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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主要着眼点多在“万人敌”，因而常将骁勇善战的关羽、张飞合在一起追捧，也有特别崇拜关羽一人的。据《宋书》、《南史》记载，诸如刘宋时的勇将薛彤、高进之，萧齐时的勇将桓历生、蔡道贵，都被人比作“关张”；而刘宋时的勇将安都单骑突入敌营斩叛将鲁爽，则被人比作关羽斩颜良，陈时名将萧摩诃更以“关羽再世”自我称许和为人称道。与此相映成趣，据《北史》等史籍记载，前秦的勇将王飞、邓羌，北魏的勇将杨大眼、薛延伯等，同样以关羽作比，并不认为“非我族类”。如此奇妙，似不可理解实可理解，就同尔后唐、宋、元、明、清1400余年一样，汉族统治阶层往往越衰弱时越推崇关羽，少数民族统治阶层却是入主中华后备加讲究推崇关羽，俨然成为一种中国传统特色。统治思想融入了民间，得到广泛的认同，宋、元以降关羽就成了中华多民族所共认的第一名将。
与族群精神寄托催生的英雄崇拜几乎同时，都有民俗化选择的佛、道两大宗教，先后把关羽请进自己的教门供奉，佛教在其间起着导夫先路的作用。南北朝时期佛教盛行，关羽生前的福祸交集之地荆州江陵一带，神祠尤其昌盛。《宋书·陆法和传》记载，陆法和得到神灵相助，虏获任约，传说将神灵与关羽相连。唐人董侹撰《贞元重建庙记》，不仅认定这件事，而且还说在陈废帝光大年间（567—568），佛教天台宗四祖智凯从天台山来到当阳玉泉山，坐禅于乔木之下，夜梦关羽显灵。传说智凯为弘扬佛法，在玉泉山修建显烈庙安置关羽，从此关羽护佑一方，成为佛寺护法伽蓝，《三国演义》所写的关羽玉泉山显灵即由传说演绎而成。民间还流传另外一个说法，说是佛教禅宗五祖弘忍之徒神秀，因为作偈输给了慧能，便于弘忍圆寂后另立禅宗北派，以与慧能的禅宗南派对立。神秀在当时玉泉山立庙，供关羽为护法伽蓝，声势大振。从此以后，禅宗和天台宗都争奉关羽，南北各地的佛寺宝刹多以关羽为护法神，历朝积代，达到了“中原有地皆修祠，故土无人不荐香”的地步。
道教尊奉关羽虽比佛教晚，但后来居上，层次更高。集中表现于，借用皇权来凸显关羽，把关羽抬到凡人难及的尊崇地位。唐、宋帝王都尊道，唐太宗李世民诏称“朕之本系，起自柱下（指李耳，即老子）……道士女冠，可在僧尼之前”（见《唐大诏令集》），唐高宗李治追尊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已开追尊非皇室人为王为帝之先河。宋代国势虚弱，先后受北方辽、金侵凌欺辱，政治上、精神上都有借古喻今，宣扬义勇的需要，皇权需求与宗教灵应结合起来，关羽竟成为不二人选。宋哲宗赵煦首封关羽为显灵王，宋徽宗赵佶又先后封关羽为崇宁真君、武安王和义勇武安王，神号和王号由兹附于关羽一体。南宋偏安江南一隅，宋高宗赵构依样画葫芦，加封关羽为壮缪义勇王，宋孝宋赵昚则改封关羽为英济王。蒙古人入主中原，接受汉文化，同样要彰显义勇精神，元文宗图贴睦尔来了一个大凑合，封关羽为显灵义勇武安英济王，创下关羽王衔谥号的新高。明神宗朱翊钧更升了一级，万历十八年（1590）封关羽为协天护国忠义帝，自兹称“关帝”；万历四十二年（1614）封关羽为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镇天尊关圣帝君，从兹称“关圣”。其间不动声色地发生一种微妙变化，就是“忠义”取代了“义勇”。其政治背景在于，当时明王朝由盛转衰，内忧、外患积重难返，皇权亟需“伏魔”、“护国”。而在道教体系中，伏魔大帝、关圣帝君又称为荡魔真君，与华光大帝、赵公元帅、温琼元帅并称为“护法四元帅”。他既是武神，又是财神，还具备司命禄、佑科举、祛病除灾、驱邪避恶、诛伐逆乱、纠察冥司、庇护商贾招财进宝的法力，因而受到广泛膜拜。
清代满族帝王虽然不信奉道教，但从入关前开始，就从皇权的根本利益出发，自觉地认同集忠义节气于一体的关羽。清世祖福临与蒙古族诸汗结为兄弟，就明确地宣示：“亦如关羽之与刘备，服事唯谨也。”因此，顺治元年（1644）便将关羽封为忠义神武关圣大帝。他们还认为，满族帝王入主中原多赖关圣帝君的神佑，应与孔子同样尊崇，故以孔子为“文圣”，关羽为“武圣”。清圣祖玄烨于康熙四十二年西巡途中，特意拜谒关羽祖籍山西解州关帝庙，题赐“义炳乾坤”匾额。雍正四年（1726），清世宗胤祯别出心裁，又追封关羽的远祖、祖父、父亲为公爵。自乾隆以降，历嘉庆、道光两代，关羽的谥封增加到了二十六个字———忠义神武灵佑仁勇威显护国保民精诚绥靖羽赞宣德关圣大帝，显赫到了登封造极。帝号无以复加了，清文宗奕乃在咸丰五年（1855）追封关羽远祖为光昭王，祖父为裕昌王，父亲为成忠王。清承明制，祭关圣大帝列入国家祭典，连清廷皇宫也供奉着关羽神位。
族群、宗教与皇权三位一体，纠葛互动，深层的文化根基在于儒家思想。孔子宣仁讲义，孟子说得更为明白：“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孟子·梁惠王章句上》）照孟子所说，儒家思想最高的道德行为准则就是“仁义”，二者既可合言，又各有其涵蕴。
“仁，人心也；义，人路也”（《孟子·告子章句上》），或者“仁，人之安宅也；义，人之正路也”（《孟子·离娄章句上》），就揭示了“仁”主要侧重于规范人的精神诉求，“义”主要侧重于规范人的行为趋向。
孟子还说，“仁之实”突出反映在如何“事亲”，“义之实”突出反映在如何“从兄”（《孟子·离娄章句上》）。自汉代“独尊儒术”，经汉儒改造过的儒术政治、人伦指导思想“三纲五常”，本源都在其间。用以看三国名将，实事求是地就“义”讲“义”，曹魏的张辽、徐晃，蜀汉的赵云、姜维，孙吴的周瑜、陆逊等人，都可以与关羽一较高下强弱；但他们没有“从兄”这一条，再加上魏、吴不算“正统”，所以都沾不上边。张飞虽然有“从兄”这一条，并且同属一个阵营，但没有“身在曹营心在汉”，败走麦城不屈死那样的特殊经历，因而也归于淘汰之列。唯有关羽的毕生行为趋向，可以充当“义”的样板诠释符号，故尔他成了不二人选。与孔子相附，孔子主要是精神师表，诠释了“仁”，理所当然算“文圣人”；而关羽则被捧为行为楷模，诠释了“义”，顺理成章地罩上了“武圣人”光环。正由于这个缘故，千百年以来，特别是明、清以降，统治中国的思想文化核心主题一个是“文圣人”孔子代表的“仁”，一个是“武圣人”关羽代表的“义”，而且“武圣人”关羽及其代表的“义”更广泛、更深远地影响民间。
其所以更广泛、更深远地影响民间，从清代到民国，还不能忽视帮会的介入和作用。清初的不少前明遗民，抱着狭隘而又执著的族群偏见和正统观念，竭尽志力地追求“反清复明”，天地会和白莲教就是其中的两大帮会组织。清末民初的革命党人陶成章在《教会源流考》中说，天地会又称“洪门”，“因明太祖年号洪武，故取以为名”；“亦称汉留，始倡者为郑成功等人”。其起源还有别的几种说法，历来众说纷纭，迄今还不能独取一说。但陶成章说的“凡所谓三合会、三点会、哥老会等，以及种种之诸会，亦无非天地会之支派”，其活动遍及大江南北，长城内外，群众基础相当深厚，历来既有革命性又有破坏性却是可以相信的。其中的哥老会俗称“袍哥”，发端于四川，流布于云南、贵州、湖北、湖南、江西、广东、广西、陕西、甘肃等省区，踪影遍及全国，颇能代表天地会的会规和习俗。
从清初到民末，袍哥组织扎根于社会各个阶层，上至军阀政要、富绅巨贾，下至贩夫走卒、三教九流，都依不同社会身份分别归属仁、义、礼、智、信五大堂口，以开山立堂、歃血盟誓、义结金兰的方式纠结为帮会。各个袍哥堂口共同供奉的主神，就是“武圣人”关羽。袍哥开山堂要烧三把半香，一把香表示效法春秋时期的羊角哀、左伯桃结为生死之交，二把香表示效法三国时期刘、关、张桃园三结义，三把香表示效法北宋的梁山一百零八将，另外半把香表示对于隋末唐初的瓦岗寨结义英雄单雄信拒不投唐，临刑前只有秦叔宝一人到法场哭祭送别的追怀。开山立堂仪式开始后，正、副龙头大爷要率全堂哥弟望空遥拜，赞《迎圣令》：“恭迎圣驾，銮卫遥临；桃园千古，帝君一人。恭维圣帝，万世人杰；大义参天，于今为烈！”经过一系列仪式之后，各归位次，香长还要传《汉留道令》：“天下袍哥是一家，汉留大义总堪夸；结成异姓同胞日，香堂盛开棠棣花。”十分明显，袍哥崇拜关羽，高举的旗帜正写着“义”字。袍哥的“义”自然包含了忠义、仁义、节义，但精要在于侠义，亦即所谓“江湖义气”。这“江湖义气”，历来远不只是袍哥讲，而是天地会之类的帮会一概都讲。从清初到民末的两百多年间，帮会组织比宗教、皇权更具社会渗透性，因而“江湖义气”也更具民间亲和力，江湖“关圣人”并不完全等同庙堂“关圣人”。
生前“万人敌”的关羽，演变为身后“武圣人”的关羽，脉络大体上理清楚了。显而易见，由族群、宗教、皇权合力打造出来的“武圣人”关羽，尽管闪现着三国历史上的那一个具体的“万人敌”关羽的影子，但二者之间决非一而二、二而一的原型与再现关系。同样是后来打造，庙堂版的“武圣人”关羽，也与江湖版的“武圣人”关羽既有同一性，又有差异性，因为帮会对庙堂从来就是有即有离，相同的话语用辞涵义并不完全一致。族群也好，宗教也好，皇权也好，历朝历代的统治阶层那样热衷于打造“武圣人”关羽，把他神圣化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甚至举世无匹的状态，排除其间固有的特殊利益成分，应该说，时至于今乃至于百代以后，诸如精忠报国、取义成仁、勇武刚毅、诚信劲节之类的道德行为激励，仍不失为一笔珍贵的精神财富。无论过去、现在或将来，在民族尊严和国家利益的基准线上，江湖与庙堂都可以保持心气相通。
然而，历代封建统治阶层多曾因袭传沿的那种说的是一套，做的是另一套，灌输臣民的是一套，放纵自身的是另一套的虚伪根性和丑恶作派，又常使“义”字旗号蒙尘或污损。一个殷鉴未远的史例，距今不过百把年：1900年“八国联军”侵占北京，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逃往西安避难，途经山西时，晋商“日德昌”商号承担起了全部费用，还送给他们不菲的旅资，事后慈禧赐匾“急公好义”嘉奖。但随之而来，清政府和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