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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寒行》和《却东西门行》都写军旅生涯体验和感受，用比兴，用倒唱、顺唱对衬，客观伤时和主观伤怀悉皆痛切彻骨，真实感人，而且具有相当浓厚的汉乐府情味。四言诗当时业已式微，曹操旧瓶装新酒，借以抒怀言志，也为一时之冠。如《短歌行》为争取荀彧而作，活用《诗经》“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二句和“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四句，倾吐“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的衷情，诚朴的语词、吞吐的笔致寓入了丰沛的情愫、雄健的气势。《步出夏门行》第一首《观沧海》和第四首《龟虽寿》，前者描写其“东临碣石，以观沧海”的所见所感，后者畅述其“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所思所愿，既有“霸气”又有“菩萨气”（谭元春语，见《古诗归》），可谓四言绝响。陈祚明认为“曹孟德诗如摩云之鵰，振翮捷起，排焱烟，指霄汉，其回翔扶摇，意取直上，不肯乍下，复高作起落之势”（《采薇堂古诗选》），或许有过誉之嫌。不过无论怎么说，曹操以其积极趋时进取的自由心态从事诗歌创作，的确开了建安诗风。
曹丕一生只活了40岁，但他“好文学，以著述为务”，在皇帝作家中堪称前无古人，后少来者。他的诗，气宇比乃翁曹操逊色，艺术成就却在其上。撇开他和曹植都凭着天潢贵胄身份，写过一些“怜风月，狎池苑，述恩荣，叙酣宴”（见《文心雕龙·明诗篇》）的酬唱诗不说，他的诗题旨归也有不少关涉出师盛况、统一大业、妇女不幸、游子心切的，写什么悉从己意。在怎么写和写得怎么样上，曹丕的过人之处在于，语言精雅，情调谐婉。沈德潜指出，“子桓有文士气，一变乃父悲壮之习矣。要其便娟婉约，能移人情。”
（见《古诗源》）他承继了《古诗十九首》那种情调，而又赋予文士雅化的精醇娟丽，开了后世唯美诗风、婉约诗派的先河。他的七言诗《燕歌行》二首，在汉诗诗体发展史上，尤为七言体诗的发轫佳作，精美浏亮，凄惋动人。曹丕的文学评论，比创作贡献更大。他的《典论·论文》，文学史界公认为中国文学批评专著的发端佳构。两样都是亘古第一人，两样都称佳，他的文学地位和影响自在不言中。
《典论·论文》的特出贡献主要有四点。第一点，曹丕明确地提出，“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文学是否真的那么了不起，姑且不管它。然而，把文学从先秦两汉一以贯之的六经附庸地位切割出来，肯定它的独立性、崇高性和不朽性，无论如何是破天荒的，解放性的，言了前人之未能言和未敢言。第二点，曹丕对不同文体的不同形式要求作出了点画：“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尽管涉及的文体并非都属文学，但这种区分毕竟呼应了文学的独立性，揭示了文体的差异性，为文学未来的演进和发展指出了新方向。第三点，曹丕首倡了“文气”之说，主张“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所谓的“文气”，就是创作主体个人才情性格见诸作品的个性显示。文学个性是文学自由的精魂所在，无论曹丕的说法如何粗砺，他终究是率先强调了重视文学个性，这一贡献丝毫不亚于上述两点，甚或有所过之。第四点，他不仅一般性地批评了“自古而然”的“文人相轻”现象，而且具体性地点评了“建安七子”的长短优劣，并且相当精当。这是积极的文学批评，也是自由的文学批评，他算作了一次示范。建安文学的实践证明，积极而自由的文学批评与积极而自由的文学创作犹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两轮齐动或两翼齐飞才能促进积极而自由的文学大业。
曹植的自然生命也不长，只活了41岁，魏明帝曹叡太和六年（232）便悒郁而终了。但他的文学生命很长，不仅响震于当世，高标逸韵稳居建安文人之首，而且辉耀于千秋，成为中国古代文学长廊里最卓越的诗人之一。以曹丕当上皇帝那年（220）划界，曹植的生活和创作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一时期大致与曹丕相仿，贵公子“怜风月，狎池苑，述恩荣，叙酣宴”自娱自乐，自由自在。大同当中不时流露出小异，一是如《赠徐干》所写的“宝弃怨何人，和氏有其愆，弹冠俟知己，知己谁不然”，宣泄出了对于沉溺优裕生活，难以展示才华建功立业的苦闷。二是如《送应氏》所写的“中野何萧条，千里无人烟，念我平生亲，气结不能言”，对于洛阳历经董卓之乱后近20年未得恢复，满目荒芜，产生了无限感慨。建安二十五年（220）曹丕成为魏文帝，兄弟关系从兹变成君臣关系，政治上争权沦为失败者的曹植从兹屡被贬爵徙封，极为失意。太和元年（227）曹叡即位后，这样的处境仍未改变，使他郁闷、愤激终身。愤怒原本就有助于出诗人，何况他“柔情丽质，不减文章，而肝肠气骨，时有块垒处，似为过之”（钟惺评语，见《古诗归》），后期诗文便充溢着渴望自由、反抗迫害、蔑视庸俗的思想情蕴，以及怀才不遇的愤懑情俗，一时无人可以企及。
钟嵘《诗品》曾说，曹植的五言诗“源出于《国风》，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粲溢今古，卓尔不群”，誉为“譬人伦之有周孔，鳞羽之有龙凤”。这样的类比毋宁有点过头，但曹植的诗歌佳作如《箜篌引》、《怨歌行》、《名都篇》、《美女篇》、《白马篇》、《吁嗟篇》、《弃妇篇》、《赠丁仪》、《赠白马王彪》、《野田黄雀行》、《杂诗》、《七哀诗》等等，的确与《国风》异世同律，使时人攀仰莫及。诸如诗中“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的志气，“白日西南驰，光景不可攀”的怨气，“佳人慕高义，求贤良独难”的怒气，“糜灭岂不痛，愿与株荄连”的郁气，无不宣泄块垒，透见肝肠。而“明月照高楼，流光正徘徊”，“高树多悲风，海水扬其波”，“南国有佳人，容华若桃李”，“惊风飘白日，忽然归西山”之类，语言之华采，音节之铿锵，篇章之宏肆，形象之奇警，果真如张戒所赞“金声而玉振之，辞不迫切而意已独至”（见《岁寒堂诗话》）。从屈原至陶潜七百余年间，若论创作个性之鲜明，主体自由之张扬，可以说曹植独步，三人各是一座高峰。
辞赋，曹植同样本色当行，雄姿鹰扬。他写过不少抒情小赋，情致和词采多如其诗，却不如《洛神赋》。如小序自述，这篇赋是“黄初三年（222），余朝京师，归济洛川（洛水）”，因“感宋玉对楚王说神女之事”而作。通篇取法于战国时期宋玉的《神女赋》，结构布局、人物形貌和衣饰都有沿袭关系，形象描绘、情感意蕴和寄托却超越了《神女赋》。“其形也，翩若惊鸿，婉若游龙”，“仿佛兮若轻云之蔽月，飘摇兮若流风之回雪”，远望“皎若太阳升朝霞”，迫察“灼若芙蓉出渌波”的系列比喻，由静态到动态，由朦胧到显形，由远望到近赏，将洛神之美写得惊艳无比，活脱脱地跃然纸上。既而在人神际遇之间，进一步刻画洛神如何“动朱唇以徐言，陈交接之大纲”，如何“抗罗袂以掩涕兮，泪流襟之浪浪”，由外形而显内情，细致入微，精妙绝肖。似幻似真，瞬即消逝，自然切入了“恨人神之道殊兮，怨盛年之莫当”的情蕴主旨，构建出一种使人怅惘的“遗情想象，顾望怀愁”。“怀愁”的深层，实质上寄寓着曹植的命运嗟叹：
理想的追求可望不可即。较之于宋玉以及诸多汉人大赋，《洛神赋》表达的个人情怀更真切，更可触可摸，更可思可鉴；将汉语的修辞功能和辞赋的抒情功能融合为一，发挥到极致，尤其胜过了那些前人，开通了魏晋南北朝抒情赋的勃兴之路。加上诗歌的杰出成就，完全可以说，曹植政治上理想受抑，对他固然是个不愿接受而又不可抗拒的人生灾难，但对中国文学则是一件幸事。幸就幸在，它让中国历史少了一个或许会像隋炀帝加李后主似的负一流皇帝，多了一个前追屈原、后引陶潜的超一流作家。
“建安七子”中，诗赋成就最高是王粲。《文心雕龙·才略篇》认为：“仲宣（王粲的字）溢才，捷而能密，文多兼善，辞少瑕累，摘其诗赋，则七子之冠冕乎。”他的《七哀诗》三首和《从军诗五首》，分别写乱离感受、羁旅生涯和军旅闻见，都自伤情多，苍凉悲慨。《杂诗》、《公宴诗》和《咏史诗》，也从多角度抒写了他的人生际遇、态度和情调。特别为人称道的，是他羁旅荆州期间写的《登楼赋》。这篇赋，与《七哀诗》第二首“羁旅终无极，忧思壮难任”背景相同，情致相通。由“登兹楼以四望兮，聊暇日以销忧”破题，首先描述了登楼所览，引出“虽信美而非吾土兮，曾何足以少留”的主题浩叹。其次叙写了怀乡深情，缠绵至切，归之于“人情同于怀土兮，岂穷达而异心”。最后从眼中景、心中情提升到社会现实层面，既对“原野阒其无人兮，征夫行而未息”的乱离尘世“意忉怛而憯恻”，更对“步栖迟以徒倚兮，白日忽其西匿”的虚度光阴“心凄怆以感发”，从而表达出“冀王道之一平”的期盼。个人的思想感情与社会的动乱势态、人民的安定希冀息息相连，写景与抒情、用典笔笔相扣，使《登楼赋》与《洛神赋》并为双璧，成为当世抒情赋的代表作。他当时所登之楼在今湖北当阳，而当阳、襄阳、江陵三地后世都有“仲宣楼”，足见这篇赋响及后世何等深远。
陈琳以章表书记见长，章表书记文体本身不属于文学，但赋与骈文形式，又使其可以跻身文学之林。从东汉中、后期始，文章就有了骈化趋向，建安文人慷慨任气，更加推波助澜。诸如曹丕的《典论·论文》、《与吴质书》，曹植的《与杨德祖书》、《求自试表》等等，都以散带骈，气势疏畅，发议纵横捭阖，悚人视听，抒情抑扬往复，悱恻动人。陈琳的诗歌成就不及曹氏兄弟，骈文水准却能够与之上下颉颃。他的《为袁绍檄豫州》、《为袁绍与公孙瓒书》、《檄吴将校部曲》等檄文书信，铺陈辞藻洋洋洒洒，夸张形势贲贲勃勃，指摘丑恶如金针刺穴，陈说利害如疾风掠地，堪称张力十足。如声讨曹操那篇著名檄文，一破题便骂曹氏三代，直令曹操一读，头痛疾立愈，折射出文本的刺激力之强。后来曹操收服陈琳时，责其“恶恶止其身，何乃上及父祖耶”，陈琳答以“矢在弦上，不可不发”，又反映出文气如虹，不可阻遏。而他从政治上数落曹操“身处三公之位，而行桀虏之态，污国虐民，毒施人鬼”，“是以兖豫有无聊之民，帝都有吁嗟之怨，历观载籍，无道之臣，贪残酷烈，于操为甚”，内容且不论，仅从行文的骈偶对称、铺张扬厉来看，已开六朝骈文之先河。同为“建安七子”的阮瑀也写过《为曹公作书与孙权》，王粲也写过《为刘荆州与袁谭书》、《为刘荆州与袁尚书》，辞章风貌与陈琳檄文颇为近似，但委婉切致，雄健恣肆却不能及。
曹魏政权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