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我这个表，是在友谊商店买的，500美金。”他说。
“美金”这个词从他嘴边跳出来时，我的皮肤迅雷不及掩耳地冒出一层鸡皮疙瘩。不就是美元吗？为什么要说“美金”呢？难道一个国家有钱点，连个货币名称也要拽一点么？
其实不是愤恨，而是难为情，为这个词里包含的，穷国对富国的、穷人对富人的谄媚之意。
还有“高尚住宅”这个词。第一次在报纸上看到的时候，我心里骂：还有“卑鄙住宅”不成？
以前有个时尚杂志记者迫切地追问洪晃：请问，你们上流社会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洪晃毕竟是洪晃：“什么上流社会，我属于下流社会！”看来有钱人其实也不像我们期待的那样愚不可及。
还有一些词，它们本身是很无辜的，但是由于被使用的频率太高了，被用旧了，用脏了，这样的词，也遭人烦，比如“残酷青春”，比如“郭德纲”，比如“西藏旅游”。
哦，对了，还请不要跟我提起“乔姆斯基”。我真的讨厌他，更讨厌精神上的狐假虎威。跟“乔姆斯基”一个系列的词汇，还有“现代性”、“权力装置”、“范式”、“新左派”……谁要拿这些来跟我吹牛，我特想派吴君如去扁他，并且叉着腰骂道：你小子学什么不好，学那些干嘛！
红唇 （暂缺）
我是我所住的这个宿舍楼的Resident Advisor。这个职位，说好听点，叫楼长，说难听点，就是居委会大妈。我至今也想不通为什么我们这栋楼需要一个 Resident Advisor――我们有superintendent，也有security guard，还有清洁工。这么多管理人员，显然架空了我这个楼长，于是我几乎是唯一的任务，就是给来自五湖四海的青年做各种“思想工作”。
我的工作一般是这样展开的：某个学生或者清洁工找上门来，痛诉他们宿舍有什么什么问题，让我出兵干预一下，然后我召集大家开会，语重心长地告诫大家做人的道理。群众经常反映的问题包括：厨房太脏了；有人偷冰箱的东西；有人太吵了；有人回来太晚；客厅里堆满了东西，等等等等。就在上个星期，两个10楼的女孩来找我，拽我上去目睹“犯罪”现场。我说有什么问题你直接跟我说不行吗，她们说不不不，你一定要一睹为快。我以为什么振奋人心的风景呢，结果我到了10楼，发现她们让我欣赏的，是马桶里一大砣屎。那砣屎玲珑有致、仪态万方，在某种意义上来说，的确很具有观赏性。可是她们远远地站在一边，脸上写满了振奋、惊恐、恶心、害怕，仿佛马桶里是一只会咬人的野兽，我只好三步并作两步走过去，豪迈地把屎冲了下去。
这就是我的工作。除了“为人民服务”，我实在想不出更好的形容词。
在过去这三年里，我象一个政治辅导员那样，在我们这栋楼上下奔波，四处走访，急群众之所急，想群众之所想。其间，我成功化解了一个尼泊尔人和一个印度人的纠纷：据说那个尼泊尔人老是回家太晚，而那个印度人就用半夜起来大声朗诵课本来抗议；我还调解了一个台湾女孩和一个日本女孩的矛盾：那个台湾女孩老喜欢开着窗户，而那个日本女孩就用把她的内裤扔到窗台上抗议；还有一次，我成功制止了一个噪音问题，据说一个似乎是菲律宾也可能是柬埔寨的女孩，信仰一种奇怪的宗教，每天在房间里大声地祷告，以至于她的邻居告上门来……总之，此类先进事迹，不胜枚举。我一边深入基层为群众排忧解难，一边领略世界各国人民具有民族特色的变态方式，可以说一举两得，获益匪浅。
但是，我面临的最严重考验，也就是我迄今没有克服的困难，是我自己的宿舍。确切地说，是我宿舍的厨房问题。
这里有必要介绍一下我们宿舍的格局。这是一个十人共享的宿舍，男女混住，每人有自己的房间，但是客厅、厨房、卫生间共享。别误解，卫生间有男女两个。一般来说，一个厨房的干净程度，是和这个宿舍里中国人的数量成反比的，原因很简单：中国人爱做饭。而且做起饭来，绝不象老外包一个sandwich那么简单，而是声势浩大，每一场饭做下来，厨房里象发生过一场战争一样“横尸遍野”：灶台上全是油腻，地上全是青菜叶子，水池子里全是饭粒，柜台上全是没洗的碗筷。
我们宿舍的厨房很不幸，十个人里面有六个中国人。其中又有四个中国男生（最近刚搬走一个）。我原以为男生多的话，厨房应该清静一些，毕竟，男生有几个爱做饭的呀。但是，事实证明，这四个男生，做起饭来，一个比一个有激情，一个比一个声势浩大，都把对祖国的思念之情化为了巨大的做饭热情，每天在厨房里将美国没有猪肉味的猪肉和中国人没有生活情趣的生活炒得乒乓作响。相比之下，倒是我们两个女生，一个星期也就做那么一两次饭，可以说有愧于祖国博大精深的饮食文化。
仿佛还嫌形势不够严峻似的，新搬来一个阿联酋的阶级兄弟，竟然也是个做饭爱好者。甚至连一个住在走廊尽头的美国女孩，一反美国人从来不动油锅做饭的常态，竟然也时不时地西里哗啦地炒青椒鸡丁（顺便说一句，她好像只会做这个菜，再倒到pasta里面）。于是，我们可怜的厨房，象是八国联军手下的中国，每天都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每天都硝烟弥漫、横尸遍野。
虽然横尸遍野，但是按理说，也不是什么无法解决的问题。解决方法很简单：打扫啊。虽然我们这栋楼有清洁工，但是清洁工只是一个星期来打扫一次，根本无法对付我们厨房狂放不羁的做饭形势，所以每天的基本维持，还是要靠我们自己。我们的housing contract里，也明文规定了cooking以后要自己打扫，“法理”上来讲，这没有什么可争议的。打扫本来也挺简单，就是每天做完饭以后，擦一擦灶台，切菜用的柜台，洗洗锅碗瓢盆，把sink里的东西捞干净，仅此而已了。
但是，这个看起来似乎很简单的目标，却始终无法实现。现在我带你去参观一下我的厨房，你就知道一个非常简单的事情，因为有了“社会”，也就是有了两个以上的人，变得如何复杂险峻起来。走进我们的厨房，首先映入你眼帘的是灶台，灶台上铺着一层深黄色的混合着油腻、菜汤、肉汁、饭粒、及其它不明物的物质，看了之后，保证你本来想吃4两饭的会只能吃下2两，能吃下2两的，就不能再吃下了，如果本来就吃不下饭的，肯定还能吐出来点。对了，请你注意那个最大的burner，看见没？底下的圆形盘底里面，物质非常丰盛，有五天前的稀饭，有三天前的菜汁，昨天的肉丁，和今天的饺子汤。它们浑然一体地凝结在园盘上面，形成一层不黄不绿不三不四的“锅巴”，也是一种很开胃的风景。然后，转身，你会看到一个白色的柜台，柜台的雪白，与躺在上面的几棵葱片的绿色、切肉板上流下的血水的红色、及其来路不明的肉汤的黄色，可以说相映成趣。对了，虽然我们这个楼规定公共空间上不应当放私人物品，但是柜台上摆满了大大小小3、4个电饭煲，想要在葱片、血水、肉汤和电饭煲之间找到一个放切菜板的位置，也需要一些统筹规划的智慧。顺便提一下，在这些电饭煲当中有一个电饭煲，长达两年之久，外面挂着两道长长的鼻涕状物质，能够每天欢快地吃下里面煮出来的饭的人，可见其胃口之好。其它的，水池子、垃圾篓、地面等等情况，我就不一一赘述了，反正大家可以顺着我描述的情形继续想象，总之，我们这个六平米左右的厨房，可以说是一个胃口的地狱，小强的天堂。事实上，我们这个宿舍里，小强的队伍也的确稳步发展，很有点要从连级单位扩展到师级单位的架势，与同样在迅猛发展的老鼠兵团瓜分地盘。
这种局势的形成，有一个慢慢恶化的过程。我一共在这个公寓住了5年，前三年，可以说是基本和平期。那时虽然也有过不少中国人出入做饭，但是大家都遵纪守法，和平共处。期间只有一个印度女孩捣乱，但她也只住了一年就搬走了。后面一年半，由于几个老室友的搬走，两个酷爱做饭的中国男生A和B的加盟，厨房的形势急转直下，可以说是厨房下滑期。最后这半年，由于又有两个中国男生C和D和那个阿拉伯兄弟E的加入，厨房的形势一落千丈，进入谷底。我和厨友之间的持久战，就是两年前开始的。这个过程，这么说吧，重新书写了我对人性的认识，彻底改造了我的政治观。
这两年里，无数次，我问苍天，问大地：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人可以这么不讲理，这么没有公德心，以至于无论你用和风细雨的微笑外交，还是暴风骤雨的撕破脸皮外交，都无法使他们每天做饭之后花上30秒的时间cleanuptheirshit？？？？？
苍天无语。大地叹息。
如果说两年前我是哈贝马斯“沟通理性”、“协商民主”的信徒，今天的我，由于这个厨房经历，更接近了施特劳斯式的用强力捍卫自由民主的信念。如果说两年前，我对“制度主义”有一种迷信，由于这个厨房经历，今天的我，对文化如何影响制度的实施、降低制度的成本，有了更深的认识。如果说两年前的我会随随便便轻轻松松把一个政治家说成恶棍白痴，今天的我，可能对他们抱有更多的同情和尊重。如果说两年前的我更倾向问的问题是，为什么拉美、非洲、甚至亚洲一些国家的宪政试验会一而再、再而三地失败？今天的我，会反过来问：为什么宪政会在欧美国家成功？因为现在我更多地意识到，民主宪政的失败几乎是“必然”的，而成功才是“偶然”的。
人的非理性、顽固、自私之地步，让我觉得匪夷所思。原先它刚到达月球时，我以为已经到达了极限，现在它已经到达了火星，还在飞驰。比大海更深不可测的，是天空。比天空更深不可测的，是人的心灵。
总之，我以前高估了人的理性程度，高估了沟通的可能性和有效性，而我的一系列政治观念都是建立在这种相对的乐观之上，现在这个基础变了，一切观念都需要调整。可以说，这个厨房斗争经历，是继在网上时政论坛的辩论之后、第二个沉重打击我对人类理性信心的亲身经历。如果可能，我真想拽住我们宿舍那几个哥们的衣领，悲愤地大喊“还我希望”！
这不是说笑，也不是上纲上线。一个10人的厨房，“宪政”就如此之难，一个几亿人的社会，其中再加上阶级、教育、经济、地域等等变量，能够治理好，和平、稳定、发展，简直就是一个奇迹。
两年前，我以为，让大家饭后擦擦灶台清理一下水池子，实在是个鸡毛蒜皮轻而易举的事情。如果有人由于以前没有集体公寓生活的经验，所以没有养成好习惯的话，我去沟通一声，打个招呼，让伊注意，事情也就解决了。这种案例，以前的三年里也有过n个，都是说一两次，基本就都改邪归正了。
但是，不。没有这么简单。
两年来，我们厨房的环境，一直在象中东局势那样稳步恶化，期间我经历了“理性说服”、“愤怒声讨”、“出离愤怒”三个阶段，至今也没有扭转这种恶化的局势。我不得不承认，作为一个政治辅导员，这是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