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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安二十二年（217）鲁肃病逝，时年四十六岁。孙权为他举哀，并且亲自送葬。诸葛亮也表示哀悼。吴国史志《吴书》评述说，“肃为人方正，寡于玩饰，内外节俭，不务俗好。治军整顿，禁、令必行，虽在军陈（阵），手不释卷。又善谈论，能属文辞，思度弘远，有过人之明。周瑜之后，肃为之冠。”本传中裴注照引，说明裴松之心目中的鲁肃，正是这样令人景仰。后来孙权对陆逊谈到他对周瑜、鲁肃、吕蒙三个人的评价，称鲁肃初次“孤与宴语，便及大略帝王之业，此一快也”；赤壁之战前鲁肃独言不可迎曹，“劝孤急呼公瑾，付任以众，逆而击之，此二快也”；后来劝借荆州给刘备，“是其一短，不足以损其二长也”。孙权“忘其短而贵其长”，常将鲁肃比方为东汉初年的大功臣邓禹，可见倚重之深。直到称帝时，孙权还特别对公卿们提到“昔鲁子敬尝道此，可谓明于事势矣”。
接替鲁肃出任东吴西部战线主帅的是吕蒙。吕蒙（178—219）
字子明，汝南富陂（今安徽阜南）人。与周瑜、鲁肃出身世族富家，自幼博学多识不同，他出身贫贱，粗野无文，十几岁便跟随姐夫邓当投到孙策麾下参与征战。那时他就有“不探虎穴，安得虎子”的英勇气概，孙策“奇之，引置左右”，邓当死后即任他为别部司马。
孙权统事后，“从讨丹阳，所向有功，拜平北都尉，领广德长”。建安十三年（208）跟随孙权西征黄祖，黄祖令都督陈就率领水军堵截，吕蒙作先锋奋勇争先，“亲枭就首”，大呼猛进，夺得首功。孙权论功行赏，擢升吕蒙为横野中郎将。实践中屡建军功，孙权倍加关爱，对他和蒋钦说“宜学问以自开益”。吕蒙推辞说：“在军中常苦多务，恐不容复读书。”孙权就用自己“统事以来，省三史、诸家兵书，自以为大有开益”，以及“（汉）光武（刘秀）当兵马之务，手不释卷”，曹操“老而好学”作例子，苦口婆心地指导吕蒙“急读《孙子》、《六韬》、《左传》、《国语》及三史”。吕蒙听进去了，从此“笃志不倦，其所览见，旧儒不胜”，从一介武夫变成了一位儒将。
鲁肃代周瑜前往陆口就任的时候，途经吕蒙驻地，“意尚轻蒙”。吕蒙问鲁肃“与关羽为邻，将何计略以备不虞”，鲁肃竟说“临时施宜”。吕蒙认为“今东、西虽为一家，而关羽实熊虎也，计安可不豫定”，当即替鲁肃谋画了“五策”。鲁肃大为惊奇，“越席就之”，拊其背说：“吾谓大弟但有武略耳，至于今日学识英博，非复吴下阿蒙！”特地拜见了吕蒙母亲，然后“结友而别”。后来孙权对陆逊评说吕蒙，还作出了“学问开益，筹略奇至，可以次于公瑾，但言议英发不及之耳”，“图取关羽，胜于子敬”的高下之分。
从用兵打仗看，孙权所说确有依据。赤壁之战中，吕蒙协助周瑜、程普“西破曹公于乌林，围曹仁于南郡”，战功卓著。其后双方争夺南郡，周瑜派甘宁“前据夷陵（今湖北宜昌东）”，曹仁分兵围攻夷陵，甘宁“困急”而求救。周瑜兵力不足，不少将领都反对分兵救援，吕蒙却建议留下凌统留守大营，保其“能十日守”，自己则随周瑜“解围释急”。又出险道设伏计，周瑜全部采纳了。结果取得了“曹仁退走，遂据南郡，抚定荆州”的完胜，因功擢升为偏将军。建安十六年（211）跟随孙权到东线抗御曹操，孙权打算在濡须口（今江苏无为）夹水设坞，不少将领都说“上岸击贼，洗脚入船，何用坞为”，只有吕蒙支持。他分析道：“兵有利钝，战无百胜，如有邂逅，敌步、骑蹙人，不暇入水，其得入船乎？”孙权称“善”，遂得“备御甚精”。十八年（213）曹操率军来攻，相距月余不能下，只好退去。曹操委任朱光为庐江太守，在皖城（今安徽潜山）大开稻田，并且派间谍到鄱阳（今江西波阳）招诱内应。吕蒙对孙权说：“皖田肥美，若一收孰（熟），彼众必增。如是数岁，操态见矣，宜早除之！”于是有十九年（214）孙权亲征皖城之战。孙权问攻城方法，好多人主张作土山，吕蒙认为土山“必历日乃成，城备既修，外援必至，不可图也”，必须“四面并攻”，速战速决。孙权依计攻皖，甘宁督攻在前，吕蒙精锐继之，拂晓发动进攻，食时即已破城。这一仗打得干净利落，生俘朱光及其参军董和，虏还部众达三万多人。曹操大将张辽引军来援时，半道得知皖城已失，只好退转去。在鲁肃逝世后，东吴将领不乏优秀者可以继任，但唯有吕蒙最能让孙权放心。
吕蒙作为一个杰出军事家，战略关注与周瑜接近，主要着眼于有利东吴的现实军事利益，而不像鲁肃那样，更加重视相对长远、相对全面的大局把握。鲁肃主持西线军务时，他就密陈过意见，认为关羽“君臣矜其诈力，所在反复，不可以腹心待”，应当“于（东吴）强壮时图之”。孙权曾打算北取徐州，他认为不妥，“不如取羽，全据长江，形势益张”，孙权“尤以此言为当”。因而他一继鲁肃担任汉昌太守，主持西线军务，便着手实施“取羽”计划。他深知关羽勇武骄矜，不宜力攻，便决定纵其骄气，伺其疏漏，准备智取。第一步，初到陆口时，表面上做出比鲁肃还鲁肃的友好姿态，“倍修恩厚”，麻痹关羽。第二步，关羽北上樊城与曹魏作战，“留兵将备公安、南郡”，他看穿了关羽是对自己不放心，害怕自己趁机进攻公安、南郡，便“以治疾为名”返回建业（今江苏南京），以进一步诱惑关羽放松军备。第三步，把兵不厌诈进行到底，在建业放出“病笃”的假消息，暗地里却向孙权建议，由当时尚不知名的陆逊代理他的职务，让关羽误以为吴中已无人可派。关羽果然上当，把留守兵力抽调樊城，造成了后方空虚。第四步，趁关羽在樊城获胜，一面让陆逊出面祝贺关羽，一面由自己潜至寻阳（今湖北黄梅县西南），率领精兵藏在大船中，摇橹的士兵全都穿着白色的商人服装，“昼夜兼行，至羽所置江边屯候，尽收缚之”，完成所谓“白衣渡江”。公安守将傅士仁、南郡守将糜芳望风投降，关羽还一无所闻。
第五步，入城后严明军纪，对关羽及其将士家属皆予抚慰，秋毫无犯。并让将士家属们给从征的亲人传信，让他们知道“家门无恙，见待过于平时”，从而导致了“羽吏士无斗心”。终于俘获关羽父子，“荆州遂定”，实现了孙坚、孙策、孙权父子垂三十年全取荆州的心愿。如此不战而屈人之兵，全面彰显仁义之师，在整个三国历史时期别无二致。至此，三国鼎立格局也才最终确立，时在公元219年。
吕蒙居功至伟，孙权拜他为南郡太守，封孱陵侯，赐钱一亿，黄金五百斤。吕蒙固辞金钱，孙权不许。他原本真正有病，带病完取荆州后，封爵仪式尚未举行，就一病不起了。孙权把他迎接到公安，安置在内殿，千方百计治疗抢救，甚至于悬赏千金，招募“能愈蒙疾者”。孙权每天都隔着壁缝观察病情，见他稍能下食就高兴，顾左右言笑，病势稍一加重就忧闷，夜不能寐。一度有所好转，群臣交相庆贺。但终于不治，“年四十，遂卒于内殿”。临终前，吕蒙遗嘱把“所得金宝诸赐”全部上交府藏，没有留给三个儿子，丧事也是务求简约，表现出了上下五千年罕有能及的道德风范。陈寿评论他“初虽轻果妄杀，终于克己，有国士之量，岂徒武将而已矣”，说得过于简略。
吕蒙早已推荐陆逊接替自己。陆逊（183—245）字伯言，吴郡吴县（今江苏苏州）人，本名议，后称逊。他出身在江东一个世族大家。21岁时，被孙权召入幕府，历行东、西曹令史（相当于今秘书），出为海昌（今浙江余杭东南）屯田都尉，代理县令。那里土地贫瘠，又遇连年干旱，他开仓赈济贫民，劝督农桑，被县民称为“神君”（见《世说新语》引《吴书》）。当时会稽一带山越人暴动，陆逊召兵讨平，“所向皆服”，收集部曲两千余人。鄱阳（今江西波阳）地区的“贼帅”尤突作乱，他又去讨平。两次军事行动，初露军事才能，升任定威校尉。孙权把孙策女儿许配给他，从此他有了“国戚”身份，成为孙权心腹之一。他建议剿抚并用，收服山越人，“取其精锐”以利“图远”。孙权纳其策，用为帐下右部督。陆逊讨伐丹阳郡“贼帅”费栈，以少胜多，一战而建功，俘获的山越人“强者为兵，羸者补户，得精卒数万人”，还驻芜湖。会稽太守淳于式举报他“枉取民人，愁扰所在”，陆逊面见孙权，却称淳于式为“佳吏”。孙权说，人家告你状，你去称赞他，为什么？陆逊说淳于式之所以告我，是“意欲养民”，出发点是好的；我若挟私报复，就会扰乱圣听。孙权赞赏他“此诚长者之事，顾人不能为耳”，更加信任了。
建安二十四年（219），吕蒙为麻痹关羽，称病回到了建业。陆逊往见吕蒙，畅述己见：“羽矜其骁气，陵轹于人。始有大功，意骄志逸，但务北进，未嫌于我。有相闻病，必益无备。今出其不意，自可禽（擒）制。下见至尊，宜为好计。”吕蒙正需要一个心气相通、见识一致的人出面代己，便向孙权推荐道：“陆逊意思深长，才堪负重，观其规虑，终可大任。而未有远名，非羽所忌，无复是过。若用之，当令外自韬隐，内察形便，然后可克。”孙权原本就信任陆逊，如今又得吕蒙厚荐，当然是深信不疑，立即召见陆逊，拜为偏将军、右部督，让他到陆口代替吕蒙主持西线的军务。陆逊果然不负重托，“外自韬隐”做得来天衣无缝，让关羽读过他的卑辞颂扬书信之后，判定这个“书生疏迟”，小菜一碟，于是“意大定，无复所嫌”。关羽一调走留守部队，陆逊当即又“内察形便”，捕捉到了稍纵即逝的“取羽”良机，向孙权“陈其可禽（擒）之要”。于是才有了吕蒙“白衣渡江”，陆逊与其同为前部，连克公安、南郡。陆逊领军乘胜前进，领宜都太守，拜抚边将军，封华亭侯。关羽军无斗志，不敢南下收复失地，只好向西逃跑。十一月逃至麦城（今湖北当阳东南），被吴军包围，被迫竖起假降之旗。关羽带领十余骑突围，于临沮（今湖北远安北）被俘，所部土崩瓦解。陆逊挥师西进，一直打到秭归（今属湖北），斩获招纳夷、汉兵将“凡数万计”。第一次出任将帅，便取得了周瑜、鲁肃未能完成的全占荆州大胜，陆逊升任为右护军、镇西将军，晋封娄侯。
两年后爆发吴、蜀夷陵之战，陆逊受命任大都督，假节，率五万人抗御刘备。刘备十万大军压境，势不可当，陆逊采取了敌进我退的办法，主动让出不利于作战的三峡地带。公元222年正月，蜀军连营数百里，前锋推进到夷陵，多次平地挑战，山谷设伏，陆逊都不中套应战。随军将领多是孙策旧将，或为公室贵戚，“各自矜持，不相听从”。陆逊案剑宣布：面对强敌“而不相顺，非所谓也。仆虽书生，受命主上。国家所以屈诸君使相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