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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间，中华人民共和国与美利坚合众国之间，没有任何“国交”。然而，1970年12月18日，毛泽东却向美国总统尼克松发出邀请，表示希望在中国与尼克松谈一谈，“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这样才有了1972年2月尼克松的访华，才有了《中美联合公报》的发表，才开始了中美关系的“正常化”。这实在是毛泽东在“文革”期间的一大功绩。
当时的苏联和整个国际社会，无疑都把毛泽东此次向美国亮出橄榄枝，看成是一种亲美姿态。但这并非是毛泽东第一次亲美。在抗战后期的延安，毛泽东有过一次更热切的亲美行为。抗战后期，重庆和延安之间的关系日趋微妙。国共再次“合作”以来，延安的军事实力迅猛增长，这使得毛泽东觉得可以并且应该在美国人面前与重庆一争短长。毛泽东希望延安已经颇为强大的军事力量能引起美国的重视，希望美国把在中国彻底打败日本的希望寄托在延安身上，至少不仅仅寄托在重庆身上。美国一直认为，重庆才是抗日的中流砥柱，所以，所有的援助都直接给予重庆。而如果美国能将抗日的希望移向延安，那就意味着援助、尤其是武器方面的援助，也随之移向延安。即使得不到美国的全部援助，能得到部分也好。美式武器，是那时毛泽东特别想得到的东西。
此种想望，并非全是虚妄。1942年3月，美国总统罗斯福派遣史迪威将军到中国就任同盟国中国战区参谋长。在华期间，史迪威与中国战区最高统帅蒋介石合作得极不愉快，双方摩擦不绝、纠纷不断。其时中国的“国军”，是抗战全面爆发后，蒋介石奋力拼凑起来的一支军队。这支军队装备之差令美国将军史迪威惊讶不已，这自不待言。这支军队内部派系之错综复杂，也让美国将军史迪威无所适从。指挥起他所熟悉的美国军队来，史迪威也许如运诸掌、如臂使指，但面对中国这支他难以理解、无从把握的军队，史迪威却往往一筹莫展。史迪威难免时时生气，而蒋介石自然就成了他的出气筒。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战区的局势便与美国痛痒相关。美国人十分担心中国顶不住而单方面与日本媾和。其时的日方，已意识到汪伪政府的成立，并不能帮助日本解决中国的问题。要真正征服中国，要结束在中国的大规模战事，还得让重庆政府屈服。而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竭尽全力想迫使蒋介石尽快签订城下之盟，好把兵力从中国抽调到新开辟的战场。这种局势，令美国总统罗斯福急，令美国陆军参谋长马歇尔急，更令肩负重任的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急。既然蒋介石的国军如此不如人意，那就要对其进行整顿、改革。在史迪威看来，这支军队不彻底整顿、改革，是不可能担负其历史使命的。这支军队问题成山，蒋介石何尝不知道；这支军队需要整顿、改革，蒋介石何尝不清楚。但整顿、改革这支本就是奋力拼凑起来的军队，谈何容易。即便在和平时期，这也是极其艰难危险的事。而此刻正在与日军相持、对峙，正在不断地与日军恶战，如何能对军队进行整顿、改革？人们不能一边磨刀一边与强敌厮杀，哪怕刀口已钝已锩，也只能凑合着。同样，蒋介石也没法在抗战期间去整顿、改革那支东拼西凑的国军。如果真要这样做，还不知会出现怎样不可想象的局面。这样，史迪威关于整顿、改革国军的种种美妙想法、计划，在蒋介石那里就必然遭冷遇。整顿、改革国军的打算不能付诸实践，史迪威就对蒋介石更其愤怒、对国军更其失望了。愤怒之余、失望之后，史迪威把眼光投向了延安。他看到，延安所控制的“共军”，已颇具规模。这支军队，可不是乌合之众，乃是共产党精心组建而成。这支军队，纪律比杂凑起来的国军好，也不像国军那样派系林立。如果用美式武器把这支军队装备起来，再在自己指挥下开赴抗日前线，或许战斗力大大强过国军。——史迪威如是想。
史迪威出任中国战区参谋长前，曾担任过驻华武官。从那时起，他就对蒋介石没有多少好感。作为职业军人，他在中国指挥抗战而留意于中共军队，也并不奇怪。作为职业军人的史迪威，是军事第一、战争至上的，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倒在其次。史迪威的使命，是在中国战区指挥抗日军队打败日本军队。既然具有战斗力的军队奇缺，延安又组建起了素质良好的大军，何不将他们投入战争呢？反正他们闲着也是闲着。——史迪威自然而然地想到了这一步。抗战时期曾在国军中服役的历史学家黄仁宇对此有如此论述：“史迪威同情中共由来已久，但是并非赞成其政治企图与革命理论，而是欣赏其部队有效率。日后他表扬他所爱慕的中共人物为朱德而非毛泽东，有等于他爱慕冯玉祥与李宗仁。以上各人都朴实而与士兵接近。”“在第一次缅甸战役时，史迪威即有指挥中共军队之幻想，曾将此意告他的情报课长罗拔兹……”＇1＇在指挥远征军作战时，史迪威“曾考虑以中共士兵二十人补入一百名一连之国军内去。远征军参谋长萧毅肃即回称不出两周全连都会变成共产党，因之此项考虑并未提出。”＇2＇
二
在武器等方面直接援助中共军队，让中共军队在抗日战争中发挥尽可能大的作用，这不仅是史迪威一个人的想法，陆军参谋长马歇尔、甚至总统罗斯福，都动过此念。而美国人可能越过国民政府、越过蒋介石，直接与延安打交道，这对于延安来说，是梦寐以求之事。为了促使此种可能变成现实，延安方面积极行动起来，一心想以言行赢得美国的好感。用斯图尔特·施拉姆《毛泽东》一书中的说法，这时期，“毛和他的同志开始表现出越来越亲美的态度”。＇3＇苏联人彼得·弗拉基米洛夫，1942年5月至1945年11月，以共产国际驻延安联络员兼塔斯社记者身份，在延安工作，零距离或近距离地观察了延安方面这时期的亲美策略。弗拉基米洛夫留下了厚厚的一本《延安日记》。在1944年4月20日的日记中，他写道：
中共领导在对外政策方面，指望着美国人会对特区的军队发生兴趣。
中共领导知道，美国人正在寻求兵力，以备对日决战之用。毛泽东准备提供中共的武装力量，帮助他们将来对日进行反攻。但是，毛泽东要有一定的条件，才会这么干。决定性的条件是：
政治上，要美国转而把中共作为中国当前和将来的主要力量看待。物质上，要美国大量提供战斗装备、弹药和武器的援助。
我的猜想为博古所证实，部分地还为任弼时所证实。毛泽东正在同美国人接触。……＇4＇
1944年初，国民政府表示同意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赴延安等共产党领地参观采访。延安当然会高度重视此次来访。对于延安来说，这是向外界宣传自己、展示自己的良机，也应抓住这一机会向美国传达好意。弗拉基米洛夫在1944年4月3日的日记中写道：“由于外国记者即将来到，延安兴奋起来了。”“中共中央主席懂得，对待抗日统一战线的态度，是衡量中共领导的政策是否有诚意的一个关键问题。在这方面，重庆很不满，还举出来各种各样的事实。对毛泽东来说，重要的是说服记者：他是忠于共同抗日的事业的，是忠于全国抗日政府的首脑蒋介石的，还要消除疑团，就是说要把他对重庆的咄咄逼人的态度说成是和平忍让的，要把蒋介石说成是‘一切误解’的罪魁祸首。因此，对会见计划的每一个细节都作了仔细的考虑。”“在延安，中共中央主席不准任何人用比较激烈的措词，提到或攻击国民党及其政治领导人，特别是蒋介石。可是，在外国记者将去采访的地区，则要组织‘自发的’行动，对中央政府的政策表示不满。中共领导指定了几个村子和连队，叫他们到时候表示这种情绪。各基层领导收到了有关指示。”“特区还留着各个阶段反对国民党运动的痕迹。在土房的墙上，城镇的废墟上，甚至在石崖上，都能看到反对国民党的标语。因此，毛泽东下令要抹掉这类标语的一切痕迹。既然口号到处都是，就派了个大部队去抹。战士们在全特区抹口号。反对国民党的口号抹掉了，立即换上了新口号，如：‘加强抗日统一战线！’‘与蒋总司令合作到底，争取抗日最后胜利！’‘打倒日本法西斯！’‘国共合作万岁！’‘为反抗日本法西斯贡献一切力量！’等等。”＇5＇
1944年6月9日，中外记者参观团一行21人到达延安。成员中有美联社、英国《曼切斯特卫报》、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纽约时报》、《时代杂志》、合众社、伦敦《泰晤士报》、路透社、美国天主教《信号》杂志社、苏联塔斯社以及国民党统治区各大报的记者。6月12日，毛泽东会见了参观团并发表了谈话。6月13日，延安的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报道了毛泽东的谈话。毛泽东此次谈话的“关键词”，就是“民主”。毛泽东反反复复、不厌其烦的强调“民主”，把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根本途径归结为“民主”：
中国是有缺点，而且是很大的缺点，这种缺点，一言以蔽之，就是缺乏民主。中国人民非常需要民主，因为只有民主，抗战才有力量，中国内部关系与对外关系，才能走上轨道，才能取得抗战的胜利，才能建设一个好的国家……
……
为了打倒共同的敌人以及为了建立一个很好的和平的国内关系，及一个很好的和平的国际关系，我们所希望于国民政府、国民党及一切党派的，就是从各方面实行民主。全世界都在抗战中，欧洲已进入决战阶段，远东决战亦快要到来，但是中国缺乏一个为推动战争所必需的民主制度。只有民主，抗战才能够有力量，这是苏联、美国、英国的经验都证明了的，……只有民主的统一，才能打倒法西斯，才能建设新中国与新世界。……我们希望于国民政府、国民党及各党派、各人民团体的，主要的就是这些。中国共产党已做和所要做的，也就是这些。＇6＇
如此高调地强调民主，有几方面的考虑。在外界面前树立一个热爱民主、信奉民主、捍卫民主、实行民主的形象，这是一种考虑。这些话，尤其是说给美国听的。延安知道，民主是美国的核心价值，而美国人也屡屡对国民党政府的不够民主表示不满。延安要让美国相信，延安是比重庆更为民主的；如果与中共合作，如果战后建国的使命主要由中共来承担，美国不用担心重建后的中国是一个不民主的国家。这样强调民主，还有向重庆要求话语权的现实目的。强调民主才能取得抗战的胜利，就是在提醒重庆不能忽视延安在政治上的存在，就是争取在战时的政治格局中，延安占有尽可能重要的地位。
这番话中，特别耐人寻味的，是在列举民主的楷模时，将苏联、美国、英国同列并举，而且将苏联置于首位。延安此时积极寻求同美国携手，如果说有什么顾忌的话，那就是苏联的态度。共产国际存在期间，中共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听命于共产国际是纪律、是原则。共产国际虽于此前的1943年5月解散，但苏联的支持对延安仍十分重要。1937年8月，蒋介石的国民政府与苏联签订了《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在抗日的问题上，蒋介石也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