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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不敢来，她偷了我的戒指，怕我向她要回来。”
这个我童年记忆里阴森的老女人，用阴森的语调逐个向我介绍像片上的人以后，才让我离开她那间可怕的屋子。后来我再也不敢去国庆家中，即使有国庆陪伴我也不敢接近这个恶梦般的女人。直到很久以后，我才感到她其实并不可怕，她只是沉浸在我当时年龄还无法理解的自我与孤独之中，她站在生与死的界线上，同时被两者抛弃。
我第一次登上国庆家的楼房，是那样惊讶地看到远处的一切。仿佛距离突然缩短了，一切都来到眼皮底下。田野就像山坡一样，往上铺展开去，细小走动的人让我格格笑个不停。这是我第一次真实感到，什么叫无边无际。
国庆是一个把自己安排得十分妥当的孩子，他总是穿得干干净净，口袋里放一块叠得方方正正的小手帕。我们站成一队上体育课时，他常常矜持地摸出手帕擦一下嘴。他那老练的动作，让鼻涕挂在胸前的我看到发呆。而且他像个医生那样拥有自己的药箱，那是一个小小的纸板盒，里面整齐地放着五个药瓶。他将药瓶拿出来向我介绍里面的药片治各类疾病时，这个八岁的孩子显得严肃和一丝不苟，我崇敬的*劬吹降囊巡皇峭*龄的孩子，而是一位名医。他总是随身携带这些药瓶，有时他在学校操场上奔跑时会突然站住，用准确自信的手势告诉我，他身上哪儿患病了，必须吃什么药。于是我跟着他走进教室，看着他从书包里拿出药箱，打开瓶盖取出药片，放入嘴中一仰头就咽了下去。就那么干巴巴地咽下去，他都不需要水的帮助。
国庆的父亲，是个令我生畏的人，在他感到身体不舒服时会走向他的儿子。那时我的同学就充满激情了，他清脆的嗓音滔滔不绝，他会仔细询问父亲不舒服的来龙去脉。直到父亲很不耐烦地打断他，他才结束自己滔滔不绝的废话，改用熟练的动作打开他那神圣的纸板盒，手在五个药瓶上面比划了几下，就准确地拿出了父亲需要的那种药。当他将药递过去时，就不失时机地向父亲要五分钱。那一次他父亲答应了准备去取钱时，他迅速地递上去一杯水，体贴地让父亲吃药，自己走过去把手伸入父亲扔在床上的衣服口袋，伸出来后向父亲展示了五分的硬币，然后放入自己口袋。当我们一起向学校走去，他却从口袋里摸出两个五分硬币。国庆是一个慷慨的同学，他告诉我另一个五分是为我拿的。随即他就实现了自己的诺言，我们一人吃一根冰棍。
我一直没有见过国庆的母亲，有一次我们三人在旧城墙上玩耍，挥舞着柳枝在黄色的泥土上奔跑，用呐喊布置出一场虚构中的激战。后来我们疲惫不堪地坐了下来，是刘小青突然问起了国庆的母亲。国庆说：
“她到天上去了。”然后他指了指天空：“老天爷在看着我们。”
那时的天空蓝得令人感到幽深无底，天空在看着我们。三个孩子被一种巨大的虚无笼罩着，我内心升起一股虔诚的战栗，辽阔的天空使我无法隐藏。我听到国庆继续说：“我们做什么，老天爷都看得一清二楚，谁也骗不了它。”
对国庆母亲的询问，所引发出来对天空的敬畏，是我心里最初感到的束缚。直到现在，我仍会突然感到自己正被一双眼睛追踪着，我无处可逃，我的隐私并不安全可靠，它随时面临着被揭露。小学二年级的时候，我和国庆出现了一次激烈的争吵。争吵的话题是如果用麻绳将世界上所有的原子弹绑起来爆炸，地球会不会被炸碎。这个问题最先来自于刘小青，他想出用麻绳捆绑原子弹，让我现在写下这些时不由微微一笑。我清晰地记起了当初刘小青说这话时的神态，他是将快要掉进嘴巴的鼻涕使劲一吸，吸回到鼻孔后突发奇想说这番话的。他吸鼻涕的声音十分响亮，我都能感觉到鼻涕飞入他鼻孔时滑溜溜的过程。国庆支持了刘小青，他认为地球肯定会被炸碎，最起码也会被炸出一个可怕的大洞。那时候我们所有的人都会被一阵狂风刮得在天上乱飞乱撞，而且有一种吓人的嗡嗡声。就像我们的体育老师那样，鼻子上有洞，说起话来嗡嗡地有着北风呼啸的声响。我不相信地球会被炸碎，就是一个大洞我也认为不可能。我的理由是原子弹是由地球上的东西做成的，原子弹小地球大，大的怎么会被小的炸碎？我激动地质问国庆和刘小青。
“你们能打败你们爹吗？打不败。因为你们是你们爹生的。你们小，你们爹大。”我们都无法说服对方，于是三个孩子走向了张青海，那个打毛衣的男老师，指望他能够做出公正的判决。那是冬天的中午，我们的老师正坐在墙角里晒太阳，他织毛衣的手滑来滑去，像女人的手一样灵巧。他眯着眼睛听完我们的讲叙后，软绵绵地训斥道：“这是不可能的。全世界人民都是爱好和平的，怎么会把原子弹绑在一起爆炸？”我们争论的是科学，他却给了我们政治的回答。于是我们只能继续争吵，到后来成了攻击。我说：“你们懂个屁。”他们回报我：“你懂个屁。”
我那时被怒气冲昏了头脑，向他们发出很不现实的威胁，我说：“我再也不理你们啦。”
他们说：“谁他娘的要理你。”此后的时间里，我必须为自己不负责任的威胁承担后果。国庆和刘小青正如他们宣告的那样，不再理睬我。而我在实现自己的威胁时，却显得力不从心。他们是两个人，我只是一个人，问题的关键就在这里，他们可以坚定地不理我，我则是心慌意乱地不理他们。我开始独自一人了，我经常站在教室的门口，看着他们在操场上兴奋地奔跑。那时我的自尊就要无情地遭受羡慕的折磨。我每天都在期待着他们走上前来与我和好如初，这样的话我既可维护自尊，又能重享昔日的欢乐。可他们走过我身旁时，总是挤眉弄眼或者哈哈大笑。显而易见，他们准备长此下去，这对他们来说没有丝毫损失。对我就完全不同了，放学后我孤单一人往家走去时，仿佛嘴中含着一棵楝树果子，苦涩得难以下咽。
过久的期待使我作为孩子的自尊变得十分固执，另一方面想和他们在一起的愿望又越来越强烈。这两种背道而驰的情感让我长时间无所适从后，我突然找到了真正的威胁。我选择了国庆回家的路上，我飞快地跑到了那里，等着他走来。国庆是一位骄傲的同学，他看到了我时摆出一副坚决不理睬的样子。而我则是对他恶狠狠地喊道：
“你偷了你爹的钱。”他的骄傲顷刻瓦解，我的同学回过头来冲着我喊叫：“*颐*有，你胡说。”“有。”我继续喊道。然后向他指出就是那次他向父亲要五分钱，结果却拿了一角钱的事。“那五分钱可是为你拿的呀。”他说。
我可不管这些，而是向他发布了威胁中最为有力的一句话：“我要去告诉你爹。”我的同学脸色苍白，他咬着嘴唇不知所措。我是这时候转身离去的，像一只清晨的公鸡那样昂首阔步。我当时心里充满了罪恶的欢乐，国庆绝望的神色是我欢乐的基础。
后来我也以近似的方式威胁了王立强，那个年龄的我已经懂得了只有不择手段才能达到目的。威胁使我在自尊不受任何伤害的前提下，重获昔日的友情。我用恶的方式，得到的则是一种美好。翌日上午，我看到国庆胆怯地走过来，用讨好的语气问我愿不愿意上他家楼上去看风景，我立刻答应了。这一次他没叫上刘小青，只有我们两个人。在走去的路上，他轻声恳求我，别把那事告诉他父亲。我已经获得了友情，又怎么会去告密呢？抛弃
国庆在九岁的一个早晨醒来时，就必须掌握自己的命运了。在离成年还十分遥远，还远没有到摆脱父亲控制的时候，他突然获得了独立。过早的自由使他像扛着沉重的行李一样，扛着自己的命运，在纷繁的街道上趄趄趔趔不知去向。
我可怜的同学那天上午是被一阵杂乱的声响从睡梦里惊醒的。那是初秋的时节，这个睡眼惺松的孩子穿着短裤衩走到了门口，看到父亲正和几个成年的男人在搬家中的物件。
最初的时候，国庆喜悦无比，他以为是要搬到一个全新的地方去居住。他的喜悦和我当时离开南门时的喜悦十分近似，可他接下去面临的现实则比我糟糕得多。
我的同学用和那个清晨一样清新的嗓音问父亲，会不会搬到一个到处都有长翅膀的白马那里去。一惯严肃的父亲没有被儿子的幻想所感动，相反他对儿子的荒唐想法显得很不耐烦，他让儿子走开，对他说：
“别挡着道。”于是国庆回到了自己的卧室，他是我们这群孩子中最为懂事的，可他当时的年龄还无法预见以后。他兴致勃勃地整理起了自己的东西，那些半新不旧的小衣服，以及他收藏的螺帽、小剪刀、塑料手枪一大堆乱七八糟的东西，他却有能力将它们整齐地放入一个纸板箱中。他是在一片嘈杂的声响里进行自己愉快的工作，并且不时跑到门口，自豪地看着他父亲在搬家具时，显露出来令他崇拜的力气。然后轮到他自己了，我的同学竟然还能搬动那只和他人差不多大小的纸板箱。他是擦着墙壁一点一点移过去的，他知道墙壁也是一只手，而且是一只有力的手。他虽然精疲力竭，可他的眼睛是那么骄傲地望着从楼梯里上来的父亲，他的父亲却冷冷地对他说：“你搬回去。”
我的同学只能竭尽全力地无功而返，他的头发因为满是汗水，被他胡乱摸弄后犹如杂草丛生。那一刻他也许真有些不知所措了，他坐在一把小椅子里使用起了有限的思维。任何孩子都不会把自己的以后想得糟糕起来，现实还没有这么训练他们。国庆那时的思维就像操场上的皮球一样乱蹦乱跳，过于顽皮的思维很难和父亲有关，他想到别处去啦。后来他喜气洋洋地看着窗外的天空。我不知道他是否想象出了一匹白马在空中展翅飞翔。家中乱七八糟的声响一遍一遍走下楼梯，他似乎有所感觉，但他没有进一步去知道这些声响已被安放在了三辆板车上，所以他也没有听到车轮滚动。他那像蝙蝠一样瞎飞的思维终止时，父亲已经走入他的屋中，一个严峻的现实站在了他的身旁。国庆没有告诉我们当初的详细情景，而且我和刘小青都还年幼无知，是后来的事实让我明白了国庆已被他的父亲抛弃。我不喜欢国庆的父亲不仅是因为他做了这种事，这个我见到过多次的男人，有着让我心里发虚的严厉。现在我寻找这个记忆中的形象时，突然感到他和我想象中祖母的父亲有些近似。我第一次见到他时，他如同审问一样对我的来历盘根问底，当国庆替我说话时，他冷冷地打断我的同学：
“你让他自己说。”他当初咄咄逼人的目光让我心里发抖。他走入国庆房间时肯定也使用了这样的目光。但他的声音可能是平静的，甚至可能有一些温柔。他告诉儿子：“我要去结婚了。”
接下去是要国庆明白以后的事实，十分简单，父亲不可能再照顾他了。我的同学那时的年龄显然无法立刻领会其间的严酷，国庆傻乎乎地看着他的父亲。这个混帐男人留下了十元钱和二十斤粮票后，就提起两只篮子下楼了。篮子里装的是最后要拿走的东西�