）；“自笑狂奴藐馀子，天生名德护微功”（《叠韵和徐冰两首》）。“狂奴故态”云云，也是典出严光。严光与光武帝刘秀本是同学，他敢于对当了皇帝的刘秀不敬，被刘秀称作“狂奴故态”。而严光之所以能做到并不因为刘秀当了皇帝而改变对他的态度，是因为他决不想在刘秀一朝走上仕途，甚至刘秀再三邀请，也不改初衷。这可谓是“无欲则狂”。而柳亚子却对从政无比热心，却对官位有很高的期待，所以以严光自况，其实是拟于不伦。既想仕途得意，又不改“狂奴故态”，就只能走向“末路”了。
“毛先生也不见得比我高明多少”
柳亚子的狂态，当然在与毛泽东的应对中，表现得最醒目。
柳亚子与毛泽东于1926年四五月间，相识于广州。其时，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在广州召开，柳亚子以中央监察委员之身份出席大会。在这期间，他对蒋介石的反感达到极点。在与共产党人恽代英会面时，他力劝共产党采用暗杀手段，除掉蒋介石。恽代英不同意这种做法，理由是：“北伐大业未成，我们还需要留着他打仗呢！”＇8＇其时，毛泽东是国民党中宣部代理部长。柳亚子与毛泽东在珠江畔一座茶楼相见。虽与毛泽东是初相识，柳亚子也向他同样提出了刺蒋的建议。毛泽东的回答与恽代英如出一辙。＇9＇可见，借助蒋介石之手，清除军阀势力，是其时中共中央的一种决策。1947年，郭沫若提出民主党派要当共产党的“尾巴”。柳亚子写了一篇题为《从中国国民党民主派谈起》的长文，表示不同意郭沫若提出的“尾巴主义”。在这篇文章中，他对1926年的刺蒋谋略十分自傲：
……对于尾巴主义，我还有保留。我是四十年来无条件亲苏亲共的人，对苏是另一问题，现在不谈。对于中共呢？做他的朋友，我举双手赞成，但要我做他的尾巴，我是不来的。老实讲，我是中国第一流政治家，毛先生也不见得比我高明多少，何况其他？举一个例吧：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的那一年五月，我到了广州……去看亡友恽代英烈士，陈说了一番奇谋秘计，代英笑而不答，最后追问他，他说：“你的计划，我们不能赞同。人家叫我们共产党是过激党，我看，你老兄倒是‘过过激’，因为你比我们还要激烈呢！”我听了他这样油腔滑调的话，很不高兴……要是当时听了我小区区的话，‘日中必慧，操刀必割’，又何致于弄成十年内战，十年抗战的局面呢？当然，当时中共的领袖导者是亡友陈仲甫，他应该负错误的责任，不能把它写在毛先生的帐上。然而，‘缚虎容易放虎难’，连秦桧的老婆都懂得的事情，而毛先生却不懂，那末，西安事变，养痈贻患的，又是哪一位呢？毛先生是我的好朋友，我并非存心攻击他，‘人非圣人，谁能无过？’，他只是太忠厚一点罢了。但，举此两例来证明，可见中共也并非天神天将，至少有些地方，不见得比小区区高明吧？所以，郭先生的尾巴论，老实讲，我是不赞成的。＇10＇
从柳亚子此番呓语般的言论，我们庶几可以做出这样的判断：
一、柳亚子的政治眼光非但不是什么“第一流”，甚至根本就不入流。他据以证明自己比毛泽东和共产党还要高明的，是共产党有过两次可杀蒋介石之机而未杀。广州那次共产党方面未采纳他的建议，尤其令他耿耿于怀。其实，在1926年的广州，要共产党以暗杀蒋介石的方式来“搞定”大局，无异于天方夜谭。对此，恽代英们除了“油腔滑调”，还能说什么呢？而把“西安事变”终于未杀蒋介石归咎于毛泽东的“忠厚”，那就真是“一部廿四史，不知从何说起”了。柳亚子非但没有自知之明，也没有知人之智的。至少在政治上，柳亚子终其一生都有着一种孩童式思维。
二、柳亚子之所以不甘于做中共的“尾巴”，并非因为有什么不同的政治信念和政治准则，而是觉得自己的政治才能并不逊于中共方面的任何人。连“毛先生”都未必比自己高明，连“毛先生”都有眼光远不如自己的时候，其他人就更不足论了。既如此，要他当共产党的“尾巴”，岂能甘心？不甘于像郭沫若那样当“尾巴”，是柳亚子后来不能如郭那般春风得意而只能牢骚满腹的一种原因；而不甘于当“尾巴”，并非因为别有怀抱，而仅仅因为目无余子的“狂”，又是他后来终究还受到相当礼遇的原因。
但《从中国国民党民主派谈起》，也的确有些“过分”了，突破了某种“界限”。不知道柳亚子写此文时是否喝了不止二两，反正此文在柳亚子生前并未公开发表，对毛泽东和共产党的轻视与鄙夷，他人并不知晓。否则，柳亚子后来的牢骚，会更“盛”的吧。
这篇文章虽未公开发表，但柳亚子其他的一些言行，也足以给毛泽东留下深刻的印象。
柳亚子与毛泽东在广州别后，天各一方，音讯隔绝。1937年6月，延安的毛泽东收到何香凝寄赠的画集和廖仲恺的《双清词草》等物品后，致信何香凝，其中这样提及柳亚子：“看了柳亚子先生题画，如见其人，便时乞为致意。像这样有骨气的旧文人，可惜太少，得一二个拿句老话讲叫做人中麟凤，只不知他现时的政治意见如何？”＇11＇1937年6月，对于中共来说，是十分关键的时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是极其必要的策略。当毛泽东从何香凝寄赠的画集上看到柳亚子题诗时，一定想起了11年前在广州的见面，想起了柳亚子那时的必欲除蒋而后快。这样的人，现在当然是非常有必要团结的。所以毛泽东不惜以“人中麟凤”来赞美他。不过，毕竟已过11年，柳亚子还像当初那样反蒋吗？毛泽东也需要探询一下。当弄明白了柳亚子狂态依旧、反蒋依旧、亲苏亲共依旧时，毛泽东当然就要尽可能地发挥他的作用了。在当时的情况下，既亲苏亲共又狂傲不羁的人，毫无疑问是大有用的。
1940年11月，柳亚子从香港写了《寄毛润之延安，兼柬林伯渠、吴玉章、徐特立、董必武、张曙时诸公》，其中有“云天倘许同忧国，粤海难忘共饮茶”两句，回忆的是与毛泽东的相识。此后，林、徐、董均有诗作应和。1944年11月21日，毛泽东致信在重庆的柳亚子：“广州别后，十八年中，你的灾难也受得够了，但是没有把你压倒，还是屹然独立的，为你并为中国人民庆贺！‘云天倘许同忧国，粤海难忘共饮茶’，这是你几年前为我写的诗，我却至今做不出半句来回答你。看见照片，样子老一些，精神还好罢，没有病罢？很想有见面的机会，不知能如愿否？”＇12＇这口气之亲切，或许今天还令一些人感动。
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来到重庆，与柳亚子第二次相聚。其时，柳亚子正与画家尹瘦石筹备柳诗尹画联展。柳亚子提议由尹瘦石为毛泽东绘像，自己题诗，在诗画联展展出。毛泽东欣然应从。诗写成后，柳亚子致信毛泽东，毛泽东于10月4日复信柳亚子。其时，柳亚子夫人恰好因盲肠炎住院，毛泽东信中首先便对柳夫人的病表示关心：
亚子先生吾兄道席：
诗及大示诵悉，深感勤勤恳恳诲人不倦之意。柳夫人清恙有起色否？处此严重情况，只有亲属能理解其痛苦，因而引起自己的痛苦，自非“气短”之说所可解释。时局方面，承询各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