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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十八扯-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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蹋舫埠辔谑辏250)开凿堂邑涂塘(今江苏六合互梁堰)。又开凿几条运河,既沟通了内河航运,也方便灌溉。所以在孙权统治期间,东吴境内的农业生产运行比较良好,西对蜀、北对魏大仗小仗时断时续,都能得到比较充足的军粮供应,向东南方向拓展领土也能赖以得到支撑。自嘉禾六年(237)抚越将军诸葛恪平定山越,到赤乌五年(242)将军聂友、校尉陆凯征讨珠崖、儋耳(今海南岛),东吴领土覆盖了当今中国华东、华南地区,总面积约相当于四个当年的江东六郡。

广积粮,大拓土,缓称帝,同样建都今之南京的孙权虽未提出这个口号,事实上成了元末朱元璋“广积粮、高筑墙、缓称王”的老师。曹丕、刘备相继称帝后,他尽管也可跟风,却“以位次尚少,无以威众,又欲先卑而后踞之”。黄武二年(223)四月,“群臣劝即尊号”,他仍“不许”。他对群臣袒露心迹说,西有刘备,北有曹丕文人小说下载,过早称帝会促使曹魏“速发”,造成“与西俱至,二处受敌”的局面,希望大家理解他的“低屈之趣”。其后不久刘备就死了,魏黄初七年(226)曹丕也死了,蜀汉的二世皇帝刘禅和曹魏的二世皇帝曹叡不仅年轻得多,而且平庸无能,孙权俨然变成了三国君主“老大”。

在吴、蜀联盟业已恢复的背景下,诸葛亮在公元228、229年的两年内三次北伐,魏、蜀两国忙于攻守,自顾不暇,东吴解除了“二处受敌”的潜在威胁。至此才水到渠成,孙权于公元229年四月“即皇帝位”,改元黄龙。当年五月,蜀汉派卫尉陈震充当特使,来祝贺孙权“践位”,孙权当即表态,灭魏以后“中分天下”:豫、青、徐、幽四州属吴,兖、冀、并、凉四州属蜀,司州之土以函谷关为界。并且缔结盟约:“自今日汉、吴既盟之后,戮力一心,同讨魏贼”,双方则“各守分土,无相侵犯”。这在我国历史上,当是第一个正式互不侵犯条约,现实意义不容低估。它标志着,魏、蜀、吴三国关系从此进入了一个敌、我、友相对分明的新阶段,孙权发挥了主导性作用。

大局的改变,客观上导致了孙权心理态势、行为方式的改变,“存不忘亡、安必虑危”逐渐成为过去时,“老大”自居、好大喜功逐渐成为现在时,突出反映在两件事情上。其一为,黄龙二年(230),即其称帝第二年,时年四十八岁的孙权“遣将军卫温、诸葛直将甲士万人浮海求夷洲及亶洲”。夷洲即今之台湾省,亶洲即今之琉球群岛,“长老传言秦始皇帝遣方士徐福将童男童女数千人入海,求蓬莱仙山及仙药,止此洲不还”。孙权的主观愿望,显然在于效法秦始皇,兴师动众有所过之。但“所在绝远,卒不可得至,但(仅)得夷洲数千人还”。这也是歪打正着,在中华民族国家发展史上,第一次有大陆人到达了台湾岛,并带回了数千当时台湾土著民。其二为,嘉禾元年(232)十月,本属魏的辽东太守公孙渊遣使称臣,并献貂马。孙权大喜过望,旋于次年正月诏封公孙渊为燕王,持节督幽州、领青州牧、辽东太守;三月又派太常张弥、执金吾许晏、将军贺达为特命全权代表,“将兵万人,金宝珍货,九锡备物,乘海授渊”。自丞相顾雍以下,举朝大臣“皆谏”,以为公孙渊称臣之举不可相信,“宠待太厚”了,“权终不听”。果不其然,公孙渊将张弥等人都杀了,“送其首于魏”讨好,随去的兵士、资财全占为己有。孙权闻之大怒道:“朕年六十(虚岁实为五十二岁),世事难易,靡所不尝,近为鼠子所前却,令人气涌如山!不自截鼠子头以掷于海,无颜复临万国!”打算亲自乘船渡海征讨公孙渊,幸得尚书仆射薛综等切谏,方才忍气作罢。《吴主传》注者裴松之严厉抨击孙权“愎谏违众”,这件事做得“非唯暗塞,实为无道”,点中了死穴。

从主观上看,孙权的本性原本就是多重组合,只不过称帝以前居安思危,处存虑亡,将刚愎、暴虐、猜疑的恶劣根性时常掩抑着而已。建安九年(204)以“人言卿欲反”的莫须有之罪,杀掉时年29岁,“正色立朝,清议峻厉”的名士沈友,赤壁之战前拒绝接受张昭等人的降曹意见,斫案以示决绝,以及用兵两次“屠城”,都透露出他实有曹操之负面。时移势易,自充“老大”,自然霸气尽显,封建帝王多会有的“性多嫌忌,果于杀戮”就会任其泛滥无余。他在皇权独尊下实行特务统治,设置校事、察战两职,任用奸佞亲信以监视文武官员。校事吕壹秉“性苛惨,用法深刻”,仗恃孙权的恩眷宠信“渐作威福”,竟至“举罪纠奸,纤介必闻,重以深案丑诬,毁短大臣”,使“无罪无辜,横受大刑”,连丞相顾雍都遭无故举罪而软禁起来,江夏太守刁嘉被诬几至受诛。太子孙登屡次进谏,孙权都拒不采纳,“大臣由是莫敢言”。文武官员到了忍无可忍的程度,上大将军陆逊与太常潘濬“同心忧之,言至流涕”,潘濬甚至想假借宴会袭杀吕壹。尽管吕壹终因陷害左将军朱据,恶行败露伏诛,孙权终不肯废除特务职事。处死吕壹后,孙权作出引咎自责的姿态,派中书郎袁礼“告谢诸大将”,向他们“问时事所当损益”,诸葛瑾、步骘、朱然、吕岱等功臣宿将都推说“不掌民事,不肯便有所陈”,陆逊、潘濬“怀执危怖,有不自安之心”。对此,孙权非但不深自反省,反而下诏责备诸臣未能如管仲谏诤齐桓公那样地对他。奸佞受宠,特务横行,造成了忠良缄口,无辜遭罪,以前那种君臣和谐、上下同心的局面一去不复返,东吴盛极时已寓伏衰亡。

比特务统治,诬陷忠良更严重的,是皇权独断,株连清洗。封建专制政体从来都靠血缘宗法关系作维系,皇权继承人立嫡以长,就是这条纽带上一个极其重要的环节,如果任意违反,难免乱象丛生。孙权222年称王、229年称帝的时候,都遵循皇权礼法,立长子孙登为王太子和皇太子。孙登于赤乌五年(242)早逝,次子孙虑更先之亡故,他便立三子孙和为皇太子,又封四子孙霸为鲁王。

这样做也维持了长少之序,原本无可厚非,但他偏爱孙霸,竟让鲁王与太子同处一宫,同等待遇,就人为地制造出了宫廷矛盾。一部分大臣认为“礼秩宜异”,他又轻率地诏令二子分宫,各置僚属。孙霸觊觎皇太子位份,私下里拉帮结派,培植死党。循礼还是循私,拥长还是拥少,朝内朝外的文官武将分成了两派。眼看孙霸谋夺太子位的野心越来越昭然,拥长派的时任丞相陆逊、太常顾谭、太子太傅吾粲等多次陈述长少之义,力主礼不可夺。孙权却听信拥少派的全寄、杨竺“譖诉日兴”,将吾粲下狱诛杀,将顾谭流放到僻远的交州(今广东番禺)。

长少争斗愈演愈烈,使孙权深感“子弟不睦,臣下分部,将有袁氏之败”,他就产生了“改嗣之规”。赤乌九年(246),不问是非曲直,先幽闭了太子孙和。拥长派的朱据、屈晃、陈正、陈象等上书“固谏不止”,“权大怒,族株正、象,据、晃牵入殿,杖一百”。还派宦官去责备陆逊,致令功勋卓著的陆逊忧愤成疾而死。到赤乌十三年(250),进一步废除太子孙和,群臣由于进谏遭到诛杀或流放的多达数十人,“众咸冤之”。同时又将孙霸赐死,拥少派的全寄、吴安、孙奇、杨竺等也以“阴共附霸,图危太子”治罪,寄、安、奇尽诛,“流竺尸于江”。然后改立少子孙亮为太子,孙亮当时才十岁,“童孺而无贤辅,其替位不终,必然之势也”。继承人这样换来换去,亲生儿子或废或杀,株连诛、放的大臣好几十个,致令吴国大伤元气,都是孙权仗恃皇权独断专行惹的祸。所以裴松之拿晚年孙权与袁绍、刘表进行比较,抨击他“既以(已)立和而复宠霸,坐生乱阶,自构家祸,方之袁、刘,昏悖甚矣”。

废孙和、杀孙霸、立孙亮两年后,太元二年(252)夏四月,孙权死,时年71岁。死后28年间,吴国经历了孙亮、孙休、孙皓三个后嗣之主,于公元280年被西晋所灭,三国分峙的历史由兹划上了句号。纵观孙权的一生行状,早年、中年不愧为一代雄略之主,韬略和功业仅次于曹操,刘备不能比并;晚年则是一个昏暴帝王,昏过了袁绍,暴过了曹操,刘备没有他这样的毛病。假若曹操晚于他,未必还会兴叹“生子当如孙仲谋”。南宋词人辛弃疾一再讴歌“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生子当如孙仲谋”,也只是敬佩他“年少万兜鍪,坐断东南战未休;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有感于赵氏小朝廷的无作为而发。撇开“生子”的寄托,只看孙权的一生,判若两人实为一人,岂止是封建帝王才可以引为鉴戒?扯远了,不说他。

第六章 隆中一对,天下三分

三国分峙和纷争,“人谋”得失起着决定性作用。最高的“人谋”是战略策划,诸葛亮隆中对策,就是追求“鼎足之形”的一个战略策划范本。但实现“人谋”必须落到“人为”,而“人为”总会包括主、客观的诸多因素,任何一种异动都会导致变故。诸葛亮本人践行隆中对策,并未做到完美无缺,当是毋庸避讳的“人为”失范。

《三国志》为三国人物作纪立传,纪传主人公合计437人,除称王称帝者曹操、曹丕、曹叡、刘焉、刘备、刘禅、孙权七人而外,将相公卿中只有蜀汉诸葛亮和东吴陆逊二人单列一传(附及子孙、他人),异常明显地卓尔不群。《诸葛亮传》中,主要记述了他的隆中对策、使吴联孙、北伐曹魏三大平生行事,兼及其他零星事迹。

这三大平生行事贯穿一条主线,隆中对策是他初登政治舞台所作的战略策划,借他的用语当叫做“人谋”;而使吴联孙和北伐曹魏,则是他践行这一“人谋”所为的两大实事,可以对应套用称为两大“人为”。陈寿的评语,将他誉为“识治之良才,管、萧之亚匹”,主要就着眼于这三大行事。

诸葛亮字孔明,汉灵帝光和四年(181)出生于徐州琅邪郡阳都县(今山东沂水县),黄巾起义爆发那一年他只有4岁。15岁的时候(195年),跟随叔父诸葛玄迁徙荆州;两年后诸葛玄死,17岁的他便结庐隆中(今湖北襄樊西),过起了“躬耕陇亩”的隐居生活。这期间,他一面潜心读书,努力通悉兵书战策、天文地理,一面四处游学,结识了颍川(今河南中、南部)石广元、徐元直,汝南(今河南上蔡一带)孟公威等名士。石、徐、孟三人读书务求精熟,诸葛亮却“独观其大略”,透露出卓荦不凡的个性。他身高八尺(约合今1。86米),平素好为《梁父吟》,经常自比为管仲、乐毅,当时人大多并不认同,唯有徐元直和博陵(今河北蠡县南)崔州平相信他不是吹牛皮。他还得到了老一辈的襄阳名士庞德公、司马徽的赏识,庞德公将他比作“卧龙”;沔南(今湖北沔阳)名士黄承彦也看中了他,主动招他作女婿。后来他在《出师表》里追述青年时期的这段人生历程,概括为“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

究其实,“苟全性命于乱世”确是实情,“不求闻达于诸侯”则有点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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