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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雍和宫。
第二，1779年新春，乾隆皇帝又一次在《新正雍和宫瞻礼》的诗中说：“斋阁东厢胥熟路，忆亲唯念我初生。”在这里，乾隆皇帝不仅认定自己诞生在雍和宫，而且还指出了具体的出生地点，就在雍和宫的东厢房。乾隆皇帝自己说自己出生在雍和宫东厢，应当算是比较权威的说法。
第三，1780年新春，乾隆皇帝再一次到雍和宫礼佛时说：“十二初龄才离此，讶今瞥眼七旬人。”在这首诗下注云：“康熙六十一年始蒙皇祖养育宫中，雍正年间遂永居宫内。”
第四，1782年正月初七日，乾隆皇帝作《人日雍和宫瞻礼》诗注云：“余实康熙辛卯生于是宫也。”康熙辛卯年为康熙五十年（1711年），正月初七过去称作“人日”。据晋朝董勋《答问礼俗说》记载：“正月一日为鸡，二日为狗，三日为猪，四日为羊，五日为牛，六日为马，七日为人。”乾隆皇帝每年正月初七日都要来到雍和宫瞻礼，平时路过这里也要进去小驻片刻。
第五，1789年正月初七日，乾隆皇帝又作《新正雍和宫瞻礼》诗云：“岂期莅政忽焉老，尚忆生初于是孩。”其下自注云：“予以康熙辛卯生于是宫，至十二岁始蒙皇祖养育宫中。”
第六，乾隆皇帝还有一次到雍和宫瞻仰礼拜，尔后作了一首诗。据《清高宗御制诗集》记载：“来瞻值人日，吾亦念初生。”乾隆的意思是，在正月初七日（人日）这一天，到雍和宫瞻礼，总是念念不忘当初就是出生在这里。
从以上六个例子来看，乾隆皇帝一贯认为自己就出生在雍和宫。乾隆皇帝晚年对自己出生地的流言蜚语可能有所耳闻，他的诗作就是强调自己确实生在雍和宫。
看来这个雍和宫的东厢房说应该成为定论了，怎么会又出现了这个承德避暑山庄狮子园的说法的呢？这种说法最早的提出者是谁呢？
乾隆皇帝出生在承德避暑山庄狮子园的说法最早的提出者是与乾隆皇帝同一个时期的人物——乾隆皇帝手下的大臣管世铭。
管世铭是什么人？他为什么有资格议论乾隆皇帝的出生地点呢？
管世铭，江苏武进人，1778年进士，后入值军机处，任军机章京，了解很多宫廷掌故与秘闻。他曾经多次随乾隆皇帝一起去避暑山庄，去木兰秋狝，写下《扈跸秋狝纪事三十四首》（收在《韫山堂诗集》），其中第四首涉及到乾隆皇帝的出生地：
庆善祥开华渚虹，降生犹忆旧时宫。年年讳日行香去，狮子园边感圣衷。
管世铭在这首诗的后面有个原注，说：“狮子园为皇上降生之地，常于宪庙忌辰临驻。”这里明确地说：狮子园是乾隆皇帝的诞生地，因此乾隆皇帝常在先帝雍正皇帝驾崩的忌日，到这里小住几天。
狮子园是承德避暑山庄外的一座园林，因为它的背后有一座形状像狮子的山峰而得名。康熙皇帝到热河避暑时，当时还是皇子的雍正皇帝经常随驾前往，狮子园便是雍亲王一家当时在热河的住处。管世铭等一些朝野人士认为：避暑山庄狮子园是乾隆的降生地。
说到这里，人们自然就会问到：单凭管世铭这一首诗也不能够证明些什么呀？因为，我们历史学界有孤证不立的传统啊！
这话不假，不过如果要是有了乾隆皇帝的儿子、后来的嘉庆皇帝作证的话，事情就会完全不一样了。
嘉庆元年（1796）八月十三日，乾隆皇帝86岁大寿，以太上皇身份到避暑山庄过生日。嘉庆皇帝跟随去了，写下《万万寿节率王公大臣行庆贺礼恭纪》诗庆贺。诗中提到乾隆皇帝的出生：“肇建山庄辛卯年，寿同无量庆因缘。”其诗下注云：“康熙辛卯肇建山庄，皇父以是年诞生都福之庭。”皇帝嘉庆在诗后注解说，皇祖康熙辛卯年（康熙五十年）题写了“避暑山庄”匾额，皇父乾隆也恰好于这年降生在山庄，这是值得庆贺的福寿无量的因缘！然而，有人认为“都福之庭”是泛指，不一定在避暑山庄。
嘉庆二年（1797），乾隆皇帝又到避暑山庄过生日，嘉庆皇帝再次写《万万寿节率王公大臣等行庆贺礼恭纪》诗祝寿，在诗文的注释中，嘉庆皇帝把皇父乾隆的出生地说得更明确了：“敬惟皇父以辛卯岁，诞生于山庄都福之庭。”嘉庆皇帝在这里明白无误地点明皇父乾隆诞生于避暑山庄的都福之庭。
嘉庆皇帝上两次诗注都表明：乾隆皇帝出生在承德避暑山庄。
问题在于，嘉庆皇帝是否知道他的说法与他父亲的说法不一样啊？
嘉庆皇帝是在后来才知道他的说法与他父亲的说法不一样的。
原来清朝每一位皇帝登极以后，都要为先帝纂修《实录》（记载一生经历、言行和功业）和《圣训》（皇帝的训谕）。嘉庆十年（1805），嘉庆皇帝命朝臣编修乾隆《实录》和《圣训》。嘉庆皇帝在审阅呈送稿时，发现《实录》和《圣训》稿都把乾隆皇帝的出生地写成了雍和宫。他命编修大臣进行认真核查。这时，翰林出身的文华殿大学士刘凤诰，把乾隆皇帝当年写的诗找出来，凡是乾隆皇帝自己说出生在雍和宫的地方都夹上黄签，呈送嘉庆皇帝审阅。
嘉庆皇帝面对皇父乾隆的御制诗及注，感到问题十分严重。所以在十几年后，嘉庆皇帝果断地放弃了皇父出生在避暑山庄狮子园的说法，改为出生在雍和宫的说法。嘉庆皇帝命在《实录》和《圣训》里这样记载乾隆皇帝的出生：“康熙五十年辛卯八月十三日子时，诞上于雍和宫邸。”
有的朋友说了，这不就没有事了么？哪里呀，麻烦还在后面呢！
嘉庆二十五年（1820）夏，嘉庆皇帝突然在避暑山庄驾崩。在当时军机大臣托津、戴均元等撰写的嘉庆皇帝《遗诏》中，又采用了乾隆皇帝生于避暑山庄的说法，把乾隆皇帝的诞生地点说成是承德避暑山庄狮子园。
新继位的道光皇帝发现问题后，立即命令以每天六百里加急，将已经发往琉球、越南、缅甸等藩属国的嘉庆皇帝《遗诏》从路上追回来。改写后的《遗诏》，把原来说乾隆皇帝生在避暑山庄，很牵强地说成乾隆皇帝的画像挂在避暑山庄。
道光为把他爷爷乾隆出生在北京雍和宫的说法作为结论确定下来，不得不把他父亲嘉庆当年说乾隆生在山庄的诗及注都改过来！
有的朋友说了，这不就又没有事了么？
哪里呀，由于嘉庆皇帝的诗早已公开流行天下，如果大张旗鼓地修改，结果肯定会让人觉得是欲盖弥彰。所以道光皇帝改得非常不彻底，结果就造成了有一部分没有改的《嘉庆御制诗集》流传下来，从而愈加使天下官员百姓对乾隆皇帝的出生地点疑窦丛生。
乾隆皇帝到底是出生在北京雍和宫，还是出生在承德避暑山庄？至今学术界没有定论，仍然是一个历史的疑案。不过，相信您看了上面的这段介绍之后，一定已经有了自己的答案。
第二十章 年羹尧之死
看过《后宫甄嬛传》第三十九、四十两集的朋友们，一定会注意到下面的情节：年羹尧获知同党敦亲王被皇帝捉拿，写了一纸奏折呈送皇帝，情急之下把“朝乾夕惕”四字写成了“夕惕朝乾”，皇帝看后大怒。此后，日薄西山的年羹尧最终被杀。
这里，就有个问题：导致年羹尧死亡的真正原因到底是什么呢？
还别说，这历史上，年羹尧写给皇帝的奏折真的把“朝乾夕惕”写成了“夕惕朝乾”；也还真是这事之后，雍正皇帝大怒，最终杀掉了年羹尧。雍正皇帝之所以最终杀掉年羹尧，最主要是年的所作所为已经成为威胁皇权的最主要因素。主要表现在：
第一，擅作威福。年羹尧自恃功高，骄横跋扈之风日甚一日。他在官场往来中趾高气扬、气势凌人：赠送给属下官员物件，“令北向叩头谢恩”；发给总督、将军的文书，本属平行公文，却擅称“令谕”，把同官视为下属；甚至蒙古扎萨克郡王额驸阿宝见他，也要行跪拜礼。对于朝廷派来的御前侍卫，理应优待，但年羹尧却把他们留在身边当作“前后导引，执鞭坠镫”的奴仆使用。按照清代的制度，凡上谕到达地方，地方大员必须迎诏，行三跪九叩大礼，跪请圣安，但雍正皇帝的恩诏两次到西宁，年羹尧竟然“不行宣读晓谕”。更有甚者，他曾向雍正皇帝进呈其出资刻印的《陆宣公奏议》，雍正皇帝打算亲自撰写序言，尚未写出，年羹尧自己竟拟出一篇，并要雍正皇帝认可。年羹尧在皇帝面前也行止失仪，“御前箕坐，无人臣礼”，雍正心中颇为不快。还有一件离谱的事，说是在有一年的冬天，年羹尧将军出行，跟他同车的士兵都把手放在车把上面。大雪纷飞，年羹尧怕他们被冻僵。然后就说，去手。意思是你把手拿下来得了。这些士兵就误会了。一听，去手？大将军让我们去手，拿起刀把手砍了。这个年羹尧的权威己经到达了这种无以复加的地步。所以这些士兵如此听他的，让雍正皇帝害怕。
第二，结党营私。当时在文武官员的选任上，凡是年羹尧所保举之人，吏、兵二部一律优先录用，号称“年选”。他还排斥异己，任用私人，形成了一个以他为首，以陕甘四川官员为骨干，包括其他地区官员在内的小集团。许多混迹官场的拍马钻营之辈眼见年羹尧势头正劲、权力日益膨胀，遂竞相奔走其门。而年羹尧也是个注重培植私人势力的人，每有肥缺美差必定安插其私人亲信，“异己者屏斥，趋赴者荐拔”。比如他弹劾直隶巡抚赵之垣“庸劣纨绔”、“断不可令为巡抚”，而举荐其私人李维钧。赵之垣因此而丢官，于是转而投靠年羹尧门下，先后送给他价值达二十万两之巨的珠宝。年羹尧就借着雍正二年进京之机，特地将赵带到北京，“再四恳求引见”，力保其人可用。遭到年羹尧参劾降职的江苏按察使葛继孔也两次送上各种珍贵古玩，年羹尧于是答应日后对他“留心照看”。此外，年羹尧还借用兵之机，虚冒军功，使其未出籍的家奴桑成鼎、魏之耀分别当上了直隶道员和署理副将的官职。
第三，贪敛财富。年羹尧贪赃受贿、侵蚀钱粮，累计达数百万两之多。而在雍正初，整顿吏治、惩治贪赃枉法是一项重要改革措施。
1725年春，雍正皇帝对年羹尧的不满开始公开化。这年春，出现了“日月合璧，五星联珠”的所“祥瑞”，群臣称贺，年羹尧也上贺表称颂雍正皇帝夙兴夜寐，励精图治。但表中字迹潦草，又一时疏忽把“朝乾夕惕”误写为“夕惕朝乾”。
乾，即自强不息；惕：小心谨慎。形容一天到晚勤奋谨慎，没有一点疏忽懈怠。雍正皇帝即位后，日月勤慎，也以“朝乾夕惕”自励、自诩。年羹尧在贺表中将语序颠倒，将“朝乾夕惕”写作“夕惕朝乾”，其实意思都一样，都是颂扬雍正励精图治，并没有不承认雍正“朝乾夕惕”的意思，但是雍正还是以此为借口兴起大狱。
雍正皇帝马上抓住这个把柄借题发挥，说年羹尧本来不是一个办事粗心的人，这次是故意不把“朝乾夕惕”四个字“归之于朕耳”。并认为这是他“自恃己功，显露不敬之意”，所以对他在青海立的战功，“亦在朕许与不许之间”。
接着雍正皇帝更换了四川和陕西的官员，先将年羹尧的亲信甘肃巡抚胡期恒革职，署理四川提督纳泰调回京，使其不能在任所作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